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祈的三首集外诗——兼谈唐祈与易铭的新诗唱和
唐祈，原名唐克蕃，笔名唐那，九叶诗人之一，同时也是九叶诗人中被研究得较少的一个。他的作品长期以来没有被很好地整理，只在199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本《唐祈诗选》；直到2017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陇上学人文存·唐祈卷》，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唐祈诗全编》。这两部书算是比较完整地收集了他的诗文，《唐祈诗全编》是名曰“全编”的，而《陇上学人文存·唐祈卷》的“编选前言”也宣称“收集了唐祈创作的除诗歌之外的全部学术论文和散文作品”[1]。
遗憾的是，这两本时间相隔不久出版的文集和诗集，似乎在出版过程中并没有交流，出现了本可以避免的令人遗憾的遗漏。《唐祈诗全编》所附的《年谱》提到的《评〈沉渊〉》，在《陇上学人文存·唐祈卷》中就没能收录。而《唐祈诗全编》的编者在“编后”中也坦然承认“全编不全”：“要说明的是考虑到1940 年代是诗人创作的高峰期，但诗人的有些诗发表在西北的一些小的期刊报纸上，而这些小报也确实找不到了，因此肯定还有些诗未能收录，‘全编’就只是个说辞，但这也确实是没法子的事。”[2]
我们在从事现代散佚新诗搜集的工作中，发现了唐祈若干未被收集的诗文，兹将其集外诗整理出来，以供学界参考。限于篇幅，唐祈的剧评、诗评集外文，则留待另文梳理。
一、《火灾的城》《北征篇》和《独步》
1938年12月15日出版的《甘院学生》第8卷第1期上，刊载有唐克藩的《诗二首》，包括《火灾的城》和《河》；其中，《河》曾收录于唐祈1948年出版的诗集《诗第一册》中，因此也收入了《唐祈诗全编》（版本略有不同）。可见唐祈的原名虽是“唐克蕃”，但“唐克藩”也是他使用的笔名。而据《唐祈年谱》，1938年8月，唐祈因父亲在甘肃邮务局任职之故，举家迁至兰州，于9月考入甘肃学院（现兰州大学前身）文史系学习。《甘院学生》正是甘肃学院的学生刊物。《诗二首》中的《火灾的城》为《唐祈诗全编》失收。全诗如下：
我徘徊
在你背上，
听过你呼吸
像洞庭的湖水。
（多少远古
历史
的石碑哟……）
五天底
火炎……
毁了一切繁荣的街，
铁的纪律
三个火犯死在北门外，
大城的
火哟……
将是仇人底坟墓
一九三八，十二。
很显然，《火灾的城》是对1938年长沙大火的控诉。1938年，日军攻势猛烈，6月武汉会战爆发，10月21日和25日广州、武汉相继沦陷。11月11日岳阳沦陷，长沙岌岌可危。为免长沙失守后物资为敌所用，国民党当局制定了“焦土抗战”的政策，若长沙一旦弃守，将焚毁一切建筑和不能转移的物资。但是在11月13日凌晨，由于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偶然起火，加上安排、通知不力，士兵误以为行动提前开始，竟在日军并未进攻长沙的情况下四处放火，致使长沙全城未及时没有通知百姓转移便到处起火，数千人无辜死于火灾，长沙古城也沦为一片废墟。
唐祈诗中“五天底/火炎……”指的正是这场来势凶猛、连烧五天的大火，而死在门外的“三个火犯”，则指的是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二团团长徐昆和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他们以渎职殃民、玩忽职守罪，被盛怒的蒋介石判处了死刑。诗中，“呼吸”将长沙城拟人化，“洞庭的湖水”“历史的石碑”与火灾的毁灭形成可怕的张力，而这种来自具体的、巨大的现实痛苦的经验，经由配合括号、省略号使用的短诗句所营造的呓语式节奏，呈现出被克制的悲痛所特有的悲剧性力度。但最后，诗人又将这种控诉转化为对敌人的仇恨，给国人带来巨大灾难的火灾也将是仇人的坟墓。
