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气质的思想内涵、价值评判与文学建构
内容摘要
随着性别研究的兴起，作为一个文化命题、学术概念和文学主题，女性气质在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已经成为性别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和重要研究领域。然而受偏颇的文化立场和单一的研究范式所限，女性气质的文化和社会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与重视，女性气质文化传统中的优良品质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发扬，文学作品在女性气质命题方面潜在的重要思想和文化资源也没有得到深入挖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对女性气质刻板印象进行辩证思考，就要纠正性别政治文化立场的偏颇以及实现对单一权力话语研究范式的更新和改造。与此同时，对文学作品在女性气质话题方面所蕴含的精神品质、美德和审美气韵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仅对女性气质和性别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新时代女性气质建构和性别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女性气质”（femininity）也被称为“女人味”“女子气”“女性特质”或“阴柔气质”，涉及女性之为女性的诸多要素和品质，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学术概念和文学主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女性气质是女性身份认同的一个核心要素，承载着人类社会对女性性别气质和性别角色等诸多方面的认定和期待，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伦理制约性和审美导向性，对女性个体的人格特质、价值观念和审美品位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调控和形塑作用。即便在两性日趋平等和性别身份更加多元的当今社会，“女性气质在评判女性方面仍然至关重要”（Nally and Smith 9）。然而受性别政治和权力话语思维模式的影响，女性气质被看作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文化规训，是“父权制为维护男权中心而对女性设定的种种规范和要求”（高奋、叶晓娟 138），不仅“浸润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原则”（赵思奇 52），而且“限制了女性的生存，将女性置于‘他者’的地位”（Bomarito and Hunter 144）。一些西方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女性气质是为了满足男性欲求的一种性别气质预设，是吸引男性以及与其他女性竞争的技巧和手段，而“最具‘女性气质’的女性就是那个最能满足男性幻想的人”（Walters 33）。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严重低估和忽略了女性气质文化传统中蕴含的诸多优良品质和实践智慧，因而在女性气质的文化立场和本体论认知方面出现了偏差，影响了人们对女性气质文化及其社会价值的客观评判。因此，对既有文化立场和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对女性气质刻板印象进行思辨，实现去伪存真和去芜存菁，是走出这一研究困境、实现女性气质价值重估的关键。而对文学作品在女性气质话题方面所蕴含的精神品质、美德和审美气韵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仅对于女性气质和性别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新时代女性气质形塑和性别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深远的现实意义。
去伪存真：对女性气质刻板印象的辩证思考
