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潭日记》中的张爱玲家事
《张志潭日记》，周海建、于泽洲整理， 凤凰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844页，198.00元
最近读到新出版的《张志潭日记》，其中有部分内容涉及张爱玲家事，这些事后来也出现在她的作品中。
张志潭（1884-1935），直隶丰润人。丰润张氏在清末影响最大的人物自然是张佩纶，张志潭的父亲张佩绪是张佩纶亲弟，他另一位堂兄张人骏是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志潭不到二十岁即中举，清末入仕，但主要经历在北洋政府时期，历任国务院秘书长、陆军次长、交通总长等要职，也做过段祺瑞讨逆军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和吴佩孚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的外交处长。日记开始于1925年1月1日，结束于1935年2月15日，以记录日常生活和交游为主。民国以后，张志潭与弟弟张志澂一支、张人骏一支都将家安在了天津，张志潭是政府显宦，张人骏始终忠于清朝，立场有异，两家往来不算密切。1926年以后张志潭萌生退意，四五月间回到天津，去看望了堂兄，日记写两人已经十五年未见，大概是从辛亥革命算起的。1927年2月初，张人骏病重，2月8日黎明张志潭接到电话得知堂兄去世，这一天是丁卯年正月初七，他想起伯父张佩纶于1903年2月4日病逝，是癸卯年正月初七，在日记中写“与六伯同忌日同卯年同时辰，岂是日为吾家厄运耶？”从日记和张家后人的追述来看，张志潭与张佩纶的关系应该不错，家族观念也比较重。
所谓张爱玲家事，严格说来是指她父亲与大伯、姑姑的事，也就是张佩纶儿女的家事，天津时期（1922-1928）张爱玲还是幼儿，不过她亲历和耳闻的这些事迹后来都被她写进了作品中，《张志潭日记》等于提供了另一个视角，1928年张家南归一事中张志潭是直接参与人，1929年以后的张家析产官司他是关系密切的旁观者。
张志沂遣妾及南归
张佩纶先后三娶，前两任妻子去世很早，最后一次娶李鸿章之女李菊耦。他子女夭折的很多，1903年张佩纶病逝时留下三个儿女：次子张志潜（1877-1942），三子张志沂（1898-1953）和女儿张茂渊（1902-1991）。张志潜是张佩纶第一次婚姻所生，张志沂和张茂渊则是李菊耦所出，因此年纪相差很大。1913年李菊耦去世后张志潜成为张家的家长，将弟妹抚养成人。不过根据后来张爱玲张子静姐弟共同的印象，张志潜持家严苛，张志沂兄妹都想尽早脱离他的管束，“住得越远越好”。
1921年5月，北洋政府第三次出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再度组阁，张志潭出任交通总长，张志沂抓住机会，经由堂兄引介，谋得津浦铁路局英文秘书一职，第二年带着妻子儿女和妹妹茂渊一起搬到了天津。初获自由的张志沂不久就因为娶姨太太和吸鸦片与妻子黄素琼反目，1924年，黄素琼失望之余以陪小姑出洋留学的名义离开天津去了英国。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几年后“（姨奶奶）把我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我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榻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生。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多年后的《对照记》里也说父亲一直催母亲回来，“答应戒毒，姨太太也走了。我们搬到上海去等我母亲、姑姑回国”。于是1928年张家又搬回上海。
