有这样一位可敬的老人
今天我要写的一位可敬的老人，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分管外国文学出版工作的副总编辑孙绳武老先生，他是翻译界和出版界的老前辈，我和与我同辈的朋友都尊称他为孙老。
我认识孙老是在“三套丛书”工作组。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中宣部直接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牵头，成立了一个由国内权威专家组成的编委会，规划出版三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这三套丛书原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由于上海方面的争取，得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首肯，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和出版局领导陈原的支持，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参与了丛书的出版工作，主要是外国文学名著部分。正在丛书起步之际，国内文艺政策日渐“左”化，以致出版工作如走钢丝，寸步难行，最后竟在“文革”中被完全禁锢。
70年代初中央召开了出版工作座谈会，决定逐步恢复出版工作，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结束，出版工作全面恢复，上海方面决定将原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分离出来，加上其他出版社的个别外文编辑，组建上海译文出版社。“三套丛书”的工作也相应恢复，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叶水夫、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孙绳武和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包文棣等三人为首组成一个丛书出版工作组，负责丛书出版的工作协调、组稿等事务。我有幸参与了工作组工作，因此认识了孙老。
孙老是一位非常和蔼亲切、诚恳谦和的老前辈，对下属、年轻朋友都充满爱心和关怀，有的年轻朋友甚至说他亲如父兄。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孙老逐渐熟悉，每到北京出差，我总要到孙老家中探望拜访，他每次都亲切接待。他是老前辈，却和我像老朋友一样聊工作聊家常，完全不像两代人或上下级的谈话。他知道我在译普希金的作品，对我频频鼓励，我也将自己出版的译作寄给他请教。有一次，我将刚出版的普希金小说散文集寄给他。不久后即收到他的回信，他称我为“同志”，信中说：“这两天晚上，读了你新译的《埃尔祖鲁姆之行》，深深地感到一种包含着诗、旅游和历史的情趣。重读诗人在一百六十年前，在结束他的青春时期的那段时间写下的出色的散文，真是难得的享受，这自然也是由于你认真而老练地传达了原作的风格的缘故。想起许多年来，你在上海默默地、不畏寂寞、不顾劳累，译完了普希金的全部作品，我衷心地敬佩你，并为你的高超的成绩向你致热烈的祝贺。你独自完成的这项工作，无疑是会永远记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孙老的这段话对我是极大的鼓励与鞭策。他在百忙中还读了我的译作，而不像有些朋友收到赠书，随便翻阅一下便束之高阁，足见他的这些话并非应酬之语，而是出于真心对后辈的关怀和鼓励。这种感情让人永远难以忘怀。
孙老还把俄罗斯朋友赠送给他的一枚珍贵的普希金雕像（右图）转赠给了我。他来信说：“新年很快就要来临了，我寄上一个铜的普希金雕像，作为赠你的礼品。这是1989年夏季我和文棣同志等去普斯科夫普希金的故乡时，那位老馆长和普希金学者赠送的……我觉得这个铜像应该转送给你，因此请你收下，希望它能使你感到一些愉快。已经付邮，不久你就会收到这个小小的邮件。”下面署名“绳武，94，12，8日”。他把这珍贵的礼物赠送给我，真不是一般的人情，这是老前辈对后辈的真情关爱和鼓励。如他在电话中对我说的：“红粉赠佳人，宝剑赠英雄，这样的纪念品正适合送给你这位普希金作品的译者。”我既不是他的下属，也不是他的译者，只是一个异地晚辈同行，他竟如此关爱备至，在我认识的前辈中，还真是少见。
孙老对同事、对下属、对译者、对年轻朋友的关怀爱护，都出于真心，而且是一贯的。同是出版社领导的屠岸先生曾说：“绳武同志出生于1917年，比我年长六岁，我始终把他当作兄长、老师，我记忆中有两次深刻印象：一次在东四北大街，我和他走出新华书店，过马路，不是我扶着他，而是他搀着我。一次，在朝内大街，我和他走向人文社，过马路，不是我扶助他，而是他搀扶我，像是长辈照顾小辈。我永远不能忘怀这件事。”屠岸先生又说：“绳武同志在人文社里，是真正的德高望重。‘德高望重’这个成语，有时也会用滥。但对绳武同志来说，则是名副其实。他的敬业精神，对工作严格要求，精益求精的态度，没有人不佩服。他慈祥谦和，平等待人。对年轻人悉心指导，循循善诱。……年轻编辑总是说，在绳武同志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如坐春风。”
有一次，一位编辑随同孙老到西北边远地区出差，到了西安，想顺便回家看望年逾七旬的老母亲，孙老得知后，坚持也要同去看望他母亲。那位编辑说，孙老对下属的关怀有口皆碑，对他家人的关怀不是第一次。一位年轻的译者谈到孙老对他表现出“慈父般的关怀”。那一年，这位译者的女儿因要切除体内畸胎瘤而住进医院，孙老先前听说过这件事，心里一直惦记着。一天，孙老竟亲自到这位译者家中去探望，可惜译者夫妇在医院陪护女儿，他白跑了一趟。事后孙老给这位译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五一节前我感冒了几天，没有同你联系。你孩子的病使我们很挂念。我在五月二日早晨去你们家里，邻居一位老太太说你们有数日未回家，我只得怅然而还。五一节后，我又打了两次电话到你的办公室，接电话的同志说，你还未上班，你的孩子动手术后情况怎样，望便中打个电话告诉我。”孙老因工作关系，身边的译者无数，他竟能对一位译者女儿的病情如此挂念，在世上恐怕很难见到。
更为感人的一件事，是他为一位素昧平生的同行解决了困境。有一次在北京开外国文学研讨会，一位来自外地的与会者去买火车票时，想不到竟把钱包弄丢了。在北京他没有一个熟人，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焦急之中，他想到向孙老求助。但他和孙老并无交往，甚至没说过一句话，他无奈之下，只好根据会议名单上的地址，找到孙老的家，叙述他所处的困境。孙老了解了他的情况，不仅请他吃饭，还送他火车票费用，让这位与会者得以顺利回家。孙老对译者和同行，一贯非常热情，即使不很熟悉，也帮忙解决困难，所以在出版界与翻译界口碑极佳，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但是，孙老对自己的言行极其严格，八九十年代，国家经济已有好转，许多同事都乔迁新居，但他一家都一直蜗居在一所破旧的职工宿舍。孙老喜欢写诗，他一生写了许多诗文，社领导几次三番要他拿出来出一本书，他一直谢绝，由于领导的坚持，他才不得不把诗文拿出来，但排版后，他始终不肯把校样交出来，以致在他生前，诗文集未能出版。孙老公私分明，自己的私人信件，从不用公家的信笺和信封，一直是自己到文具店购买信纸信封，自己贴上邮票付邮。
孙老一生为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岗位上，他殚精竭虑，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从古希腊罗马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无数外国文学精品，滋养了无数热爱外国文学的读者，他因此于1995年荣获了新闻出版署授予的“中国韬奋出版奖”，被中国出版集团评为“编辑名家”。而他一生的高风亮节、光明磊落、平等待人、谦和热情更为人们所称道与铭记。我们永远怀念这位可敬的翻译家、出版家、和蔼可亲的老人！
2026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