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大可贺诗手迹

右：1971年，78岁的陆澹安与老友合影。前排为陆澹安（左）、刘醉石，后排为朱大可（左）、郑逸梅

朋友说他一生“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天马行空，真正自由。他“四面出击”的火力之壮，朋友交游之多，涉猎品类之庞杂，在20世纪上海的文化人物图谱上，堪称一“奇”。

1894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祖籍苏州东山的陆澹安出生在上海大东门外咸瓜街的一处老宅里。那时，甲午战争的阴云正从海面压过来，清王朝在内外交困中摇摇欲坠。他的一生，跨越了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亲眼见证一个古老帝国的崩塌与一个现代国家的建立。

近日，笔者在澹安公文孙陆康先生处，有幸看到了1964年在陆澹安七十寿辰之际，朱大可手录一诗相赠的墨迹。

朱大可——江南名士朱其石的兄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以诗闻世的学者——与陆澹安的交往几可追溯到百年前。他比陆澹安小四岁，两人早年同入星社、萍社，同办《金钢钻》报，相交莫逆。诗云：

行年七十天随老，

双鬓无华两颊红。

壮志乘风还破浪，（君近渡海游香岛）

高谈吐气欲成虹。

汉碑细校边都尉，（君得边达碑前人未著录）

宋史间徵罗贯中。（君著水浒研究纸贵已久）

见说巨编新脱稿，

方言定可续扬雄。

诗首句中“天随”指唐代诗人陆龟蒙，号天随子。陆龟蒙是吴郡人，著有《耒耜经》，以隐逸著称。朱大可拈出“天随”二字，既切陆澹安的姓氏，又暗合其晚年深居简出、潜心学问的生活状态。“双鬓无华两颊红”则写老友精神矍铄，七十岁而不见衰老之态。

“壮志乘风还破浪”句后，朱大可自注：“君近渡海游香岛”，指陆澹安不久前赴香港见在联合国工作的大女儿陆祖芬，既远游归来，言谈之间意气风发，如吐气成虹。两句写其老而弥坚的生命力。

颈联与尾联可以说是全诗的核心，展现了陆澹安晚年的学术地图。其一，金石碑版之学。“汉碑细校边都尉”——从朱大可的自注中，可以了解“边都尉”指的是一方汉碑，全称“汉故边都尉君之碑”。因在那个年代，从未被金石学者著录过，陆澹安得到此碑后终日摩挲考证，细校其文字。这里，就不能不提到陆澹安数十年对金石碑版的积累——他家中收藏各类碑帖，汉碑尤多，总数不下几百种。1961年8月，他在日记里记下“购汉碑二十种，仅费六金，可谓廉矣”，淘到好书的喜悦，溢于言表。他不仅临写汉碑，更从文字学、音韵学角度对碑文进行系统研究，著有《汉碑考》《隶释隶续补正》《汉碑通假异体例解》《隶释正误》等。

其二，是古典小说研究。“宋史间徵罗贯中”——1955年，陆澹安以笔名“何心”出版的《水浒研究》，从版本、作者、地名、官制、衣食住行、方言俗语等角度对《水浒传》做了全方位的考据。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古代小说研究最早的单行本专著之一。书中多处与胡适商榷《水浒传考证》的论点。后来胡适在美国巧遇陆祖芬，特意托她转告：“请对他说，我认为他商榷的意见是对的。”此外，他还著有《说部卮言》，以侦探般的眼光，将古典小说中的疏漏脱节处“一桩桩的替他捉出来”。

尾联中所指的“巨编”即《小说词语汇释》。这部大词典收录了六十四种主要语体小说中的词语八千余条，包括成语、方言、黑话、术语，以及满语、蒙古语和梵语等。扬雄是西汉大学者，著《方言》，开中国方言学之先河。朱大可把陆澹安比作扬雄——他这位老友的“续作”，不是记录汉代的方音，而是钩沉古代小说中散落的俗语切口，将它们一一考证、条分缕析，汇成一部皇皇巨著。

但陆澹安不是扬雄。他一生没有官爵，没有显赫的学术头衔，只是一个在上海弄堂里读书、写字、编故事、做学问的文人。朱大可把他说得这么高，不仅因为他们相交半个世纪，太了解这个老朋友的根底，更因为“方言”二字，触及了陆澹安治学的根本——文学与语言，虚构与事实，民间口语与典籍文字，在他这里从来就不是对立的。陆澹安的忘年交、古典文学研究家钱伯城曾感叹，陆澹安对经史、小学、金石碑版、目录校雠以及书画文物都有相当精深的造诣，“在我接触过的范围不大的学人中是不多见的。他虽然得寿87岁，数十年矻矻耕耘，终老犹孜孜不倦，但他提供给社会的远远未能显示他胸中所储的才学。”这话里有惋惜，更有敬重。

一个晚年在书斋里校碑、考据、编词典的老人，年轻时却是一个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兴致勃勃的人。

陆澹安是幸运的。童年时，他在私塾里摇头晃脑地背诵四书五经，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十四五岁，他又考进了新式学堂，学英文、数学、物理，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教育救国”。民立中学读书的六年为他开了个很好的头，让他成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中西通”——既能写桐城派的古文，又能译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

