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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流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Q正传》，封面图为丰子恺绘制

鲁迅、丰子恺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书影（1925年）

丰子恺和鲁迅同为浙江人，丰子恺生于崇德石门湾（今属桐乡），鲁迅生于绍兴，两人相差十多岁，鲁迅可算作丰子恺的老师辈。

1927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那时，丰子恺正在上海立达学园工作。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丰子恺和黄涵秋、陶元庆去拜访鲁迅，留下美好的记忆，对鲁迅越发敬仰，以至于日后用漫画的方式，不遗余力地宣传鲁迅及其作品，从而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同译《苦闷的象征》

鲁迅和丰子恺曾赴日留学，精通日语，对日本文学的研究兴趣浓厚。1924年前后，二人都关注到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集《苦闷的象征》。

厨川白村是日本著名文艺理论家，1880年生于京都，190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而后担任第五高等学校、第三高等学校教授，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助教。1912年，他因《近代文学十讲》声名鹊起，论文《诗歌与散文中所表现的恋爱研究》，在学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915年（一说1916年），他受日本文部省的派遣赴美留学，1919年取得博士学位后返日，出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除了《近代文学十讲》，厨川白村还留有《印象记》《出了象牙之塔》《近代恋爱观》《文艺思潮论》《苦闷的象征》等作品，其文学理论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既追求欧美文学的新倾向，又受日本传统伦理观念的拘束。1923年，他在关东大地震中不幸遇难，改造社数年后出版了八卷本的《厨川白村全集》。

《苦闷的象征》着眼长远、立意前卫，厨川白村认为，文艺创作源于生命力被压抑后的苦闷；换言之，他认为人心里有生命力想往外冲，但被现实抑制住了，这种苦闷就是文学的根源。文艺创作不是瞎编，而是把这种深层次的苦闷，用象征的方式表达出来，既能治愈作者，也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创作论，主要讲苦闷怎么催生创作，写作就像造梦，来治愈自己。他运用弗洛伊德的梦的理论，解释欲望与艺术的关系，“欲为而努力，欲为而苦闷，却终于不能为。这憧憬与这欲求倘是我们强大生命力所显现的精神的欲求的时候，对于使这精神的欲求绝对自由地表现出来的梦，岂不就可看作艺术呢”？第二章是鉴赏论，主要讲读者怎么通过阅读进入别人的梦，跟着治愈。第三章是关于文艺根本问题的考察。第四章是讲文艺的起源。前两章曾在《改造》杂志上先行发表。

这本书的篇幅不长，近六万字。从后记可知，厨川白村遇难后，他的学生山本修二（日本戏剧理论家，曾任京都大学教授）、厨川夫人等人在其遇难的废墟里，发现一个褐色的纸包裹，打开一看，是厨川白村的遗稿。由于是未定稿，山本修二在整理、修订后根据文章讨论的主题，将这本书定名为“苦闷的象征”，1924年由改造社出版。

1924年4月8日，鲁迅购得日文原版《苦闷的象征》，他认为这本书的主旨是“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上课时，向学生讲授书中的内容。同年9月，他开始翻译《苦闷的象征》，一边翻译一边挑选部分章节，在《晨报副镌》上发表——如《有限中的无限》在10月28日的《晨报副镌》上发表，《文艺鉴赏的四个阶段》在10月30日的《晨报副镌》上发表。1924年12月，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由北新书局出版（实际印刷时间为1925年3月），书前有“引言”，正文分“创作论”“鉴赏论”“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文艺底起源”四部分。鲁迅对厨川白村的作品似乎很感兴趣，翻译完《苦闷的象征》，他又翻译了《出了象牙之塔》等。

鲁迅在北京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出版后，1925年3月，丰子恺翻译的《苦闷的象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容与鲁迅的译本相同。鲁迅翻译《苦闷的象征》时，得知丰子恺正翻译这本书，他在1925年1月9日致王铸的信中说：“我翻译的时候，听得丰子恺先生也有译本，现闻已付印，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鲁迅还了解到其他人也翻译了《苦闷的象征》的部分章节，所以他感慨道：“这书之我国人所爱重，居然可知。”

当丰子恺得知鲁迅翻译了《苦闷的象征》，谦虚地表示：鲁迅先生的“理解力和文笔都胜于我”。也有读者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季小波在比较鲁迅和丰子恺的译本后，给鲁迅写信，说鲁迅的译本佶屈聱牙，有些句子竟长达百余字，而丰子恺的译本“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文采”。几天后，鲁迅给季小波回信，写了整整三页。他在信中幽默地说：“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其实，丰子恺对自己的翻译与鲁迅“撞车”，一直怀有歉意。