和男性气质一样，女性气质是一个极为复杂和富有争议的学术概念，即便长期从事女性与女性气质研究的学者，也难以完全厘清其内涵。正如萨曼莎·霍兰德所言，女性气质“是一种精妙而又细腻的美学，既令人困惑地自相矛盾，同时又极其具体且要求严苛，是一套由该做和不该做之事所定义的有关外表和行为的严格准则”（Holland 8）。可见，若想为女性气质作出简洁而精准的界定并非易事，因为“它包含了许多不断变化的、主观的成分和期望，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定义”（35）。另外，作为一个有着浓厚社会属性和实践导向的性别概念，女性气质又是流动和富于变化的，不同文化、地域、种族、阶级、性取向与年龄群体中的女性对女性气质的认知、建构和实践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单一固化的定义会让对女性气质的认知陷入本质主义泥潭，遮蔽了女性气质的丰富性和动态性，与千姿百态和变动不居的女性生命体验相去甚远。尽管如此，人类在女性气质的思想内涵方面存在共通的认知与相近的理解，而广大女性自身在生理、心理和行为模式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共性，这种文化通约性也为女性气质定义和思想内涵的探讨提供了可能。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女性气质”所对应的英文词“femininity”是一个统筹性概念，俗称“伞状术语”（umbrella term），绝不仅仅局限于女性的“气质”或“秉性”（temperament）维度，而是涵盖了女性之为女性的诸多层面，兼具内在与外在、道德与审美、身体与心灵等要素，不仅涉及温柔、体贴、富有同情心等传统女性性别特质，而且还涉及社会和文化赋予女性的性别角色与伦理规范；既包含女性的生理特征和心理倾向，还包含女性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待人接物等具体行为模式和外在表现。其中，“身体、头发、服饰、声音、皮肤、举止、情感和志向都是这一概念同样重要的方面”（Reinisch et al. 289）。在很大程度上讲，女性气质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是“一套由文化建构的规则、态度和行为的社会性别概念”（Ross 4）。可见，女性气质是社会与文化为女性设定的一套综合评判体系，其内涵和外延远远超出了“气质”或“秉性”的语义范畴。在一定意义上，女性气质是以女性生理条件为基础，在长期践行社会文化所赋予的性别角色与规范过程中，逐渐形塑而成的一系列性别属性和行为特征。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气质的定义和思想内涵经常以刻板印象（stereotypes）的文化样态呈现，并在其传播过程中实现其对女性思想和行为的塑造。在诸多情境中，女性气质是作为与男性气质相关联的刻板印象而存在的，人们通常“将男性气质与坚韧和竞争力联系起来，将女性气质与温柔和同情心联系起来”（McDermott 1）。与男性相关的刻板印象有“光明、直率、好的、理性、精神、力量和公共空间”；与女性相关的刻板印象则是“黑暗的、被遗弃的、差等的、非理性、身体、情感、被动性、低劣和私人空间”（Skara 167）。在现实生活和文化场域中，“富于攻击性、竞争性、支配性、冒险精神、独立性、理性、不感情用事、坚定、不易受他人影响、喜好数学和科学、决策果断、富有自信心、雄心勃勃、不拘小节”等性别气质倾向往往被看作典型的男性气质刻板印象，而“圆通机敏、细腻、文雅温柔、敏感、虔诚、整洁、有强烈的安全需要、富有爱心、喜爱文学艺术、被动等气质倾向”（余强军 52）则被认定为女性气质刻板印象。类似的女性气质刻板印象还有很多，但以上表述代表着人类对女性气质的基本看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人们心中，女性气质总是与“羞涩、腼腆、胆小、多愁善感、温柔以及在性生活中的被动”（祝平燕、夏玉珍 39）等品性相联系，认为具有女性气质的人往往“温柔、端庄、有爱心。她们被认为情感丰富、敏感，并且倾向于喜欢购物”（Berkowitz et al. 48）。比如，在来自美国和其他 28 个国家的大学生样本的调查研究报告的结果中，大学生将一位典型的女性描述为“充满爱的、有魅力、多愁善感、温柔、友善、以人为导向、心软、富有同情心、热心肠的”（埃奥、布里奇斯 28）。
通过对上述女性气质刻板印象的梳理可以看出，女性气质刻板印象中既存在不少负面消极的思想观念、心理倾向和行为模式，也蕴含着诸多优良的精神品性、道德素养和审美特质。其中，圆通机敏、细腻、文雅温柔、爱整洁、富有爱心、端庄、友善、富有同情心等特性是正面积极的优良品质和行为模式；而诸如被动、非理性、胆小、过于敏感等品质和特性则是负面和消极的，不利于女性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因此，对于女性气质刻板印象，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秉承一种辩证的态度。对女性气质刻板印象中优秀的品质要予以肯定、继承和发扬，对负面消极的品性要对之进行反思、批判和摒弃，做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另外，学界之所以在女性气质的价值判定方面存在争议，甚至出现严重的质疑大于认同、否定多于肯定的局面，除了女性气质刻板印象中存在诸多负面消极的品性之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学者对刻板印象本身的成见。在早期学界的认知体系中，刻板印象是“用以解释人们对世界的错误观念和偏见，指那些事实上不正确的、非理性的、刻板固执的态度”（汪露 13）。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女性气质等同于一种性别刻板印象也必然会大大降低学界对女性气质本身的价值评估。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刻板印象并不仅只是坏的和负面的特征，还包括好的和正面的特征。