民立中学的古文老师孙警僧，给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孙警僧是桐城派诗人，对学生既严格又慈爱。陆澹安常常在课后拿着自己的习作去请教，孙警僧不多说，只在关键处点一点，就够他想上好几天。1910年，孙警僧把他引荐给了南社。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就这样走进了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文人社团。后来他才知道，南社创始人柳亚子的夫人郑佩宜，早年也是孙警僧的学生。

也正是从民立中学开始，他养成了一个伴随终生的习惯——听书。豫园旁边的福佑路上，有一座如意楼。楼上茶香袅袅，丝弦悠扬，评弹艺人端坐台上，三弦一拨，琵琶一响，满座屏息。1910年正月初一，十七岁的他午后游豫园，人挤得迈不开步，便拐进福佑路，登上如意楼，“啜茗，听弹词，借以遣兴”。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忠臣义士的传奇，在他心里种下了最初的文学种子。

1915年，他考入上海江南学院法科。学法律的人不多，学法律又写小说的更是凤毛麟角。法科训练了他的逻辑思维和对证据的敏感，这也为他后来以“译写”的方式，将外国电影改写成中文侦探小说，提供了专业支撑。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法科的训练让他此后的每一次跨界，都带着一种“证据意识”——无论是考据小说中的俗语，还是校勘汉碑上的文字，他都在寻找“真相”。

上海开埠以后，西风东渐，各种新鲜事物从码头、租界涌入。陆澹安不是那种躲在书斋里拒绝变化的人，他对一切新事物都怀有浓厚的兴趣。真正点燃他创作热情的，是大世界影戏院里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影像。

1920年，一部名为“毒手”的美国侦探电影在大世界放映。那座巨大的游乐场里，霓虹闪烁，人声鼎沸，而影戏院的银幕上，正上演着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与中国传统戏剧不同，这些连续默片每次只放二三十分钟，结尾总在最紧张处戛然而止，像章回小说一样留下悬念。第二天，观众们就会再次涌入影院，只为看那“下回分解”。若因故不能到场，也能从次日出版的《大世界》报上读到剧情梗概，好衔接下一次入场。这种放映方式在当时是一种精明的商业策略，也让电影与报纸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正是在这一年，陆澹安与萍社好友施济群一同走进影戏院，连看数遍《毒手》。走出影院时，施济群对他说：“你有文学功底，又学过法律，不如把这部电影改编成小说，我来出资印行。”陆澹安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完成了，销路居然很不错。此后他接连“译写”了《黑衣盗》《侠女盗》《红手套》《老虎党》《德国大秘密》《金莲花》六部美国侦探冒险电影，将它们变成中文小说，在《大世界》上连载，有些再由书局结集出版。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故事，经过他的转译，以中国读者熟悉的方式重新讲述——悬念依旧，节奏依旧，但语言已经有了中国味道。

1920年3月，他冒着阴雨去大世界，“以编辑《影戏考》事，与曾焕堂接洽”。《影戏考》是中国最早的电影杂志之一，虽然简陋，却承载着他和朋友们对电影的全部热情。1924年秋，他辞去了民立中学的教职，加入曾焕堂创办的中华电影学校——全中国第一家电影专科学校，任教务主任兼编剧课教师。他给学生们讲编剧法、讲电影法律常识，把自己从法科和文学中学到的东西倾囊相授。那一期学生里，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叫胡瑞华。几年后，她以“胡蝶”的名字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皇后”。1933年，胡蝶当选影后，证书上那篇华彩飞扬的评语，就出自陆澹安之手。

1923年，陆澹安与严独鹤、程小青、施济群合办《侦探世界》半月刊，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本专门的侦探文学杂志。也正是在这些年里，他陆续写出了《李飞探案》系列，在中国侦探小说史上与程小青“霍桑探案”并称双璧。1927年，他编剧并执导了《风尘三侠》，一部古装无声武侠片。他设计了双线叙事，埋下了身份悬念，把侦探小说里学来的技巧全用在了银幕上。他还把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改编成《火烧红莲寺》，采用特技和蒙太奇手法，拍出了飞剑斗法、掌心雷等场景，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影片风靡江南，连映数月不衰。一个从小读四书五经的人，就这样转身参与了中国电影萌芽阶段的探索。这件事，也许只有在上海才能发生。

上海给予陆澹安的滋养，还体现在他对各种文艺形式的拥抱上。除了电影，他还在1930年代把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改编成弹词，成为民国文人以新小说改编弹词的“第一人”。他在序中写道：“恨水著《啼笑因缘》，余读而喜之，谓足乐我，因制为弹词，播之弦索，兼欲以是乐天下人。”因为自己喜欢，就让天下人都来喜欢——这是文人最朴素也最奢侈的浪漫。1940年代，他又把秦瘦鸥的《秋海棠》搬上书台，交给女弟子范雪君演唱。他还编了《弹词韵》，为后来者提供准绳。他和京剧也有一段不解之缘。1930年中秋节，画家吴天翁在冠生园摆酒，为程砚秋接风，也为黄玉麟去云南巡演饯行。黄玉麟艺名“绿牡丹”，陆澹安栽培他不遗余力，教他习书法，为他编《风尘三侠》《霍小玉》《龙女牧羊》等剧本，还辑有《绿牡丹集》。八个月的滇南巡演，后来成为陆澹安写作《滇游随笔》和小说《落花流水》的素材。