1940年5月25日重庆《益世报·文艺》第9期，刊载有唐那的《九行诗二章》，包括《短歌行》和《北征篇》。其中，《短歌行》便是1939年署名“唐那、易铭”的《短歌二章（九行诗）》中的第一首（版本略有不同，《唐祈诗全编》收录《短歌二章（九行诗）》时并未注明哪一首是唐那所作，哪一首是易铭所作，实际上此诗发表时虽然联合署名，却在两首短歌的旁边分别标注了作者，第二首实由易铭所作），但《北征篇》则为《唐祈诗全编》失收。唐祈在诗歌创作生涯的初期，受到高中时期的挚友文健（笔名为“易铭”）的诸多影响。在1937至1939年间，二人在诗歌创作上的交流颇多，也进行了不少合作，例如《短歌二章（九行诗）》。而从风格上看，《北征篇》也是这一诗友合作时期的产物，全诗如下：
猎猎的征旗任野风吹打，
壮士长鞭起远戍的怒马，
眉目间是一片冰雪天涯。
短刀在胸前闪一星幽光，
衣袖上抖落凝住的寒霜，
战马骎骎驱奔千里塞上。
自古北方多悲歌之士哟；
多少年征战，勇者沙场死；
噫！是男儿还应马革裹尸！
1944年6月9日《甘肃民国日报·文艺》第1期，刊载有署名“克繁”的《沉思集二首》，其中第一首就是《诗第一册》中收入的《在森林中》，可知“克繁”是唐祈的另一笔名。另一首《独步》则为《唐祈诗全编》失收。因《在森林中》版本有所不同，将这两首诗均抄录如下：
沉思集二首
在森林中（给W：）
我漫步
在森林中
听 岁月里
悠悠的风
我听到
远处的处的钟[3]
像在永久里
一个永久的梦
谁的一个声音
曾在森林中
谁的一个声音
曾在森林中
远处的钟
悠悠的风
我将从一个苍白的梦里死去：
在森林中……
一九四〇年旧作
独步
湖，干涸了
蔓草在上生长
又荒枯
像一个被掘裂的墓
我从幽谷的
高台看一切仿佛消逝又存在
白石上
千年的苍苔
我沉思：
（白云在飞
岁月停留不住……）
我独步
从悠悠的往古
到更远的虎罴
唐湜在《诗的新生代》中，对四十年代活跃的两大诗人群作了比较，其中，“穆旦、杜运燮们”以其普遍的凝重内敛气质以及“在自我与世界平衡的寻求与破毁中熬煮”的复杂品格，被唐湜称为新时代的“哈孟雷特”[4]。诗人的沉思赋予他们的诗歌以深邃、凝重、雕塑化的质地，尽管唐祈与穆旦、杜运燮在创作风格上有很大差异，但他同样注重诗歌的艺术性和沉思性，其创作早期的诗歌也安放了个人在时代浪潮下的深思，这两首并称“沉思集”的作品，便是这种沉思性的代表。
唐祈在《诗歌回忆片断》中，称《在森林中》为“我的第一首诗”[5]，作于1936年寒假的某日上午；收入1948年《诗第一册》时，诗末的时间标注也是1936年。相较于1936年的版本，这首发表于1944年、标注为“一九四〇年旧作”的《在森林中》在各个诗节上都有小的更改，而其中有两处颇值得关注：一是，第三节由“谁的一个声音，/在森林中？/谁的一个声音，/又在森林中？”修改为“谁的一个声音/曾在森林中”的重复；二是，第四节结尾由“将向哪里走，/在森林中。”修改为“我将从一个苍白的梦里死去：/在森林中……”。
《诗第一册》标注的1936年似乎是可信的，因为无论是1936版还是1940版，《在森林中》的诗境都指向了一种可选择又无可选择、遍处是路又非路的人生困境，一种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的空寂感受。然而，在1936年，中学时代的唐祈还沉浸在青年人的茫然无措中，更多的是对命运发问，对人生表现出哲理性的迷茫。而1940年，对森林中声音来源的当下提问变为对曾经的追忆，而最后这一对“我”将死去之命运的断言，或许也正是唐祈历经多年战乱后，给自己曾经那句“我将向哪里走”的茫然叩问以一个悲剧的最终答案：走向彻底的死灭。标题中的“给W”的“W”，当指文健（易铭）。
相较于《在森林中》，《独步》一诗从自我的沉思中超脱出来，由破败的现实景象，升华出一系列深邃的历史性沉思。这首诗频繁分行，诗行前后粘滞，使节奏缓慢而悠长，适合于沉思的氛围和厚重的主题。整体来看，诗节很短，却发挥了诗歌文体特有的强包容性，以“生长/又荒枯”的蔓草、“消逝又存在”的一切、“从悠悠的往古/到更远的虎罴”造成一种类似于延时摄影的效果，加上“千年的苍苔”与飞逝的“白云”，大大提升了诗歌在时间层面的跨度和速度。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在变迁中几乎锚定的、登高沉思的“我”，这与《登幽州台歌》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诗人形象十分类似，显然有意识地承接了古典诗歌登高怀古的传统。
