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字 一个学派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这是1929年，陈寅恪给北大史学系毕业生的赠诗，鼓励他们专心学问、超越东邻。其中鲁仲指胡适为首的“整理国故派”，田巴则有争议。
据《史记》：“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霸，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指战国时辩士田巴，否定三皇五帝说，谁也辩不过他。学者王东杰认为与“古史辨派”开山者顾颉刚近似。
“古史辨”是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以“疑古辨伪”为论题的重要学术活动，20世纪中国最大的新史学学派，是现代史学转型的重要标志。自1923年提出后，立刻引起巨大争议，此后十余年，胡适、柳诒徵、容庚、李玄伯、傅斯年、张荫麟、魏建功、缪凤林、周予同、陆懋德、钱穆、李镜池、罗根泽、刘节、郭沫若、范文澜、冯友兰、吕思勉、杨宽等纷纷发表意见，论辩文字多收录于1926—1941年的七册《古史辨》中。
学者罗义俊称：“其（“古史辨”）影响之大，已经超出了古史学界，可谓久盛不衰，风靡学界。‘古史辨’以运动的革命的疾进的方式，取得新史学登场的规模效应。”今年是《古史辨》首卷出版百年的纪念，由此仰望前辈们创造、坚持、真诚与勇气。
本文主要参照学者汪修荣的《古史辨派第一人：顾颉刚》、学者赵光贤的《顾颉刚与〈古史辨〉》、学者马建强的《“古史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三文写成。
1937年顾颉刚办公照
从“疑古”走向“古史辨”
1893年，顾颉刚生于苏州，本名颂坤。
康熙曾赐顾家“江南第一读书人家”题字，顾家后虽萧条，门风犹在。据学者汪修荣钩沉，顾颉刚2岁，祖父便教他识字，至六七岁，已“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上街能尽识路边招牌，行人惊叹。
顾颉刚3岁时因尿床被母亲赶下床，从此“跟着祖母睡，直到结婚乃止”，致“自理能力极差，6岁上私塾时还不会端碗，一辈子都不会吃鱼”。
少年顾颉刚便喜标新立异，曾写下：“余读书最恶附会，更恶胸无所见，作吠声之犬。而古今书籍犯此非鲜，每怫然有所非议。”
上中学时，顾颉刚想从文，“怀了创作的迷梦约有10年，经过了多少次的失败，方始认识了自己的才性，恍然知道我的思想是很质直的，描写力是极薄弱的……从此不敢再妄想‘吃天鹅肉’了”。
1909年，顾颉刚在中学老师张伯南书架上首见清末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手抄后赞“山谷含章之士，不求令闻于世俗者”，或由此开启了他的“古史辨”志业。
1913年，20岁的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经同学毛子水介绍，去听章太炎讲座，惊叹：“觉得他的话既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教师，我佩服极了。”讲座不足一个月，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顾颉刚仍觉收获颇丰：“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
顾颉刚上预科时迷京剧，“全北京的伶人大约都给我见到了”，致未按时毕业，失升学机会，遂改名“颉刚”，于1916年以“自修”身份考入北大哲学系。
大二时，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胡适任北大教授，讲中国哲学史。胡适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而非从虞夏商开始，顾颉刚回忆：“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疑古”不是新说，宋代郑樵和清代姚际恒、崔述、王国维、康有为都对顾颉刚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只有胡适教给了他现代的学术方法，使顾颉刚从“辨伪书”走向“辨伪史”，从“疑古”走向“古史辨”。
胡适还推荐了崔述的《东壁遗书》，顾颉刚称“我弄了几时的辨伪的工作，很有许多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已经辩证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
1920年11月10日左右，胡适致信顾颉刚，仅48字，提出“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后被顾颉刚收为《古史辨》首篇，认为是“古史辨”的正式起点。胡适后来说：“我这四十八个字居然能引出这三十万字的一部大书，居然把顾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终身事业的大路上去，这是我当日梦想不到的事。”
编的课本就险遭重罚
早期“古史辨”止于顾颉刚、钱玄同、胡适的书面讨论。顾颉刚27岁毕业后，留北大当助理，渐形成“层累说”，核心观点是：
其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其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1923年，顾颉刚决心公开“层累说”，将写给钱玄同的信，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题，送《努力周报》发表。该信已寄出2个月，未见钱的回信。选择《努力周报》，因它由胡适创办，通过讨论“好人政府”“科玄论战”等，发行量达8000份。发表回信可“逼上一逼”钱玄同，诱其争论，以收当年《新青年》“双簧信”之效。