例如，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可能既包括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负面特征，但同时可能也包括细心敏感，善于照顾他人这一正面的特征”（汪露 44）。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刻板印象因其刻板性和过于概括性备受质疑，“但作为针对特定社会群体的被广泛接受的认识，它往往并非空穴来风，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客观事实作为其认识基础的。这也就是社会心理学界所谓的刻板印象的‘真理内核’（Kerne of Truth）”（64）。黛博拉·贝斯特（Deborah L.Best）同样认为，“刻板印象特质反映的是社会成员所共有的、关于男女差异的认知观念。刻板印象未必是有害的，其中可能包含某些真实成分”（Best 11）。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其现实基础既包括女性区别于男性的先天生理结构和独特的生命体验，也体现为女性在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中，于气质风度、审美取向、行为模式等方面呈现出的趋同或近似的表现。正是这些趋同或近似的表现，构成了人们对女性群体及其气质的刻板印象。尤其不能忽略的是，女性气质刻板印象与女性的性别角色实践有着密切关联。比如，“温柔、深情且富有同情心”（McDermott 4）这类典型的女性气质刻板印象，正是在女性承担与践行母亲、照顾者等角色的过程中被逐步建构起来的。对于多数女性而言，这些刻板印象对其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等诸多方面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很多女性就是按照这些女性气质刻板印象来认同、建构和践行其女性气质的。这也提醒人们，如果把女性气质刻板印象仅仅看作一种随意拟造因而可以轻言否弃的主观偏见和无稽之谈，则不仅会严重忽略了它深厚的现实基础，从而陷入一种文化虚无主义，而且也会大大低估它对女性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力，不利于对现实生活和文化流俗中女性气质刻板印象的甄别、思辨和改造，也让新时代女性气质建构错失了一条重要的研究进路。
从质疑到肯定：女性气质价值评判的流变
学界对女性气质的价值评判之所以存在偏颇，还与西方女权主义和性别研究领域所一贯秉持的性别政治文化立场和和权力话语研究范式密切相关。在很多西方女权主义和性别研究学者看来，女性气质，尤其传统女性气质，本质上是父权制和男权思想对女性的文化规训与压迫。这也让女性气质从一开始就背负了沉重的文化“原罪”。在这种压倒性的惯性思维统御下，女性气质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诸多优秀精神品质、美德、生命智慧与审美品性也无形中被忽略和抹杀了。
在对传统女性气质进行质疑和批判的诸多学者和思想家中，旗帜鲜明地向传统女性气质发难的当属弗吉尼亚·沃尔夫，其提出的杀死“家中天使”（Angel of the House）这一颠覆性革命口号，整体上否定了传统女性气质的社会价值，为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女性气质批判拉开了序幕。以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家中天使”这一刻板形象指代的女性气质是后工业化时代兴起的一种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它限定了女性的活动领域，“规定女人就应该是完美的淑女，是家中的天使，心满意足地顺从男人，以内心纯洁和笃信宗教而见长，在家庭这个属于她的王国中，她就是女王”（肖瓦尔特 12）。在一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看来，以“家中天使”意象为代表的传统女性气质，不仅体现了父权制和男权思想对女性的文化规训以及对女性自由的束缚和对女性经济独立能力的压制，而且还让女性处于被动和受害者地位：“女性气质在文化上与易受伤害和成为受害者的特质联系在一起”（Baron and Kotthoff 231）。按照这一思路，对传统女性气质的批判和解构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抵制男权思想和父权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对女性气质诟病最为严重的当数第二波女权主义（Second-wave Feminism）。在这一波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权主义与女性气质水火不容、格格不入，“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女权主义者就意味着要拒绝女性气质”（Berkowitz et al. 366）。