1923年，他还和一群朋友办了一份报纸——《金钢钻》。起因颇有戏剧性：当时上海滩最火的小报是《晶报》，主持人在报上挖苦陆澹安，打压绿牡丹。陆澹安一怒之下，召集了十个人，每人出资十元，给报纸起名“金钢钻”，号称要刻穿那块“晶”。第一位轮岗的主编就是他自己。在这份报纸上，他写了许多散文、笔记和短篇小说，被认为“颇有见解，能道人所未道，发人所未发”。

后来，他把法科的逻辑推理用到了侦探小说里，把传统文学的笔法用到了弹词唱词里，把电影的蒙太奇用到了小说叙事里，又把金石碑版的考据功夫用到了古典小说的研究里。这种融通的能力，贯穿了他的一生。

上海这座城市不问你从哪里来，只问你能做什么。陆澹安留下的大量信札，呈现的只是其交游的冰山一角。他以溧阳路的家宅为圆心，将同时代生活于海上的新旧文化人，乃至海外学者，勾连成了一个庞大、跨界的朋友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的朋友实在太多。郑逸梅、严独鹤、施济群、周瘦鹃、秦瘦鸥、张恨水、聂绀弩……还有俄国的李福清、日本的波多野太郎。艺术圈的吴湖帆、陈巨来、刘海粟、谢之光、周鍊霞、钱君匋……他们中有写小说的，有办报纸的，有搞翻译的，有治印的，有画画的，专业各不相同，却都能坐在一起，喝酒、聊天、猜谜、谈文论艺。不党不私，待友慷慨任侠，有求必应。郑逸梅说他“有智囊之称，朋友们遇到疑难不决之事，往往与之商酌”，堪称“今之古人”。

直到战火击碎了海上繁华梦，侦探小说不再受欢迎，电影事业也渐行渐远，陆澹安便回归了“无营斯澹”的人生哲学，转回了学术研究。

通才，就是一个人做一件事的时候，身上带着所有事的积累。

陆澹安就是这样的人。他做任何一件事，都不是从零开始，而是把此前的所有积累，像溪流汇入江河一样，自然地流过去。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融通，一种无须刻意调动的“跨界体质”。

他的“通”，不是什么都懂一点，而是什么都懂得很深。因为他从不在领域之间划出壁垒——在他看来，侦探小说和古典考据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找真相”；拍电影和写弹词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都是“讲故事”。所以他可以在小说里用蒙太奇，在考据中引方言，在弹词中藏文法。他把这个领域的方法，用到那个领域里，让它们互相滋养、彼此赋能。钱伯城说他“对经史、小学、金石碑版、目录校雠以及书画文物都有相当精深的造诣”——这不是通才的全部，这只是通才的果。真正的因，是他从少年时就养成的、持续了一生的习惯：对一切有价值、有趣味的知识和技艺，都有一种“上手”的本能与热情。“博学旁通”四个字，在陆澹安身上，不是形容词，是动词。他把中与西、古与今、雅与俗，融成了一体。这种融会贯通的能力，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他在务实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本事。一个能上能下、能雅能俗的人，就这样在时代的巨变中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很充实。

1980年，陆澹安去世。1983年，家人将其三千余册精华藏书、碑帖，捐赠给当时新成立的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今年，《陆澹安藏书精品图录》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经此次整理统计，陆澹安捐赠文献精品包括线装古籍、平装精装图书、杂志和碑帖，共计1162种1656册件，这些旧藏不仅学术价值较高，部分亦具文物价值。而最得他偏爱的长孙陆康则花了二十多年整理他留下的手稿、信札与日记，至今也已为祖父出版著作十余部。那些捐赠出去的藏书如同《富春山居图》的“上半段”，而留在家里的手稿、信札和日记则是“下半段”。上下合璧，方能拼出一位完整的陆澹安。

陆澹安之所以能成为陆澹安，固然因为他天资聪颖、勤奋不辍，但更因为他站在一个时代的肩膀上。他有旧学的根基、新学的眼光、都市的土壤，还有同行的滋养。海派文化的底色，不是虚无缥缈的精神，而是一个个像陆澹安这样鲜活的人。而陆澹安提供了一种稀缺的活法：不被标签定义，不被时代裹挟，凭自己的兴趣与能力，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里找到立足之地。这也是一种敢于跨界、善于融合、在务实中追求理想、在变动中守住自我的生存智慧。

陆澹安的生日是农历六月廿四，荷花生日。虹口公园的荷花池，每到夏天便铺满一池碧绿。荷花开了一季又一季，坐在池边的长椅上歇脚的人来了又去。虹口会记住，这里曾有过一个陆澹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