这段经历略为熟悉张爱玲生平的读者大多了解，基本来自张爱玲和张子静的叙述。《张志潭日记》记述了南归的全部经过。书中张志沂第一次出现是在1926年6月15日。此前张志潭很多时候都因为公务等原因留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直到1926年四五月以后在天津的时间才多起来。张志沂大致隔几个月到访堂兄家一次，堂兄弟之间更像是正常的亲戚往来，算不得特别亲近。1927年9月，日记中忽然出现了两条与张志沂有关的记载：
（9月3日）询廷重近状，招白崇文来，所言多出意料之外，少年颓放至此，令人焦急。
（9月9日）季才来久谈，又唤白崇文来，询廷重事。
廷重是张志沂的字，日记中有时也写作“庭重”，季才是张人骏第四子张允恺。张人骏已于年初去世，他是张志潭等人的堂兄，不过年纪与上一辈接近，因此张允恺从辈分上说是张志潭张志沂的堂侄，但年纪比张志潭还要大。至于“白崇文”，张爱玲在未完成作品《爱憎表》中也有提到，写作“柏崇文”，是黄素琼娘家总管的儿子，小时候在书房伴读，因此识字，之后陪嫁到张家，可以充作“廉价书记”。黄素琼离开天津前要求他多待几年帮忙照看，于是他和妻子一起留在张家。他不止一次出现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在1944年的散文《私语》中，是那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底下人”，瘦小清秀，很会讲《三国演义》，经常用毛笔蘸水在院子里的青石砧上练大字。在《雷峰塔》和《小团圆》中他是“志远”和“毓恒”，名字变过，事迹是一样的，他经常将家里的动静写信寄到英国。《小团圆》写到了最关键的一封信：
这一封蕊秋留着，回国后夹杂在小照片里，九莉刚巧看见了：“小姐钧鉴：前禀想已入钧览。日前十三爷召职前往，问打针事。职禀云老三现亦打上针，瘾甚大。为今之计，莫若釜底抽薪调虎离山，先由十三爷藉故接十六爷前去小住，再行驱逐。十六爷可暂缓去沪，因老三南人，恐跟踪南下，十六爷懦弱，不能驾驭也。昨职潜入十六爷内室，盗得针药一枚，交十三爷送去化验……”
对照现实中发生的事，小说中盛家十一爷十三爷几乎直接对应了现实中的张志潭张志澂兄弟，十六爷乃德是张志沂，与张家用家族大排行的习惯相合。“老三”是现实中张志沂的姨太太。这是说张志沂和姨太太都从吸鸦片转向了更严重的“打针”。《雷峰塔》的内容大同小异。总之张志沂家中局面渐渐恶化，族人要想办法将姨太太赶走，张家的男仆也参与了这件事。这不算是个重要情节，有意思的是《张志潭日记》中的这两则“白崇文”与张爱玲所写的几乎完全一致，很可能连这封信也真是有的——这也是从“真实”到“文学地写实”的一例。只是小说中召见白崇文的人是十三爷（对应张志澂），稍有差异而已。
9月10日是中秋，张志潭家中有很多亲友来贺节，张志沂也来了。当时张志澂正好在老家芦台，张志潭当天收到他的信，说的也是张志沂的事。张家的另一个亲戚宗鹤年前两天从北京来，正住在张志潭家，宗是张佩纶的外甥，跟张志沂兄弟都很亲近。9月11日客人散去之后，张志潭与宗鹤年讨论张志沂的麻烦，并且写了回信寄给弟弟。
9月13日，张志澂回到天津，张志潭兄弟准备全力解决张志沂的“家事”。当晚就约了另一位堂侄张允高“来解决廷重宅中诸事，至夜二时始寝”。
9月14日，“为遣廷重外妇事纷纭终日”。张允高再来，张志潭给远在上海的张志潜发了电报，当然说的也是这件事。从这天开始张志沂留住堂兄家中，张志潭将房间让给他，自己搬到楼上。看起来是接受了白崇文“釜底抽薪”的意见。
《张志潭日记》中的1927年9月15日，“迈弟藻翔”即张志澂（次迈）和张允高（藻翔，张人骏之侄）。
9月15日，张志澂和张允高去张志沂家中处理这件事。张志潭给在芦台的母亲写了封信报告详情，同时收到张志潜回复的电报。之后张志潭也去了张志沂家。《小团圆》这段是这样写的：
乃德被“新房子”派汽车来接去了，她[按：小时候的女主角九莉]都不知道。下午忽然听见楼下吵闹的声音。
“十三爷来了，”女佣们兴奋的说。
李妈碧桃都到楼梯上去听，……只隐隐听见十三爸爸拍桌子骂人，一个女人又哭又嚷，突然冒出来这么几句，时发时停，江南官话，逼出来的大嗓门，十分难听。这是爱老三？九莉感到震恐。
十三爷坐汽车走了。楼下忙着理行李。男仆都去帮着扛抬。天还没黑，几辆塌车堆得高高的拉出大门，楼上都挤在窗口看。
“这可好了！”碧桃说。……
李妈道：“是说是她的东西都给她带去，不许在天津北京挂牌子做生意。”
碧桃道：“说是到通州去，她是通州人。”