在她们努力赋予女性和女孩力量、促使她们获得平等的社会权益过程中，第二波女权主义者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即“对女性气质有任何喜爱就意味着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366）。在她们看来，人们所熟知的女性气质，是一种浪漫的无稽之谈，是男权文化精心策划和维护的东西，是一种对女性强加限制的怀旧传统。另有学者援引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认为女性气质是权力话语的产物。权力不仅产生出“一种与统治、侵略和暴力相关联的男性气质”，而且还生产出“一种与顺从、被动和温柔相关联的女性气质”（Glacier 6）。这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们没有意识到，其实女权主义和女性气质并不一定相互排斥，消除性别不平等的道路并非是通过拒绝女性气质来铺就的，而“穿着女性化的服饰也不会使一个人失去成为女权主义者并认同自己为女权主义者的资格”（Berkowitz et al. 366）。在这样一种性别政治文化立场和权力话语思维模式的引领和主导下，所有被编码为女性化的事物都要受到质疑和否弃。在这种单一僵化的性别政治立场和权力话语思维定式的裹挟下，女性气质的文化与社会价值被严重遮蔽和消解。这些思想家和学者似乎没有意识到，无论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无论男性存在方式还是女性存在方式，都有其合理性，都在其漫长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实践中积淀了丰厚的精神品质、美德和生存智慧，并且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过贡献。遗憾的是，僵化的性别政治文化立场和权力话语思维范式严重抹杀了女性气质所具有的重要文化价值和所做出的巨大社会贡献。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的各种能力和价值不能单纯用性别进行划分，男性和女性、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都各有特色，各有所长，男性和女性应当“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实现和发展这些能力”（Schott 140），实现个体的社会价值，并最终获得生命的圆满和幸福。
随着性别启蒙的演进、性别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女性在各个领域社会地位的提升，偏激的性别政治文化立场已经不合时宜，单一的权力话语思维模式在丰富多元的两性格局面前也逐渐丧失了现实意义和阐释效度。许多开明人士开始意识到男性和女性、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不应当被看作两大水火不容的阵营，彼此之间应当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与携手共进的合作关系或伙伴关系。对于女性气质，人们不再把它看作男性气质的对立面而对之心存拒斥，而是表现出“对女性气质的一种接纳和认同”（Berkowitz et al. 5）。在学术界，从 1970 年代开始，随着性别研究的兴起，女性气质研究也不再局限于性别平等和外在权益的赢取等单一的奋斗目标，而是更多地从女性自身成长、发展与人生价值实现的角度重新审视女性气质，女性主义传统中的性别政治和权力话语开始淡化。在这一语境下，以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和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为代表的文化女性主义（Cultural Feminism）开始对女性气质的思想内涵与社会价值进行重估，强调了女性气质文化传统中的关怀伦理、合作精神和母职经验所具有的独特社会价值。
在吉利根看来，人们认为女性惯常具有的软弱、困惑、自我怀疑以及缺乏决断力等品性并不一定是软弱的标志。比如，“对他人需求的敏感以及承担照顾责任的意识，使女性关注他人的声音，并在自己的判断中纳入其他观点”（qtd. in Madsen 101）。吉利根从道德而非权力的视角重新审视女性气质中之前被看作弱点的特性，指出：“那些看似困惑和不愿评判他人的表现，与其说是道德软弱的标志，不如说是道德力量的体现”（101）。这一点与讲求柔能克刚、弱能胜强的中国道家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文学研究领域，以伊莱恩·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苏珊·古芭（Susan Gubar）为代表的文学女性主义（Literary Feminism）则更多地“试图通过推动对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重新评价，来唤醒人们对女性价值的认识”（Madsen16）。总之，通过诸多人文学者和开明人士的不断努力，女性气质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精神品质、道德规范和审美特性，已不再被简单等同于对女性的压迫、束缚和制约；相反，它们日益被视作有助于女性身心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其个体社会价值、获得人生幸福的内在心理与人格基础。
