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为何开放？——读《胡适研究长短录》
拜读杨天石先生近著《胡适研究长短录》，感慨颇深。此书集结他历年来关于胡适研究之长论短章20篇，追踪胡适自青年至晚年与政、学两界各类人物的交游纠葛，深入探索其一生思想、事业转变的重要节点，于其思想中不易为常人所知的侧面尤多发覆。其文简约辨洁，读来如听老友谈古，纷繁历史似于谈笑间謋然而解。
杨先生谈胡适的一大特点是极其重视追踪新史料，又熟谙近代史，故能迅速接榫新材料与旧图景，重释人物与事件，俱皆合情合理，恰似拼图之嵌套适当。例如，杨先生在台湾蒋介石档案中发现一封陶希圣致陈布雷函及所附条陈，据字迹确定条陈为胡适亲笔所撰，由此断定在卢沟桥事变后，胡适确曾错误地建议蒋介石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满洲国，期望以此换取日本撤兵，恢复7月7日以前疆土原状，保障东亚之和平。杨先生从四个方面展开分析：首先，蒋介石在国防联席会议上否定了陶、胡上书，因为日本无信义，绝无可能以“局部的解决”得永久和平。其次，此次上书并非胡适临时起意，而是自1935年以来便有筹谋。胡适在1937年7月29日得知中国军队惨败后更加力主和谈，且与南京的“青年智囊团”及周炳琳、蒋梦麟等商议后最终提出。再次，胡适、蒋梦麟等人的用意在于，与其战败求和，不如战前求和，或许国家可得喘息之机，能再和平发展十年。最后，胡适意识到求和未必能成，在提出求和方案的同时，也提出了苦战以待国际大战的主战方案，故而，在淞沪会战爆发后，胡适才能迅速转变态度，抛弃和平梦想，投入抗战外交。杨先生的条分缕析揭示了胡适做出错误抉择的复杂缘由：胡适是一个爱国者，也是一个一切从现实情况出发考虑问题的实验主义信徒；由于其国际主义视野，他比一般国人更能清楚看到中日两国实力悬殊，但由于思想和立场的局限，他看不到人民战争的巨大潜力，故而，他推断中国绝无可能在没有国际势力援助的情况下战胜日本，由此认为在国际大战爆发之前应采取一切外交手段避免与日本正面开战，以保存实力。
其他如利用美国胡佛档案馆藏《宋子文档案》论述宋子文在对美外交中排挤胡适，并最终促使蒋介石免去胡适驻美大使一职；利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陈光甫档案》论列胡适与陈光甫的交往，尤其两人联手争取美援的过程；利用钱秉雄先生家藏《钱玄同日记》梳理钱玄同与胡适二十多年的交谊与相互支持；利用《蒋介石日记》谈论蒋介石与晚年胡适的交往博弈，皆首尾连贯，有条不紊，各色人物性格分明，事件起伏转折毕现，要言不烦而细节丰赡，翻陈出新又生动可读。
还有一些新发现杨先生未及展开，却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杨先生于1991年最早指出胡适曾于1926年前后充分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这一发现基于他对于胡适《欧游日记》的发掘（时以缩微胶卷形式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故不为学界所知。）。《欧游日记》是胡适1926年7月17日至8月20日取道苏联、赴英国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时所记。杨先生指出，7月29日至8月1日在莫斯科的三日访问令胡适深受震动，认识到社会主义主张的正当，但不接受阶级斗争的方法，并在苏联政治试验的感召下，计划出来组织“自由党”，以改革内政。这一发现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五年后，耿云志先生请人抄录校阅这35天的日记，刊载于《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并断言“这是胡适思想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插曲，很值得深入研究”。稍后，罗志田先生撰长文《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论述胡适1926至1941年间对社会主义的推崇和向往，指出这种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不矛盾，反而联系紧密，甚至被胡适称为“自由的社会主义”。实则，像胡适这样的转向并不罕见。杜威1930年代的著作《新的与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同样表现出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如胡适所言，这代表了杜威一派的政治哲学对于二十年代资本主义狂欢与三十年代经济崩溃的回应。