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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如雪照河山——王礼锡与郁达夫两位作家烈士的烽火情谊
来源:文艺报 | 王军  2026年08月05日08:02

去年此时,中国现代文学馆“山河迹忆——手稿里的抗战中国”展览上,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让无数人屏息驻足——王礼锡的《笔征日记》手稿。薄脆的纸页上,工整的墨迹戛然中止于1939年8月12日,正是他病倒在中条山的前一周。那未尽的书痕,仿佛一声穿越战火的叹息。而今年,恰逢郁达夫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我们不禁又想起,这两位以笔为剑、以身殉国的作家之间,那一段深挚而壮烈的友谊。

王礼锡与郁达夫,仿佛是历史刻意安排的一对友人。一个江西安福人,一个浙江富阳人,都是幼年丧父,都在少年时便显露出过人的诗才,也都在求学路上因参与学生运动而被开除——1912年,郁达夫离开浙江大学预科;1922年,王礼锡被江西第七师范除名。相似的棱角与抱负,仿佛早已预示了他们日后在上海的相遇。

1928年初,王礼锡在上海担任《中央日报》编辑,并任教于田汉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由此走进了郁达夫的生活。那时的郁达夫刚与王映霞结婚,租住在赫德路嘉禾里一处简陋的居所,月租8元,连电灯电扇也没有。王映霞后来回忆,小屋里常来的友人有沈从文、徐志摩,也有王礼锡。起初,王礼锡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神情清峻,后来身边便多了陆晶清的身影。

正是这缘分,让郁达夫成了他俩爱情与文采的见证者。1931年春,王礼锡与陆晶清在东京结婚。婚后王礼锡夫妇在上海主持神州国光社,住处“宽敞,陈设也很讲究”。王映霞随郁达夫前去拜访,感叹与自家“蜗居”不啻天壤之别。然而,文字的相惜,从来不在于居所的阔狭。郁达夫并非社会科学研究者,却对王礼锡在《读书杂志》上发起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大为赞赏,称这种百家争鸣的做法“还是应该肯定的”。那一刻,他们一个是热血激荡的思想战士,一个是敏锐宽容的文艺知音,彼此欣赏,毫无文人相轻的意味。

他们的相知,更在国难之际淬炼成铁。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次日,王礼锡便与胡秋原、彭芳草等人紧急出版《抗日战争号外》,第一时间报道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被毁的惨况。几乎同时,他开始撰写《战时日记》,一字一句记录下战火中民族的创伤与不屈。而郁达夫则与鲁迅、茅盾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愤怒斥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2年2月,上海著作者抗日会成立,王礼锡被推选为宣传部部长。宣传部下设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名单上赫然列着郁达夫的名字。

那一刻,他们已不仅是文友,更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士。

命运的河流此后将他们暂时冲散。1933年春,郁达夫举家迁往杭州。王映霞写信向陆晶清道别。信却被退回,附条上写着“此人已离开”。原来王礼锡夫妇因主持神州国光社、出版大量进步书籍,触怒当局,被迫以考察名义流亡欧洲。这一别,竟是五载。旅欧期间,王礼锡化笔为旗,用Shelley Wang的笔名发表诗作,在全英援华会副会长任上,为祖国作了400余次抗日演说,被誉为“东方的雪莱”。

真正的重逢,在烽火连天的南洋。1938年10月,王礼锡与陆晶清决定回国,途经新加坡,特意会见了在那里编辑《星洲日报》的郁达夫。旧友相见,不再是上海的斗室清谈,而是共商抗日援华大计。那一夜,他们的杯中想必不是茶,而是河山破碎的忧愤与以身许国的决绝。

此后,两人各自走上了生命中最壮烈的一程。1939年6月18日,身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动文艺界人士成立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团长的王礼锡,率“笔部队”从重庆出发,深入晋、冀、豫、察、绥、陕敌后。那部我们今天捧读的《笔征日记》,正是诞生于枪林弹雨的间隙。他写战地见闻,也写集体日记,笔墨间奔涌着乐观与赤诚。这些珍贵记录刊登在《抗战文艺》上——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有全套72期正刊和6期特刊。然而仅仅两个月后,黄疸病便击倒了这位铁汉。8月26日凌晨,王礼锡病逝于洛阳天主堂医院,年仅39岁。他没能看到最后的胜利,却用生命在龙门西山留下了不灭的碑铭——那坟墓,隔着伊水,与东山峰的白居易墓遥遥相望。

郁达夫的命运则更为悲壮跌宕。在同一片战云下,他奔波于武汉、台儿庄前线,写下“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的誓言。而后他远赴新加坡,在胡愈之等人的协同下组织抗日团体,直至城陷,化名赵廉,流亡苏门答腊丛林。那几年,他忍辱负重,在给日本人当翻译的间隙,暗中保护了无数爱国侨胞。1945年8月,胜利的曙光已现。他却永远消失在了那个秋天,被日寇秘密杀害,尸骨无存。

求仁得仁,以身报国。郁达夫于1952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是被追认较早的现代作家烈士之一。2022年9月,王礼锡墓正式迁入洛阳市烈士陵园集中安葬。从郁达夫到王礼锡,那份“为抗战而牺牲”的誓言,穿越了“笔部队”的烽火、苏门答腊的丛林,最终定格为共和国记忆里永不褪色的名字。

今天,当我们纪念郁达夫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时,重读王礼锡《笔征日记》残卷,那些泛黄纸页上的墨痕,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壮独白,更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舍身报国的集体证词。我们将这些手稿、这些名字庄严陈列,不只是为了追怀,更是为了告诉未来:在那个沉沉暗夜中,曾有这样一群读书人,不负家国,不负手中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