事件发展如顾颉刚所盼，稿件发表后，“南高史地学派”（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核心，强调史地结合）的刘掞藜、胡堇人立刻撰文反对，钱玄同亦加入战团，刘掞藜的老师柳诒徵开炮：“若谓今人始善考史，昔之人皆逞臆妄作，则由未读古书，不详考其来历耳。”张荫麟则指斥顾颉刚过度使用“默证法”（即文献无载，便指为假，是一种逻辑谬误）。
争论之激烈，让顾颉刚感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着这样巨大的战果，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
傅斯年说：“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胡适赞：“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但顾颉刚的经济状况并未因此改善，一是被欠薪太多，二是祖母病重，顾颉刚曾说：“我的一生，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经胡适介绍，顾颉刚入商务印书馆编《中学本国史教科书》。1923年底，因经济压力，不得不回北大。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标志“古史辨派”正式形成。到1940年，《古史辨》共出七册，第一、二、三、五册顾颉刚编，第四、六册罗根泽编，第七册童书业编。共350多篇文章，批评意见也尽可能收入。
第一册出版后，即遭山东参议院王鸿一弹劾，认为它“非圣无法”，要求查禁。戴季陶致信教育部，认为顾颉刚编的中学教材怀疑大禹有无，误导学生，不宜做教材。还有人提议重罚160万元（一本罚一元），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只好求吴稚晖斡旋。
《古史辨》问世后，当年便翻了20版，创出奇迹。
“疑古”是为“信古”
把学术书卖成畅销书，代价亦大。
顾颉刚曾据“禹”的字形，推测大禹是一种动物，被柳诒徵批为：“刺取一语，辄肆论断，虽曰勇于疑古，实属疏于读书。”在《古史辨》第二册中，顾颉刚写道：“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可普通读者读不懂，仍纠缠于细枝末节，引为笑柄。
对“古史辨”，最常见的指责是只有否定、没有建设，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
其实，顾颉刚“疑古”是为“信古”，考而后信。顾颉刚曾说：“要建设真实的历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是大路。我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文的系统上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
顾颉刚解释道：“一种学问的完成，有待于长期的研究，决不能轻易便捷像民意测验及学生的考试答案一样。”“许多人看书，为的是获得智识，所以常喜在短时间内即见结论。但《古史辨》中提出的问题多数是没有结论的，这很足以致人烦闷，我希望大家知道《古史辨》只是一部材料书，是蒐集一时代人们的见解的。”
在诸多指责中，还有一种说法更劲爆，认为“古史辨”“抄袭”了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学者李长银在《古史辨“抄袭”公案新探》中进行了深入辨析。
白鸟库吉的文章发表于1909年，2年后，幸德秋水发表《基督抹煞论》，两文确主“疑古”，而催生“古史辨”的钱玄同于1906年9月—1910年5月在日留学，可能读过白鸟库吉的文章。所以，胡秋原在《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中，称钱玄同“学幸德与白鸟之舌”，顾颉刚则是“抄抄白鸟等人之说”。
李长银指出，钱玄同直到1916年，仍是极端信古，并未“疑古”。
当时王桐龄热衷推广白鸟库吉的观点，可据《钱玄同日记》：“王桐龄狗屁不通，不伦不类……此真是死做奴隶者，何怪其谓三皇五帝皆无其人。盖不取消自己祖宗，恐为他人父而人不要也。”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已提出“尧舜禹汤皆无其人”，白鸟库吉的观点并非“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且很可能受崔述的《考信录》启发而成。白鸟库吉只是匆匆写了一篇文章，未深入探讨，更无方法论层面的提升。
顾颉刚治学苦，笔耕多用文言文，写白话文则先用文言写，再翻译，多费一倍力气。顾颉刚不擅讲，苏州口音重，且略口吃，学生听不懂，故上课时埋头写板书，钱穆曾说：“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
“拙于口语”给顾颉刚后半生带来困扰，因学术观点不同，他与恩师胡适、同学傅斯年渐行渐远，而种种人间纷扰，又使他的学问之路蒙受挫折。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百年易过，“古史辨”仍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座地标。如学者余英所说：“顾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