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胶囊：《中国的一日》
今年5月21日，“从‘中国的一日’到‘新大众文艺’：‘中国的一日’征文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举行。看到这条新闻我有点激动。《中国的一日》这本书的封面从我童年的记忆中跳了出来，那是父亲孔另境大书架上劫后余生的不多书中，颇为显眼的一本书。
九十年前由邹韬奋先生发起，在全国广泛征稿，之后邀请到茅盾先生担任主编，编辑、出版《中国的一日》，这段过往在当时，在后来，在今天都有着相当的社会与文学意义。座谈会上，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发言，谈到《中国的一日》出版后流行一时的“一日体”的现代性，说它“是20世纪群众写作、大众创作的源头，也是今天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传统”。
1936年，茅盾在生活书店《译文》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译文，是介绍高尔基在苏联编《世界的一日》的编辑手记。韬奋由此受到启发。他与茅盾一样，一向关注大众文学，热心提携青年作家。定一个日期，求真实记录，向大众广泛征稿，然后编辑出书，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
征稿启事在上海《申报》刊登，确定选择5月21日那天，同日同题向全国的作家、非作家征文，请他们将个人在这一天“所经历、所见的职业范围或非职业范围内的一切大小事故”如实写出，投寄上海生活书店转编委会，汇集成书，以“表现一天之内的中国的全般面目”。那个时期，中国文坛有场著名的“两个口号”论争，茅盾与鲁迅先生站在一起，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1936年9月正式出版《中国的一日》可以说是“新大众文学”的发端。
这本九十年前出版的书的版权页上，茅盾主编的后面是助理编辑孔另境（上图）。我的祖母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姑妈孔德沚二十岁嫁给茅盾，担起了长女为母的责任，照顾14岁与9岁的两个弟弟。我父亲从乌镇到嘉兴读中学，到上海读大学都是靠姐夫的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也是受姐夫的影响，写作、编书、做文史研究工作，经常得到姐夫的言传身教。茅盾先生在我父亲的人生成长道路上是一位极其重要的至亲兼严师。
《茅盾回忆录》（中）回忆到，1936年7月中旬茅盾小病了几天，他当时正在编《中国的一日》。冯雪峰听说他病了，上门去看望他。那时我父亲正在茅盾家里。“当时在场的还有孔另境。另境那一段时间经常在我家中，因为我编《中国的一日》需要助手，而另境正好没有工作，我就把他找来做这个帮手，那一天他是来谈编排体例问题的……”这本书从征稿到出版，编辑的时间非常短，而来稿相当多，据我父亲回忆，《中国的一日》共收到投稿近四千篇。
要收稿、选稿、编辑加工，可以想象茅盾主编、孔另境助编的这本我国第一部大型报告文学集的工作量。父亲在一篇散文中提到当时与茅盾谈《中国的一日》编辑体例时商定的一些创新，比如“《枣庄的一日》文中包含了掘煤的各部分，苦力，学生生活，每一部分由一人担任记录，合之就可见枣庄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全貌了”。
父亲在鲁迅先生去世后写的散文《我的记忆》中，更是提到鲁迅先生生前对《中国的一日》的支持与贡献。其时，父亲常常在茅盾与鲁迅之间充当信使，与大先生很熟。他编完《中国的一日》正文后选插图，拿着选出来的一些木刻，登门给鲁迅先生看，请他帮助挑选。大概是质量不怎么样，鲁迅先生皱皱眉头，说中国的木刻究竟还是太幼稚了。父亲心急道，《中国的一日》没有木刻不行的，于是鲁迅先生才慎重地选了六幅，并要父亲带信转告茅盾先生，这六幅并不一定都是好的。意思是他已经勉为其难，在“矮子里面拔长子”了。
孔另境对《中国的一日》内容的评价很动情，他的散文集《秋窗集》中《上海一日》一文，讲到两年前协助编辑《中国的一日》，称这是一项伟大的集体工程：“这般作者的文字技巧是拙劣的，也许他们从未动过笔，然而这次却鼓励他们动起笔来了，他们用生硬的笔杆报告出他们的所见所遇所思所感，编者也就采取了重内容不重形式的原则给予相当的润饰，完成了这部血与泪的文学巨著。”
《中国的一日》由蔡元培赐序，称其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全景式写照”。书出版后风靡全国，“一日体”成了文学史现象。国内类似的《苏区的一日》《冀中一日》《上海一日》纷纷出版。直到近九十年后的2025年还有余响，“身边写作编辑部”征稿、“单读”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的一日——记2025年9月19日”向世界征稿。44个国家，232个城市，数千人参与，作者中有陈嘉映、托宾等著名学者、作家。这些都足以证明，由高尔基首创、邹韬奋借鉴策划、茅盾主编的向社会群众征稿、编辑而成纪实文学样式的书，被称为“时间胶囊”是非常贴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