二、唐祈的《流浪人》和易铭的《夜游者》
唐祈还在1946年9月7日《西南日报·每周文艺》第15期上，发表了《流浪人》，与《诗第一册》中的版本略有不同，并且这首诗也较为特殊，特抄录如下：
我憎怨着路灯的设计者了：
就是他，使夜色更临近了一步。
由于江上升起的白色的雾；
由于水声击着沙石的低音；
由于孤独的木船上一个白发的老年人；
你去想一支春夜的流浪的新调子吧。
大堤的木桥上我停住了脚步，
我低头，想着流水的一个尽处。
啊，我是知道何以这样默默地走的！
看看隔岸的黄昏的窗里的灯火，
回想起灾荒里远方的家。
一九四二作
一九四六修改发表
这首诗可与易铭的《夜游者》参看：
夜游者
我而今憎怨着窗帷的设计者了，
就是他隔断了夜游者的温情，
由溢出来的银铃的笑声。[6]
由映到窗上的瓶花的影子，
由于无线电乐音复杂的彩色，
你去想一个少女的面庞吧。
在窗下我撇下了轻轻的叹息，
转向黑暗的路上迈开脚步，
不用看远处双双的行人，
春夜的梦是不会做完的，
路灯柱上而有了我的背脊。
上海《新文苑》1939 年12月15日第1卷第2期
从二人这一时期密切的诗歌交流来看，《流浪人》与《夜游者》在句式上的类似，应被视作一种诗友之间的诗歌唱和。唐祈的诗作以“憎怨着路灯的设计者”开始，到看着“窗里的灯火”结束，而易铭的诗作则以“憎怨着窗帷的设计者”开始，到“脊背”靠在“路灯柱上”结束，显然是二人有意识的相互呼应。在1948年出版的《诗第一册》中，《流浪人》文末记录的创作时间为1938年，如果唐祈标注的时间完全准确的话，即后出的《诗第一册》反而使用了1938年最初的版本。那么，1946年发表在《西南日报》上的标注作于1942年的《流浪人》应该如《在森林中》一样，是经过小范围修改后的作品：第一句开头的“我憎怨着”原为“我怨艾着”，第二句的“使夜色更临近了一步。”原为“使凄凉的夜色临近了一步，”，第五句的“孤独”原为“孤立”，“一个白发的老年人”原为“一个老年人”，第二节第一句“我停住了脚步”在1938年版里没有主语“我”；不过，最大的改动是最后一句，由1938年版的“回想远方冰雪和炮火中的家”改为“回想起灾荒里远方的家”。
唐祈的修改，或与1941至1942年自河南开始，后扩散到山西等地的大灾荒有关。在旱灾、瘟疫之后，这场由百年不遇的蝗灾引起的大灾荒导致各地秋禾蚀尽、饿殍遍野，多地出现人吃人的现象。1939年10月，唐祈考入位于陕西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并在1940至1942年间多次前往西安参加剧团公演。陕西距离山西、河南等地较近，就灾荒的规模和影响力来看，或也遭到波及，唐祈很可能是在此时或者日后根据当时所见，产生了与回想战争炮火时类似的故园之殇、流浪伶仃之感，于是进行了修改。
唐祈的诗友易铭，在1939年就读于已经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文学系三年级，在1939年8月19日嘉定（乐山）的大轰炸中不幸遇难，这首在他死后才见刊的作品，具体的创作时间已经无法确定，但根据唐祈在1942年将原本第一行的“怨艾”改为与易铭相同的“憎怨”，而易铭的诗作在以“由”统领第三、第四行诗句之后，忽而在第五句变换开头为与唐祈的第三、四、五句相同的“由于”，以及唐祈诗作明显更沉重、痛苦的主题来判断，二人的创作顺序很可能是唐祈唱在先，易铭和在后。
