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卢作孚的事业生涯中，他与北大人的相识、相交、共事、同道可谓贯彻于始终。今天要介绍的三位北大人都有其共性却也各具特色。

借力发力的翁文灏

翁文灏，著名地质学家，曾于1920年代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这是其学术生涯的重要阶段。他还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少有的“学者从政”典型，兼具深厚学术造诣与行政领导能力。他不仅在地质、地理、地震、矿产等领域开创多项“中国第一”，还在抗战时期为保障国家能源与工业命脉做出过关键贡献。

1930年11月28日，应卢作孚事前的协商联络、四川刘湘当局的正式邀请，“四川文化考察团”翁文灏、任鸿隽、孙学悟等人由南京经武汉到达重庆。

12月6-7日，翁文灏与其他人士考察嘉陵江小三峡及合川之后，在《四川游记》中记下了他对北碚考察的印象：

北碚在江之西岸，东与人口颇繁之黄葛场隔江相对，北距温泉峡之温泉公园约十里。设有峡防局，局为巴县、璧山、合川、江北四县间防匪而设。盖嘉陵江为川北乃至陕西南部、甘肃南部各货物南下向重庆输出之孔道。从前地方不靖，交通维艰，兹乃设局于此，练团防卫，即以往来货物税为经费，于地方交通颇有利益。闻昔有团兵数百名，自卢作孚君为局长，裁兵节饷，以兴办生产及文化事业，进行颇力。现已设有中小学校及织布厂等，虽尚开办未久，规模未宏，然颇有一种新气象焉。卢君等近更有创立中国西部科学院之计划，先以高小及初中毕业生组织少年义勇队，于在校读书之外兼作远征调查，已曾有人西至康定，北抵青海，采集标本，编著游记，精神颇佳。

由此，翁文灏发自内心地感叹：“于此水乡山国之中，竟有人焉，能藉练兵防匪之余，修铁路，开煤矿，兴学校，倡科学。良出意计之外。更观之川中军界政界，颇多颓败不振之气，而能布衣粗食，节饷捐薪于建设之事，无论其将来成绩如何，要其不囿于环境，卓然独立之精神，良足尚焉。”从此，翁文灏做了不少推荐卢作孚及其事业的好事并与卢作孚结成了亲密同道。

在卢作孚的积极倡议推动下，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于1933年8月中旬在重庆（主要在卢作孚所创建的北碚温泉公园）举行，出席会员有118人。这是该学会第一次在外省市举行年会，也是近代学术团体第一次在四川举行年会，因此受到重庆军政商学各界的高度重视。卢作孚担任会长，并推举四川省政府主席军阀刘湘担任名誉会长（本年8月底，四川长期且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基本结束）。

翁文灏出席了该会并被与会代表选为新一届理事。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北碚的地方医院、民众教育馆、嘉陵江日报社、农民银行、中国西部科学院、动物园、博物馆、图书馆、各研究所、公共运动场、三峡工厂等。通过参观，代表们发现：“北碚本为一小村落，自卢氏经营后，文化发展，市政毕举，实国内一模范村也。”（《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纪事》）并希望“像卢作孚这样的人多产几个。”（葛绥成《四川之行》[续]，《新中华》第1卷第24期，1933年12月25日）这正是翁文灏的心里话。此后但凡有机会，哪怕是在外地出差到同一城市，他俩都会争取见上一面。

1930年代中期，由于以美国捷江轮船公司为代表的外轮公司竞相用降低运费、奉送礼物等手段实行恶性竞争，给民生公司等民营轮船在长江中上游段的正常运输造成很大困难。民生公司为了解决这种乱象，采取了多种办法，最后取得成功。