“南通州是北通州？”李妈说。
似乎没有人知道。
“新房子”是指仆人们代称做过总长的堂伯父一房。对照来看9月15日这天张志潭兄弟是在家族意见统一之后去发脾气赶人的。似乎这事可以告一段落了，但还有下文：
9月16日，张志潭因为“廷重私出严词责之，颇崛强，似无悔心，可虑也”。
9月17日，张志潭收到母亲的回信。
9月18日，张志潭一早就去找朋友谈张志沂的事，再拍电报给张志潜。当天张志沂迁回家中。
9月19日，堂侄张允高搬到张志沂家。张志潭收到张志潜回电和母亲的信。
9月20日晚，张允高来跟张志潭讨论张志沂的事直到深夜。
9月22日，张志潭托属员耿岳生帮忙料理赶走的姨太太的事。收到张志潜信。他忍不住感慨自己“为人管闲事纷纭终日，……令人悒悒”。
9月24日，张志沂和张允高到张志潭家，“纷纭竟日，一无所谓”。
9月29日，张志潭母亲从芦台回到天津。
9月30日，张允高来，大概还是继续讨论，不过张志潭写“处理廷重家事，仍无眉目，令人闷闷”。当天还有一条：“奎、煐两儿来”。就是张子静和张爱玲姐弟，这也是日记中唯一一次提到张志沂的两个儿女的，当时张爱玲七岁，张子静六岁。
10月1日，张志沂和张允高等人陆续到张志潭家。
10月5日，“廷重遣妾本日登‘新康’轮南去”。到这个时候这件事才算真正解决，前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张志潭几乎每天都在为这件事烦恼。不过从下文看，遣妾只是第一步，张家亲族的目的应该是张志沂与黄素琼和好，因此希望他回到上海，并且将妻子劝回来。
10月7日，张志沂和张允高等人到张志潭家。
10月9日，张志潭母亲回天津。
10月11日，张志潭接到电报，张志潜已经从上海乘轮船往天津。
10月13日，张志潜到天津，住在张志沂家。张志潭和堂兄长谈直到深夜，回家后寄信给宗鹤年。
10月15日，宗鹤年也到了天津。张志潜晚上到张志潭家讨论。张志潭和母亲也谈了很久。
10月16日，张志潜再来张志潭家谈弟弟的事，“颇无彻底办法”。晚上宗鹤年跟张志沂深谈，张志潭听到了转述，“闻尚多误会处。家事之难如此，可叹”。
10月19日，堂侄张允方、堂兄弟张恂和宗鹤年一起去劝说张志沂，没有结果，张志潭忍不住在日记中写“廷则甚露桀傲之状，此人真不可救药耶”。再次感叹自己“纷纭半月一事未做，学业日荒，可慨”。
10月20日，事情忽然出现转机，因为大家聚在一起难得，张志潭兄弟和张志潜张志沂兄弟、张恂、张允方一起出去拍照，张志潭写“庭重竟肯南行，伯父、伯母之灵也，欣慰无既”。伯父伯母是指已逝的张佩纶李菊耦夫妇。这是9月初以来日记中第一次有这样的语气。
10月21日，“廷重事略定”。显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宗鹤年和张恂离津。按照计划张志沂先跟兄长回一趟上海，10月25日两人南下。之后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张志沂写信去英国请求妻子和妹妹回来。12月，他到堂兄家告知她们同意回国，并且“寄英款已汇”。这大约是路费。1928年大年初二张志沂如常来拜年，2月8日，跟堂兄商量南下。2月15日，他一早去见堂兄，“言接伦敦电，其妇患盲肠，已割治后尚好”。三四月间张志沂和堂兄往来较频密，张志潭也跟前一年一样，为他做了生日。5月2日，张志沂来告诉他妻子妹妹“欲归，需款”。
日记没有记载这一次张志沂离开天津的时间，8月23日有一则“廷重住上海威海卫路五百念八号半”。看起来这时候张志沂已经带着儿女佣仆迁回了上海，并且将住址告知了堂兄。这应该也是张家1928年在上海最初的住处。接着10月1日张志潭收到张志沂的来信，说妹妹她们乘坐英国“坎拿大”轮船于9月21日回到上海。
从日记的内容看，张志沂和他姨太太的吸毒问题渐渐变得严重，张家亲族因此听到传闻应该是在1927年9月之前，这件事连暂住芦台的张志澂都知道了，张人骏的子侄和张志潭的朋友同事也有所知，此前应有一定范围的流传。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中说父亲离开天津的真正原因是吸鸦片、和姨太太打架声名狼藉，影响了张志潭的官声，导致他1927年1月被免去交通总长一职，张志沂深受刺激，这才下决心改变。事情发生时张子静只有六七岁，这段回忆大概率来自成年以后听到的家族内部的说法，不过是无法成立的。