质形兼备、德美相融：文学作品中女性气质的
思想内核与审美特性
在文学世界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从未缺席，从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形象到东方古典文学中的闺阁女子，从近代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独立女性到现代、后现代文学中的新时代女性，她们以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为现实生活中广大女性身心健康成长、自我超越与完善提供了精神力量和人格典范。而这些个性鲜明、立体饱满、丰富多元的女性形象背后所体现的则是女性气质的文学想象和建构，而且这种想象和建构是极具创新性、前瞻性和引领性的。到目前为止，女性气质书写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学叙事传统，为人类对女性气质的认知与建构提供了一笔无比宝贵的文化与思想资源，为破除人们对女性气质刻板成见以及拓展、深化和更新对女性气质的认知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对诸多女性气质书写典型之作的文本细读就会发现，与许多西方女权主义者过度强调女性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外在社会权益的赢取，以及大众文化和媒体过分推崇女性容貌、体态、服饰妆容等外在美不同，文学作品更加注重女性生命智慧、道德修养和审美品位等内在人格与精神品质的提升，把女性外在美看作内在美的自然流露和外在显化，实现了一种质形兼备、德美相融的女性气质文学建构。
首先，文学作品对女性内在精神品质和美德的强调，让女性气质拥有了坚实笃定的思想内核与人格根基，不仅是女性人格魅力的源泉，而且也是女性全面发展、实现社会价值并最终获得人生幸福的心理保障。在文学作品中，女性气质的内在精神品质和美德主要体现为女性在面对困境、追求自我、实现梦想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自立、自强、自信、自尊等人格底线以及勇敢、坚韧、善良、宽容等传统美德。这些精神品质和美德打破了被动、依赖、胆小、软弱、过于敏感、肤浅、虚荣、自恋等消极的女性气质刻板印象，彰显了女性的主体能动性、情感深度和灵魂力量。在《简·爱》（Jane Eyre, 1847）中，主人公简（Jane）自幼父母双亡，寄居于舅妈家，遭受了舅妈和表哥的虐待与歧视，没有亲情的温暖，没有物质的保障。但她从未向命运低头，始终坚守着自立、自强和自尊的人格底线，依靠自身的勇敢、坚韧和善良等美德，摆脱了对舅妈的依附关系，在艰难时世中顽强地生存下去。在她的爱情经历中，面对财富和社会地位都远远高于自己的罗切斯特，她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自卑和胆怯，而是不卑不亢并且真诚坦然地与他对话和交流。当她发现罗切斯特虽然爱上了她但对她不够尊重时，她如此说道：“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短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 ?——你想错了 !——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完全一样有一颗心 !”（勃朗特 270）这段话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女性气质的灵魂性和情感深度，凸显了独立自主和人格尊严在简的女性气质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在她与罗切斯特订婚之际，当罗切斯特提议要给她买手镯和戒指时，她直接予以拒绝：“不，不，先生 ! 想点别的话题，说点别的事，换换调子吧”（277）。然后她坦诚地告诉对方“正因为我太爱你了，所以我就不会奉承你，你也别奉承我”（277）。可见，在简与罗切斯特的情爱关系中，简所需要的不是物质欲望和虚荣心的满足，而是后者的尊重、真诚和挚爱。简的这些优良精神品质和美德也赢得了罗切斯特的欣赏、爱慕和尊重，成为两人克服重重阻碍、实现爱情梦想的关键。除了简之外，《飘》（Gone with the Wind, 1936）中的赫斯嘉（Scarlett），同样拥有自立、自强和自主等精神品质，在乱世中展现出令人敬佩的坚韧与顽强。在南北战争的硝烟和战火中，她曾经养尊处优的南方淑女生活随着美国南方的沦陷而一去不复返，她也逐渐从娇生惯养的庄园小姐蜕变为不得不在废墟上重建家园、保护他人的坚强女性。小说末尾处她的那句“说到底，明天总是个新日子”（米切尔 1002）更是彰显了她勇敢、坚韧、永不言败的精神品质和乐观主义人生态度。
