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辑朋友唐元明
科学和学术的昌明发达，除了依靠科学学术研究之外，就是科学学术的发表与出版。因为，没有发表和出版则没有学术阵地；研究和发表出版是科学学术前行的两翼。由此可以见出现代出版业对于学术，乃至对于社会进步的巨大影响力。
政治眼光极为老辣的晚清重臣张之洞，说了句非常深刻的话：“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此言可以用几乎全部的中西历史来作注释。这里的“学”当然指学术。民族国家的命运则与此息息相关。尤其在现代社会，科技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引领和支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一个科学和学术落伍的民族国家，将被历史大潮推到边缘，乃至消失。而科学和学术的昌明发达，除了依靠科学学术研究之外，就是科学学术的发表与出版。因为，没有发表和出版则没有学术阵地，学术圈难以建立。因此，研究和发表出版是科学学术前行的两翼。翦除任何一翼，科学学术则自由坠落，无法发展前进。由此可以见出现代出版业对于学术，乃至对于社会进步的巨大影响力。而且，如同科学学术的研究需要科学家和学者们无私的献身精神一样，出版业同样需要一批具有为事业献身精神的出版家。百年以来，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陆费逵与中华书局、邹韬奋与生活书店，等等，他们的出版事业对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科学学术的长足发展，及其对于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国科学学术在这四十多年的发展，与出版界的强力互动，也是有目共睹。上世纪80年代，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这两大系列对于中国学术乃至全体国民的巨大影响，几乎可与“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媲美。而在回首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时，人们除了击节称赞那些开风气之先的著名学者之外，更不能忘记出版家们的过人智慧和巨大勇气。
近年来，随着一批老出版家的逝去，关于当代出版家的话题逐渐多了起来。人们只是在失去了某种事物之后才会认识到那种事物的价值。我阅读到相关的著述有范用、戴文葆、沈昌文等先生的事迹。此番在合肥读到唐元明先生的《书中日月长》书稿，不仅让我进一步了解元明兄几十年来为出版事业默默奉献的精神，也管窥到当下中国出版业一个侧影。
唐元明先生，其名具有诗史的典雅与韵致。其人如其名，是我交往中难得的一位雅士。这四十多年的中国社会，可谓沧海横流、鱼龙混杂。人们在这个大潮中摸爬滚打、升降沉浮，很难于免俗。不管是为官、经商、治学，很多人其表文质彬彬，其里则俗不可耐。我想，一个人身上真正的“雅”，应该与书有关。真爱书、真读书、真懂书的人士，风雅就像是其身上的一个烙印，想抹也抹不掉。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其内涵正在此。十几年前，我感慨“优雅离我们有多远”，有无限的怅惘和无奈。但看到鲜活健实的元明兄及其煌煌事业，我忽然有了某种安慰。
元明兄对于书的深情，非一语可以道尽。本书名为“书中日月长”，诗意中饱含真情，真情中可见真性。这种真情真性，从元明兄对于老出版家的由衷赞赏和钦佩的语言中更可以看出。他说：“钟叔河一生爱书、读书、编书、写书，实在是懂书，所以书评写得好，切中肯綮，言之有物、有味、有彩。”“当然，钟叔河先生值得称道的，非止此一二端；但作为晚生同人，对其于出版工作的百般敬业精神，以及思想常新、文必由衷、恒有一股清刚之气，更深怀钦慕之忱。”其实这正是元明兄夫子自道。
正是对于书的钟情，让元明兄挚爱着出版事业，乃至为其奉献一生。他不仅爱书，爱出版，也具有出版人的卓然眼力。本书中几乎所有文字所涉，都是关于他所编辑出版的丰富著作，以及他欣赏和青睐的文人学者。他所编辑出版之书，精深广博，遍涉古今中外文史哲艺。从他编辑出版的这些书籍，可见其作为一个出版人之“稳、准、狠”。“稳”表现在他于复杂的现实政治关系中所把握的政策尺度，显示了元明兄的实用智慧和能力；“准”表现在他高远的学术眼光。这些书，特别是丛书，属于纯粹的学术。有些是公认的学术巅峰之作，还有些则具有学术的潜质，关乎学术的未来；“狠”则表明他的决心、勇气和魄力。而从元明兄的文字中，可见他对于这些著作的谙熟。他不仅是审读这些书稿的第一个读者，也是一个老到的学术评论家。他在本书中对于这些学术大家和著述的评述，内容详实扼要，皆得全书之大貌和根本。内行可以看出，其中所涉的学术问题和难点，有很多巨大的“梗”。元明兄的这些看似平实的叙述评论，其实展示出不动声色的博通之力。其中一组关于书法的文字，更可见出元明兄的眼力和功底，非那些不懂装懂欺世盗名者所能望其项背的。
除了学术的博通功夫，本书的文字也可谓上乘。元明兄对于“练字”颇下了一番非常之功。他对此也不免有些自得。文中说到他初次拜访上海名家唐振常先生时，老先生“就笑容可掬地说，没想到本家这样年青啊，从通信的措词和格式看，还以为你也上了年纪呢”。元明兄老到的文字把老先生也唬住了。从个人爱好来说，元明兄喜欢“入口虽小却别有洞天的知性文章”。他说：“董桥认为，‘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以此标尺来验证董文，恰合轨辙。”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于文章之美的追求。所以，书中文字多为短章而非长篇大论，但却不属于襞绩补苴之类文字。尺幅之内而别有洞天，没有坚实的文字功底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元明兄的文字，常常在叙述的平川上突兀一座山峰，顿生一种峻峭和奇险的风景，让文字内涵急速膨胀的内在张力，牵引着读者的想象力。
我与元明兄的交往也是由书结缘。元明兄和安徽教育出版社与我有非同一般的情谊。我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本书《哲人与诗——西方当代一些美学问题的哲学根源》，就是在老同学欣欣兄帮助下，由安教社出版。那时我只是一个青年讲师，学问之事也就可想而知。2004年元明兄帮助出版了我的《西方古典诗学与美学》，连道谢的“后记”也被删去。2010年我主编“北大美学丛书”，第一辑也是在该社出版。而我从1992年起从未申请国家项目，所以没有任何出版资助。大约在2010年前后，元明兄推举我主编七卷本《西方美学通史》，也获得了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立项。凡此种种，唯借此文表达元明兄以及安徽教育出版社对于我长期恩惠的诚挚谢忱。
一个出版人的自述，也是学术界的一个历史剪影。本书中的时光岁月和人生长歌，拙笔难以尽言，只能挂一漏万。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