张志潭在北洋政府的官员中以富于智谋著称，在皖系直系之间都能游刃有余。日记开始于1925年初，他是吴佩孚手下的能员，很长时间在上海、日本、汉口、北京等地公干，1926年4月才回到天津。五六月间直奉暂时妥协，因此才有颜惠庆内阁的短暂恢复，张志潭再次被任命为交通总长。当时直奉之间貌合神离，内阁成员也大多抱持消极态度。这一时期广东革命政府已经开始北伐，九十月间攻占武汉，吴佩孚退往河南。张志潭9月下旬从北京回到天津，随即提出辞职。不过直到1927年1月内阁改组，他的辞职才照准。第二次交通总长的任命、张志潭的履职和辞职都很明显是政治行为，与当时变化不断的北洋局势密不可分，辞职回津闲居当然不是说他从此就无意于政治，应该还是出自对时局的判断。何况按照日记所述，张志沂家事在戚友间流传并且引起张志潭等人的关注，差不多要在他提起辞职的近一年之后了。
为了解决张志沂的麻烦，张志潭不但自己和弟弟都直接出力，还发动了张志沂的兄长张志潜，张人骏的几个儿子侄子以及另一房的堂兄弟张恂，京津的重要张家族人几乎都动用了，同时也跟自己的母亲商量多次。《雷峰塔》因为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最直白详细：
“新房子”拿不定主意。好事之徒才会背着堂兄弟把他的姨太太逐出家门，可也不能不管。放着不管，早晚会上瘾，最后穷愁潦倒，讹上他们。末了还是拗不过八爷的母亲的意思。新房子的老太太最见不得不受辖治的姨太太，这一个连过来给她磕头都不曾。赶走她是件好事，可以拿来说上几年，也能让榆溪已逝的母亲感激。（赵丕慧译文）
张志沂不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生活方式和经历今天之所以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并有所流传主要还是因为张爱玲的作品，只是她一贯写得含蓄，很多时候是通过小说中其他人物的评论来表达的，比如在他唯一的妹妹眼中，他是落伍和有点可笑的；在能干的男仆眼中，他是懦弱、无力约束家人的。日记则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对照之下，在家族观念浓厚且比他年长十四岁的堂兄眼中，他则是年轻放浪、倔强不受约束、在好言规劝下依然桀骜不驯的。
另外，根据日记的记载，5月初张志沂还在天津，并且提到妻子妹妹要等他寄路费。8月23日前张家已搬回上海居住，9月21日黄素琼张茂渊抵达上海。那么此前研究者默认张子静所说张家是1928年春回上海的说法也不太准确，时间应该更晚一些，《易经》的结尾处写少女琵琶在1942年夏天从香港坐船回到上海，想起上一次的经历：
那年夏天她从天津到上海……也是夏天，也是早晨，上一次她坐在敞篷马车里，老阿妈陪在身边。
可能是更接近事实的写法。《雷峰塔》也写到琵琶跟着保姆家人回到上海，住在很小的弄堂房子里，晚上坐在阳台上乘凉，热得像蒸笼的秋天忽然下了雨，“湿气也带出了洋台的旧木头味与土壤味，虽然附近并看不见土地”。至于张家初到上海的住处，张子静记忆中是“武定路一条里弄里的一所石库门房子里”。可能也是误记，相比之下张志潭日记中记载的威海卫路528号半更加可靠。根据当时的门牌，似乎应该在成都路以西，茂名路和石门路之间。
1929年张家的析产官司
日记中还提到了张茂渊和张志潜的一场诉讼，2022年我根据当年的报纸报道和法庭公告，参以2014年北京瀚海公司秋季拍卖会上的“张志潭信札底稿”中的九通，详细考析了1929至1931年的张家析产官司始末（拙文《张家的析产官司和张佩纶的藏书》）。张志潭日记中也有提及此事的内容，不过写的很简单，可以作为之前讨论的佐证。
《对照记》中的张志潜（中）和张茂渊（左）、张志沂
事情起因是1929年张茂渊起诉长兄张志潜，诉求有二，一是张志潜幼年出继伯父佩经，依法不能继承本生父母财产，张茂渊要求将他之前分得的财产交还给自己；二是析产并未涉及张佩纶藏书，需要重新分配，这部分张志沂也提起诉讼要求分析，并请法院将张志潜保管的古书先行封存。5月11日，上海临时法院一审开庭。
一审的法庭报道之一，《新闻报》1929年5月12日。