更关键的是，在时人眼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并不像冷战后那样营垒分明。一战后，美国进步派在讨论战后重建时认为，无论是采取英国工党式的理性渐进方法，还是采取列宁式的暴力摧毁方法，都是在推动世界朝着经济民主的方向前进。罗素1920年夏访俄时的顿悟很好地总结了时人的观感，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过是工业文明的两种“孪生表现”。胡适在《欧游日记》中也明确指出：“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这构成了胡适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胡适如此轻易地转向社会主义之所以令人惊异，是因为我们仍然不自觉地戴着一副冷战时代的眼镜。
在杨先生写作的时代，追踪海外新史料还不像当下这般便利。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限于资金和技术，学者几乎无法像现今一样利用项目经费或自费出国搜集材料，也还没有条件利用网络技术手段获取电子版的海外史料。也恰恰是那个中美科研逐渐开放、中外学术交流日渐频繁的年代，为学者们提供了挖掘海外档案的基础条件。杨先生于1990年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促进中美学术交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机构——的邀请赴美访学，令向来不以胡适为研究对象的杨先生走近了国际胡适研究界，访得多份稀见资料，开启了他的胡适研究。总之，胡适研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渐次深入而蓬勃发展起来的，胡适海外档案的挖掘与研究更是如此，而杨先生堪称开辟后一条道路的先锋。
杨先生能够迅速深入胡适研究领域，与其在民国政治史乃至思想文化史领域的长期积累自然大有关系。因而，本书也体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征，广泛探讨了胡适在政治、文化、外交乃至文学等方方面面的事功得失与博弈抉择。其中，胡适与柳亚子关于诗歌变革的争论、胡适应陈寅恪之请为唐景崧遗墨题诗、胡适与周作人在1934年的诗歌唱和尤有意趣，像是沉重密实的历史幕布中突然跳下几个活生生的人物，在眼前开始提笔写诗。其他历史学家引用这些诗，往往只是为了说明别的事。但杨先生写起这些诗歌唱和来，常常忍不住钻进字句里，细细解释所用典故及言外深意。诗人总是会忍不住关注写诗这件事本身。杨先生自高中起就开始写诗，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后，更曾将自作诗歌编为《也吟集》，中间虽一度不再写诗，但自1998年进入中央文史研究馆之后，又恢复了写作旧体诗。（参见杨天石：《我的学诗经历和写诗主张（代序）》，收入氏著《半新半旧斋诗选》，岳麓书社2019年版，第1—13页）本书所收录的几篇关于诗歌的文章，大多写于他不再作诗的时期，但诗人的特质、心底的热爱仍会不经意间于笔端流露。
杨先生自谦说胡适研究仅仅是治民国史之余所做之“余事”。这话也可看作诗人的自白，因为杨先生也引黄遵宪诗说“穷途竟何世，余事作诗人”。此书收录篇章体例不一，有发表于专门学术期刊的论文，也有刊载于报章的短论，有收录于文集的学术随笔，也有从未见刊的札记和文章。然而，这些篇章有一点是统一的。它们都没有学究气，都不是项目的产物，也非为升等而作。它们只是一位学者的“志之所之”，恰如诗人之“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杨先生早年便立志走学术道路，但1960年大学毕业后的十八年内，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学教书，直到1978年4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才有机会沉潜下来做学问。笔者在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室一度与杨先生比邻，八年间亲见他每日来所读书、写作，夙夜匪懈，比一般年轻同事更为勤奋，尽管他当时已达耄耋之年，已经拥有一位学者所能拥有的最高学术职称。有人问一位教授说：“既然您已经得到这个职位所能提供的一切东西了，为什么还要如此勤奋地写作呢？”教授回答说：“你去问问花儿为什么要开放。”对于杨先生来说，此书大概就是迟开十八年的、怒放的生命之花罢。这种花已很罕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