其次，与消费主义社会崇尚的姿容形貌和服饰妆扮之美有所不同的是，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气质之美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结合，心灵之美与形体之美的统一，两者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其中，相比外在的容貌与形体之美，内在心灵之美更为重要，占据更大的权重，而外在美则是内在精神品质与人格修养的自然流露和显化。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阳光下的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1959）中，莉娜·扬格（Lena Younger）就是拥有这种女性气质的典型代表。按照现代西方消费主义文化中女性气质的审美标准，缺乏白嫩皮肤、年过六十、身材“壮实”的莉娜可以说与女性美无缘。然而在该作中，“她自有一种美和大方的风度，但这种美和风度绝不扎眼，因为人们总要和她相处片刻之后才会感觉到”（汉斯贝瑞 27）。显然，这种美不是来自其肤色、相貌和形体，而是来自她内在的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是内在心灵之美的外在释放。不仅如此，莉娜的女性气质之美还来自她饱经沧桑的丰富人生阅历，来自她的坚韧、风趣和乐观：“她在生活中饱经忧患，适应过也克服过很多困难，因而她一脸坚毅。看得出来，她有风趣，也具有某种信念，这使她的眼睛至今神采奕奕，充满着兴趣和期待的光芒。总之，她是个很美的女人”（27）。可见，正是凭借慷慨大方、坚毅、乐观风趣，以及对生活充满热爱和期待的内在精神品质和美德，这个看似不具备传统女性美感的年迈美国黑人女性，展现出了更具人格魅力和灵魂深度的女性气质。
再次，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气质建构一般在女性人物形象的成长过程中同步展开，女主人公往往要历经一系列磨难、打击和淬炼，最终彻底摆脱消极女性气质刻板印象的桎梏，实现女性气质的重构和个体的成长。在莫里森的《恩惠》（A Mercy, 2008）中，女主人公佛罗伦斯（Florens）的女性气质就经历了这种凤凰涅槃式的建构和成长历程。起初，受其所处社会消极女性气质刻板印象的影响，佛罗伦斯既缺乏自立、自强、自信和自尊的内在精神品质，也缺乏面对艰苦生活应具备的勇敢和坚韧的品格，总是想寻求庇护，并且对他人也总是心存依赖。这种女性气质的认同与她的女奴身份和生存境遇发生了严重的错位，她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经过一系列精神和肉体的挫败、磨砺和淬炼之后，佛罗伦斯的女性气质发生了显著变化。小说中交代，由于她的靴子被铁匠收养的小男孩丢弃，她不得不在料峭春寒的天气里从铁匠的住处赤足走回她所在的农场，但这也让她拥有了“一双生活所需要的、比皮革还要结实的脚板”（莫里森 2）。可见，这一肉体的磨砺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她的意志品质，让她变得更加坚韧不拔。另外，她在铁匠那里遭到的误解和冷遇也让她丢掉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彻底消除了对后者的依赖心理，找回了一度迷失的自我、重拾了人格尊严，变得更加独立和果决起来：“我变野了，可我还是佛罗伦斯。从头到脚。不被原谅。不肯原谅。不要怜悯，我的爱。决不要”（177）。此时的佛罗伦斯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总是渴望别人的怜悯、保护和救助，而是获得了人格的独立和内心的强大。这一点还可以从工友斯卡利（Scully）对她的侧面描述中得到见证：“她看上去不大像从天而降的巡查，倒更像是一个受伤的英国兵，赤着脚，浑身血污，但却傲然”（162）。通过一系列肉体与精神的磨砺和淬炼，佛罗伦斯彻底摆脱了怯懦、依赖和缺乏自我等人格缺陷，摆脱了旧有的女性气质模式对她的桎梏，实现了一种有着自立、自强、自信和自尊等精神品质以及勇敢、坚韧和果决等美德的女性气质建构。
通过对以上几部女性气质书写典型之作的分析不难发现，文学作品所书写和建构的这种以精神品质和美德为思想内核的女性气质，并非是父权制和男权思想对女性的文化规训，反而成为女性安身立命、建功立业的精神支撑，既是女性身心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必要条件，也是女性实现个体社会价值、获得人生幸福的重要保障。当今社会出现的诸多性别乱象和道德失范案例已经足以证明，在女性解放的进程中，仅仅强调外在权益的赢取而忽视女性内在精神品质和道德修养的提升，仅讲求外在美而不讲求内在美，往往会导致女性个体道德意识的弱化、审美品位的降低和生存能力的退化，从长远角度讲，不利于女性社会价值的实现和人生幸福的获得。就此而论，文学作品所书写和建构的这种质形兼备、德美相融的女性气质，不仅可以为人们更好地审视女性气质刻板印象提供评判尺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西方女权主义过于强调女性的外在权益、忽视女性自身精神品质与道德修养的提升，消费主义文化过度推崇女性外在美而忽略其内在美的缺陷和不足，对新时代女性气质、性别伦理和性别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