张志潭日记中最早提到此事是在当年3月27日：“收四兄（按：张志潜）信，知为家事与茂妹涉讼，劝阻两难，为之不怿。”四天以后再次收到张志潜的信和随信送来的食物，“知四妹（按：张茂渊）事仍未料理有法。骨肉之变，使人心恻。廷弟亦来一信，所说亦不成话也”。他写了两封信给堂兄（4月4日、5月8日），这应该就是我此前在文中判断官司未起前张志潭致张志潜的最初两封信，他委婉提出可能张茂渊对兄长有所误会，建议堂兄向妹妹耐心解释，以免对簿公堂。接着5月10日收到堂兄来信，“知与茂妹争议尚未了，廷重又加入，可慨”。
等到5月11日开庭之后，张志潭很快收到张志潜的消息，他在日记中感叹：“讼事已对簿矣。先世清名，思之心痛。”（5月20日）同时也仍然希望有人从中转圜，尽量消解这场诉讼，这次他找的中间人是宗鹤年。五月到七月间他多次致信宗鹤年，也跟张志潜保持联系。7月16日，一审判决张茂渊胜诉。7月20日张志潭收到电报，知道堂兄不服判决已经上诉。这一时期他跟宗鹤年关于此事的联络更加频繁，不断有书信和电报往来，同时这件事也渐渐流传开去。鉴于一审败诉，加上张志潭对新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关法律的了解，他认为形势对堂兄不太有利，担心二审再败的话会给堂兄重大打击，更加希望宗鹤年能发挥作用弥缝双方关系。
日记中对家族析产官司的感慨，1928年5月20日。
之前我在读张志潭信札时已经觉得他对析产官司的态度有点复杂，日记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家族观念浓厚，一方面，至亲由于财产问题翻脸，他不以为然，并且觉得难过，“骨肉之变，使人心恻”。感慨亲兄妹三人竟会闹到这种地步；同时秉持传统观念，难以接受因为这种事闹上法庭。但另一方面，他在这件事上的立场也比较微妙，从之前的关系看，张志潭和张志潜更亲近些，两人年纪相差不大，日记中记载的往来也更频繁，相比之下生于1900年前后的张志沂张茂渊虽然辈分相当，但行事作风都更像是下一代人，他们兄妹与张志潭似乎较有距离感，倒是和张志澂更接近，通信往来也密切，比如张志沂告知离婚消息、张茂渊析产官司前后几次咨询和谈论自己主张都是直接写信给张志澂的。张志潭从一开始就觉得“劝阻两难”，张志沂加入了妹妹一边，在信中有所表达，张志潭写“所说亦不成话”，之后看到张志潜上诉状，同样感叹“反唇至此，唯有浩叹”。
他的做法和之前处理张志沂遣妾和南归事件差不多，除了宗鹤年外，也致信张允方兄弟，应该是希望他们从旁劝解，又和母亲讨论解决办法。之后马上拍电报给张志沂张茂渊希望他们来天津一趟，这应该是母子商量的结果，想要居间调解。但兄妹两人婉拒，提出希望张志潭能去上海，张志潜也有类似想法。于是张志潭寄希望于宗鹤年往上海一趟劝说堂兄，他在致宗鹤年的信中并不赞成堂兄的强硬态度，认为张茂渊在一审胜诉后提出兄妹三人均分家产的主张也有道理。不过张志潜不愿接受，想要分成四份，自己得两份，张志沂张茂渊各得一份，张志潭在之后致宗鹤年的信中认为“是与茂无益，与廷有损，岂能办得下去！”两人的努力终告无效，他在信中难免诉苦，对堂兄的态度也有不满，只能自认两人尽了力，张佩纶夫妇地下有知也会谅解。
之后日记中的相关记录就比较少了，10月8日，张志潭收到上海的一封电报，他写“讼事未易了”。一个月后的11月8日，他收到张志潜的信，“讼事已了”。应该是得到了二审结果，改变了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求。此后日记中不再提及此事，现实中的张茂渊不服，上告到南京最高法院。高院经过审讯，判决“书籍及讼费等部分，发回更审，上告人其余之诉驳斥”。大局已定，张茂渊官司的主体部分输了。
张家的析产官司后来被张爱玲写进《雷峰塔》《小团圆》和《对照记》中，详略有异，大致内容是一样的。
1930年以后，因为兵灾和盗墓，张家在丰润的祖墓数次遇险，张志潭消息灵通，大多在得知后与张志潜等人商量应对的方法，不过这是张家家族事务了。和张志沂一家有关的只有1930年4月5日的一条：
得廷重致迈[按：张志澂]书，知与其妇离婚，与茂妹复不一致，骨肉之乖，家庭之变，不意及身见之，真今日人生之不幸也。
就像他认为兄妹对簿公堂有损先世清名一样，堂弟竟然离婚，大概更加难以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