卢作孚统一川江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本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客观原因，即民族主义思潮的持续高涨，这使以为民服务为宗旨的民生公司，在川江上与外商竞争具有极为有利的外在条件，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并获得中资银行的金融保障。第二是卢作孚统一川江的方法得当：合作和并购。具体而言，凡是华籍轮船多采用合作的方法，即经议定合理价格后，由民生公司支付部分现款给原公司，使其清偿债务。其余大部分相关价款，入股民生公司，换取股票。对急需现款的原公司股东一次性退还股本。凡外国公司，则采用收购方式，即一概付予现金或分期付予现金收购，不能按价入股民生公司。（吴晋航：《民生公司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合订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其结果是1935年在上海四家商业银行的大力支持下，民生公司用发行公司债的办法，一举买下了总价大于民生公司总资产的美国捷江轮船公司七艘客轮及其附属产业，“在收回航权上，在减少营业竞争上，均有极重大之意义”（《上海分公司十年来发展概况》，《新世界》第101期，1936年9月16日）。这是民生公司第一次借用公司债，也是上海几家商业银行第一次为外省市公司发行公司债，从而大涨了民营航运业的威风，也为两年后爆发的抗战运输扫除了一大障碍。

恰在这时，中央政府主管的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上海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来到重庆。6月18日民生公司总公司、重庆各银行及重庆长江航务局联合在民生公司总公司会议厅为翁文灏一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感谢他一路走来对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无私帮助与支持。会议由民生公司董事、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何北衡主持。巧的是何北衡也是北大人，对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帮助甚多。

一拍即合的孙越崎

抗战爆发后，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长，迁居湖北汉口。卢作孚在1938年1月被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即常务副部长），负责组织指挥战时水陆运输。这年春天也来到长江中段的转运重镇汉口。翁文灏深知处于风口浪尖的卢作孚一定非常繁忙，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特邀请他住在自己家里以便休息得好一些，为此还和他“约法三章”：平时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扰，见面打个招呼即可；星期日可以抽时间聊聊两人关心的话题。

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名叫孙越崎。孙越崎于1917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1919年因参与五四运动被开除学籍后，经蔡元培推荐转入北京大学矿冶系学习，1921年毕业。翁文灏早在1927年10月就认识了在吉林省穆棱县（现属黑龙江省）穆棱煤矿工作的孙越崎，在他的陪同下到穆棱煤矿参观了数天。孙越崎一手创建的这座产量高、效益好的新式煤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十分欣赏这位工作踏实、不畏艰险、干劲十足、埋头苦干的年轻矿业工程师。此后，翁文灏多次提携孙越崎，委以重任，授以大权。（薛毅著：《工矿泰斗：孙越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抗战以前，孙越崎在河南焦作担任中福煤矿总经理。1937年“七·七事变”后，鉴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决定将中福煤矿的机器设备，拆迁到大后方四川，再设法寻找矿源，以支援抗战大业。于是，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他组织全矿员工拆卸机器设备，先将四五千吨的设备物资，存放在汉口一处煤场，再安排陆续运输。哪知这时的汉口，西进运输已经相当困难，正在无计可施之时，找到翁文灏，翁文灏便用心安排了这次会晤。

卢作孚热情欢迎孙越崎的到来，表示非常理解他的困难，一定想方设法帮助他尽快解决。孙越崎听说对方就是大名鼎鼎的民生公司总经理，顿时松弛了焦急万分的神经，开口就和卢作孚谈起了中福公司的运输问题。卢作孚闻之大喜，立刻同意双方合作，改建、扩建现有的天府煤矿（由民生公司开办），提高产量以满足战时后方的急需。两人握手成交，新公司由卢作孚任董事长，孙越崎任总经理。总资产为150万元，老天府煤矿公司以矿权及铁路为股本，中福公司以设备器材及现款为股本，双方各占一半。原川方股东一律转为新公司的股东。“由于我们二人性格相近，都以事业为重，一言为定，不定协议，亦未同双方董事商谈，就这样竭诚合作，共赴国难。”（《孙越崎回忆录》）翁文灏很欣赏他们俩在万难之中还坚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做法。

三人分手后，孙越崎便立刻吩咐专人安排将存于汉口的设备物资运往重庆与汉口之间的转运地宜昌，自己则马上赶赴重庆，由原天府煤矿公司协理黄云龙陪同到北碚对岸的后峰岩天府煤矿实地考察。他发现虽然矿井内设施落后，采煤运煤均靠手工，但也有其优势，总起来看，优点多于弱点，因此决定合办尽快上马。