1927年11月27日上午，天朗气清，丰子恺在陶元庆的陪同下，与朋友黄涵秋去拜访鲁迅。鲁迅在日记中写道：“黄涵秋、丰子恺、陶璇卿来。”陶璇卿即陶元庆，他是丰子恺的学生，也是鲁迅的同乡，为著名书籍装帧家；黄涵秋是丰子恺在日本留学时的朋友，彼时正任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主任，兼任上海私立美专教授。丰子恺后来回忆道：“记得抗战前某年某日，我同陶元庆君去访鲁迅先生，时间是上午十时后，他还躺在床里，拥着被和我们谈话。我记得他说：‘人家说我动笔就骂人，我躺着不动笔，让他们舒服些罢！’我们都苦笑，辞出的时候，陶君对我说：‘还是让他躺着，可以多想出些文章来。’”

那天，丰子恺见到鲁迅，急于表达“撞车”一事的歉意。丰子恺说：“记得我那天去访他，是为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的事。我因为不知道他在翻译这书，我也翻译了，而且两译本同时出版（我的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大约是在北新书局）。出版以后，我才知道。倘早知鲁迅先生在翻译，我就作罢了。因为他的理解力和文笔都胜于我，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那天我去访，就是说明这点意思。但他毫不介意，对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不算多呢。’接着，对我和陶君大谈中国美术界的沉寂、贫乏与幼稚，希望我们多做一点提倡新艺术的工作。”鲁迅对年轻人的鼓励和宽容，让丰子恺大为感动。

三画《阿Q正传》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五十五岁。丰子恺对鲁迅始终怀有敬仰，他利用自己的漫画特长，为宣传鲁迅及其作品不遗余力。

1937年春，丰子恺在杭州田家园陪伴读中学的子女，他把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置于案头，反复阅读，心有所悟，遂决定用漫画的形式绘《阿Q正传》，画完悬于室内，与子女共赏。一天，石门湾的老乡张逸心见到这些漫画，十分喜爱，表示愿意出资印行《漫画阿Q正传》，不久，这些漫画就被制作成锌版，交由上海南市城隍庙附近的某印刷厂印刷。谁承想“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南市成为一片火海，丰子恺的画稿和锌版尽数化作灰烬。同年11月，丰子恺带领全家老小，踏上逃难之路。

纵使战火纷飞、居无定所，丰子恺宣传鲁迅作品的心愿，始终在心底安放，只待合适的时机。1938年春，丰子恺与两个女儿暂居于武汉，钱君匋从广州来信，代《文丛》月刊约稿，请丰子恺绘《阿Q正传》。于是，他拿起画笔，重绘《阿Q正传》，陆续寄给《文丛》月刊编辑部。遗憾的是，《文丛》月刊只发表了两幅，其余六幅“均付洪乔”——因广州大轰炸，再度毁于日寇侵华的战火。

丰子恺并未因此心灰意冷，他一直记得自己绘《阿Q正传》的初衷：“炮火只能毁我之稿，不能夺吾之志。只要有志，失者必可复得，亡者必可复兴。”

1939年3月21日，彼时的丰子恺已辞去桂林师范学校的教职，他充分利用赴宜山浙江大学任教前的闲暇时间，在桂林开启《漫画阿Q正传》的第三次创作。虽然对《阿Q正传》的内容烂熟于心、对浙江的物事非常了解，丰子恺画完后没有急于发表，而是请绍兴籍的朋友张梓生、章雪山帮忙把关，看看画中是否存在与绍兴风土人情相违和的地方。据说张梓生和章雪山都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懂绘画的章雪山还画了一只乌篷船，以供参考；丰子恺根据他们俩的建议，对画稿进行相应调整，又让女儿把五十四幅漫画摹写一遍，以防不测。1939年的清明节，丰子恺带着《漫画阿Q正传》的画稿离开桂林，去宜山浙江大学报到。同年7月，单行本《漫画阿Q正传》由开明书店出版。

《漫画阿Q正传》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出版后多次再版。1949年，丰子恺回到上海，开明书店再版此书时，他特意写了一个序言，其中说道：为鲁迅小说作漫画，“使它们便于广大群众的阅读，就好比在鲁迅先生的讲话上装一个麦克风，使他的声音扩大”。至1951年，《漫画阿Q正传》已印到第十五版，可见这个“麦克风”的效应十分明显。后来，丰子恺又为《祝福》《孔乙己》《故乡》《明天》《药》《风波》《社戏》《白光》等八篇小说作漫画，前前后后为鲁迅的作品画了近两百幅漫画，在鲁迅先生的讲话上“装了许多麦克风”，使其雅俗共赏，传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