不过无论先后，二人所选取的抒情主人公“我”都是值得关注的。流浪人”也好，夜游者也好，“我”均呈现为一个孤独的、年轻的、满怀愁绪的夜晚漫游者的形象，与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笔下的自我非常相似。当时的现代派诗人大多“小处敏感，大处茫然”，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确切的生活目标，因而常常流露出对生活的无望叹息；同时，在现代文明与传统交汇的节点上，他们大多表现出一种心态上的浪游、游离感。尤其在戴望舒的诗作中，这一孤独流浪的夜行人形象频繁出现，如《夜行者》中“戴着黑色的毡帽，/迈着夜一样静的步子”的夜行者，如《流浪人的夜歌》中“我是飘泊的孤身，我要与残月同沉”的流浪人，又有《单恋者》结句所自许的“我是一个寂寞的夜行人。/而且又是一个可怜的单恋者”。在《诗歌回忆片断》中，唐祈提到，他和易铭从30年代写诗以来，“就是沿着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艾青的诗歌道路走下来的”[7]，现代派诗人是他们接触已久的老师。虽然在抗战的烽火中，诗人的写作心态已经发生了转变，但是这种典型的孤独浪游人形象依然在唐祈与易铭30年代末期的作品中延续。
三、其他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发现的集外诗中，还有《白骨篇》《浮尸》《迎接人民解放军》三篇，在2022年西北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新诗与西部文化”高端论坛上，张向东老师宣读的《关于唐祈的几则史料》中，也有提到。这次会议编有会议论文集，这篇文章也收在其中。因而本文原想在《关于唐祈的几则史料》在刊物正式发表后再投稿，但迄今未见其正式发表。考虑到张向东老师应该会发表这篇文章，本文暂不披露这三篇诗作的出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张老师的文章犯了一个小错误，他把《浮尸及其他》当作标题了，实际上唐祈发表的《浮尸及其他》，包括《浮尸》《挖煤工人》及《三弦琴》三首诗，其中《挖煤工人》及《三弦琴》即所谓的“其他”，《浮尸及其他》是三首诗的总称，并非有一首题名《浮尸及其他》的诗。《挖煤工人》及《三弦琴》已收入《唐祈诗全编》（版本略有不同），而《浮尸》则为《唐祈诗全编》失收。
此外，《唐祈诗全编》对唐祈诗作原文的誊录，在文字和诗行的排列上，还有不少失误，有些作品出处也标错，如《送征吟》的出处应为“《现代评坛》第五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却误标为“《现代评坛》第五卷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冰原的故事》的出处应为“《现代评坛》第六卷第三、四期合刊”，却误标为“《现代评坛》第六卷第二十、二十一期”。《九行诗二章》刊于“《现代评坛》第四卷二十二期”，而《我们的七月》刊于“《现代评坛》第四卷二十一期”，在编排上，理应按时间顺序将《我们的七月》置于《九行诗二章》之前，但目前却是《九行诗二章》排在《我们的七月》前面。此类问题，过于琐碎，但也是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普遍现象，或有待日后专门的工作进行梳理。
注 释：
[1] 郭国昌、李晓梅：《编选前言》，载唐祈著，郭国昌编选《陇上学人文存·唐祈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2] 张天佑：《编后》，载唐祈著，张天佑等编《唐祈诗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77页。
[3] 原文如此，“的处”当为衍文。
[4] 唐湜：《诗的新生代》，载王圣思编《“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5][7] 唐祈：《诗歌回忆片断》，载唐祈著，张天佑等编《唐祈诗全编》，第345、349页。
[6] 原文为句号，根据诗意，当为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