孙越崎回到汉口后即委任原中福公司李河矿矿长张莘夫为重庆天府煤矿矿长，即日率队西上。没想到的是，中福公司的设备材料到了宜昌后迟迟没有启运。孙越崎焦急万分便连续两次亲自前往宜昌查询。一直在那里主持指挥的卢作孚告诉他宜昌中转的紧张情况，不得已采取了分段运输的办法，即特大物件直接运送重庆，其余部分物件则分段用不同等量级的轮船，借上游各有关港口次第运往重庆，并向他解释虽然自己手中握有支配运输的大权，但也要按照先后顺序安排运输计划，运输秩序才不至于混乱。同时向他保证，所有物品都会尽快运往重庆，且不会丢失一件。这便是史上有名的“宜昌大撤退”。卢作孚没有食言，中福煤矿的设备器材都安全无损地陆续运到了重庆。

然而合办的新天府公司开工一年左右，煤炭产量没有增加，开出的多是石头。矿区附近的股东议论纷纷：“天府在开石头矿，不是开煤矿。”另一方面民生公司用煤需求增加，而天府不能增加供应，也造成紧张空气。卢作孚听到这些反映后，亲自到矿上考察调查，尽管不是矿业内行，但他一看即知这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要建成一个大矿。因此便出面积极与川方股东解释，告诉他们这不是开石头矿，而是准备开大煤矿，为我们开创百年大计，不久就可大出煤了，并请大家不要听信流言蜚语，妨碍工作。股东们听了他的解释才放了心。孙越崎十分钦佩卢作孚的高瞻远瞩和工作作风，感谢他的大力支持。他们俩合作十分融洽。

最终天府煤矿生产获得很大成就，年产量达到50万吨，相当于重庆附近几百个小煤窑的总产量，占重庆全年用煤量的一半，对解决陪都重庆的能源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卢作孚和孙越崎的紧密合作、成就事业至今在当地还传为佳话。

先友后亲的陈学池

在卢作孚的北大友人中，还有一位不能不提及，他叫陈学池。陈学池本名陈肇虞，字学池，1895年出生于四川乐山。在1914年卢作孚怀揣远大理想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免费蹭书看求真知的时候，陈学池1915年考入上海震旦法文书院，1916年二年级时转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考入北大经济系，1923年毕业，完整地读完了大学本科。像当年其他年轻人一样，为了表示自己独立于家庭，陈学池在北大另取了一个名字“儒康”。陈学池在北大时，正是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经历了高潮又分裂为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运动和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时期。出于对经济学专业的兴趣，陈学池开始研究各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

1920年12月，陈学池与李大钊、何北衡、徐其湘、郭梦良、陈晴皋、费觉天、鄢公复创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仅发现了一篇陈学池研究社会主义的文章，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之批评》，发表于《评论之评论》1卷2号。在这篇文章中，陈学池介绍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派别和后来的发展状况，并且从经济、政治、国民性三个方面分析了英国和中国的异同。他写道：“主义传播的能力，就不单是凭他的理想可以决定的：还得要考察他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和国民性，才能够得一个或然的推定。”他认为，英国由于工业发达、政治宽容、国民爱国等原因，使得这种温和的社会主义形式能够存在，而中国“在高压的武人专制之下，急剧的政治变化，恐怕难免，缓和性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只有俟诸异日”。有学者指出：在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研究中，“有两篇文章的意义却相当明显”，一篇就是陈学池写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之批评》，“这是最早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提出批评的文章”（《战略与管理》2011年1—2期）。

而卢作孚自学成才形成的思想体系与陈学池的理论研究恰有相似之处。1930年1月，他在《四川人的大梦其醒》中写了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人都以为革命问题是先破坏后建设；亦就把它截成两个时期：一个是破坏期，一个是建设期。在破坏期中只努力破坏，只训练人怎样去破坏。因为破坏有了若干回训练之后，这一段工程亦或许终于成功了，但绝不是革命成功了。革命还有一段重要的工作是建设，到这时才开始，而且每每没有法开始——因为向来只在破坏，没有经过建设的训练，于是失败紧跟于成功之后。革命人物循此错路，每不觉悟。”他总结历史教训和自己的感悟说：“如果认为革命是一桩完整的事业，便不能把破坏与建设截成两段，必需且建设且破坏；而且必需以建设的力量作破坏的前锋，建设到何处，才破坏到何处。再进一步说：先要有好的建设，然后有快的破坏。”卢作孚强调：“破坏的实力是建设，绝不是枪炮，亦不是军队。不要搪塞着说：预备枪炮，扩充军队，目的是为了破坏。就令目的为了破坏，手段亦当采自建设方面。建设应从心理起，从建设公共理想起。”

陈学池从北大毕业后回到四川，加入刘湘政府。当时刘湘是二十一军军长、四川省善后督办，为了巩固权力和地盘，也为了造福桑梓，他提出了建设新四川的主张。于是招贤纳才，一举聘用了四位北大毕业生，即何北衡、陈学池、刘航琛、范崇实，时称“北大帮”。陈学池担任政治部主任，后来担任二十一军政务处长，主管政治和团务（地方治安）。1927年初，又与何北衡等一起出任川康团务委员会委员。正是这一年卢作孚被刘湘任命为四川江（北）巴（县）壁（山）合（川）特组峡防团务局简称峡防局局长，负责剿匪和维持治安。卢作孚却利用这个机会，在那里施展他为“整个中国现代化”做示范的抱负，将一个民不聊生、臭气熏天、匪患出没的1000来户百姓的居住地北碚，建成了经济、政治、文化、民风、环境都独树一帜的现代化乡镇，至今北碚仍然是游客络绎不绝的历史文化名城。卢作孚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与陈学池在理论上的建树不谋而合。陈学池便以职务之便，对卢作孚的上述事业和具体工作都多有支持，并与在北碚主持日常管理工作的卢作孚四弟卢子英结为至交。节假日常带着心爱的独生女儿训方去北碚泡温泉、游公园。有时也带她去卢子英家玩，卢子英的家人都昵称她是他们家的常客。卢子英原系黄埔军校四期学员，1926年卢作孚在上海造的第一艘船“民生”轮完工出厂，即将开回重庆。卢作孚希望卢子英随船而上以防备水匪抢劫。从此卢子英便追随卢作孚干事业，并主掌北碚的管理事务。

卢子英曾回忆，陈学池给他讲过，在一次二十军与二十一军的内战中，他建议在重庆唐家沱江面设防，假布一个大水雷的区域，迫使二十军不得不放弃了原想从长江水上进占重庆的计划，使重庆得以幸免一场战祸的故事。此办法与卢作孚的“就令目的为了破坏，手段亦当采自建设方面”的思路很合拍。1929年底，陈学池曾有一次主动将卢子英原任峡防局军事股主任改为督练长。事后对卢子英说：“你这样就不需要同常备队长再商量办事，反而可以训练他，提调他了。”原来他看出这位常备队长常寻衅滋事，不善于合作，就想出了这个办法，与卢作孚的思想方法也有相似之处。

不幸的是，陈学池于1933年5月因病去世。卢子英悲痛之余，对陈学池的女儿多有关心。由于父亲早逝，家庭经济状况急转直下，陈训方高中毕业后只得先参加工作，自己挣钱读大学。她考取了四川省政府举办的统计人员训练班。学习半年后，被分配到四川省建设厅工作了半年。当时卢作孚正担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每周星期一早上开周会时，陈训方都能听到卢作孚讲话，见过他不看稿子就能说出一连串的数字，也见过他同时听七八个人汇报工作而不会混淆，对他深感佩服。陈训方后来考上了华西大学药学系，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教。卢子英征得卢作孚的赞同，便亲自出马做媒，将陈训方许配给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

1945年5月27日，在中美抗日远征军当翻译的中央大学机械系应届毕业生卢国维请假回重庆与陈训方完婚。结婚仪式就在重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卢作孚邀请黄炎培为证婚人，黄炎培赠言两位新人：“相爱而能相谅，才是真爱；相爱而能永久，才是真爱。因相爱而成夫妇，想到谁无夫妇，谁不愿有夫妇，我须成全他们，如此存心，才是真爱。暴敌尚未歼灭，多少同胞，还在继续饱受人间惨酷的遭遇，我们那忍独享欢乐，必须扶救他们，如此存心，才是真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9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9月）婚礼隆重热烈却相当简朴，来宾都是清茶、糖果、水果招待，没有设宴。想必这也是陈学池的心愿。婚后夫妻双双返回云南原部队，直到抗战胜利随部队凯旋而归，相亲相爱相伴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