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吾国数千年文明”
2026年3月，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由张人凤、柳和城两位先生编著的精装三册《张元济年谱长编》（增订版），总字数达二百零六万字，较2011年初版增加四十余万字。这部沉甸甸的皇皇巨著问世，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文化史、版本目录学史以及知识分子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要事。作为曾有幸参与《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整理工作的笔者，对张元济先生生平、交游网络及相关文献整理，不仅甚有感情，而且有着较为深入的体会。近日翻读增订版，掩卷沉思，深感其在史料广度、考证精度、体例科学性与整体学术体系上均实现了全面跃升，堪称当代文献整理编纂工作的一座新高峰，亦为后世研究者立下了一块坚实可靠的基石。
张元济年谱编纂史的简要回顾
张元济先生（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政变后遭革职，从此投身教育与出版事业，自1903年春（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要职，主持商务五十余年，提出“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之宗旨，推动商务从一家小印刷馆发展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巨擘。他一生横跨晚清、民国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亲自主持《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影印工程，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竭力抢救传统文献，为保存中华数千年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后世誉为“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
张元济（1867–1959）
先生逝世后，其文献整理与年谱编纂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经数十年曲折却坚韧的积累。先生去世不久，挚友陈叔通先生即嘱托顾廷龙先生纂辑遗稿，惜乎因时代变迁而告中断。进入1980年代，在商务印书馆陈原先生、顾廷龙先生、张元济哲嗣张树年先生以及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等诸位前辈的共同推动下，《张元济书札》《日记》《诗文》等一批重要文献陆续整理出版，为系统的年谱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199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张树年先生主编，柳和城、张人凤、陈梦熊诸先生参与编著的《张元济年谱》，全书七十余万字。这是第一部系统性的张元济年谱，它开创性地系统挖掘了家藏未刊书札、文稿以及当时所能见到的报刊史料，按谱主一生经历分章叙述，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甫一出版即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1995年，张人凤先生又应台湾商务印书馆之邀，编成《张菊生先生年谱》简本，侧重出版、文化、教育与图书馆事业，补充了若干新资料。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张人凤、柳和城两位先生编著的《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卷），字数达一百六十余万字，纳入“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在1991年版基础上大幅拓展史料范围，补充了南洋公学时期、商务教科书编纂、1928年日本访书、抗战八年艰辛历程等丰富内容，并对旧谱中的若干讹误进行订正，体例更趋严谨科学，迅速成为当时张元济研究最权威、最重要的底本。2026年增订版的推出，无疑是这一漫长编纂史的最新里程碑与高峰。它不仅在篇幅上较2011年版增加四十余万字，更在史料搜集的广度、考证辨伪的精度以及体例的科学创新上实现了质的飞跃。编者秉持“述而不作、无征不信”的严谨原则，穷搜博采，新增大量未刊档案与散佚文献，来源包括商务印书馆档案、上海图书馆特藏、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管理中心、张元济图书馆以及多位学者与亲属的私人收藏。同时，对初版及以往研究中因回忆录转述等造成的讹误逐一核查订正，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本真面貌。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增订版新增“谱后（1959–2024）”部分，按年份系统辑录张元济先生逝世后六十五年间的悼念活动、著作整理出版、学术研究进展、纪念展览以及文化传承等内容，形成一部完整的“张元济研究大事纪年表”。这一创新体例，不仅延续了谱主的生命影响，更为当代及后世学者提供了清晰的学术史脉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953年，张元济（中），张人凤（右），沈钧儒（左）。
两位编者的长期贡献
增订版的成功完成，离不开张人凤、柳和城两位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奉献。他们既是张元济研究的亲历者、推动者，也是当今最权威的文献整理专家。张人凤先生作为张元济哲孙，长期肩负家族文化传承的重任。自参与1991年版年谱编纂以来，他独力或合作完成了《张菊生先生年谱》（1995）、《张元济全集》（十卷本，2007–2010年商务版）等重要文献整理工作。他以“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广泛搜集散佚书札、手稿与家藏档案，翻译叶宋曼瑛《从翰林到出版家》等外文著作，著有《张元济研究文集》《我的祖父张元济》等专著。其工作不仅是挖掘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更是带动了张元济研究从单纯资料整理向深入思想阐释与文化史研究的转型。在增订版中，张先生提供了许多珍贵家藏文献与细致考订意见，确保了全书的可靠性和人文温度。柳和城先生则以资深出版史家之长，参与1991年版年谱后，又独立撰著《张元济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多部专著，还整理《叶景葵年谱长编》《张元济友朋尺牍》（五册）等重要文献，为年谱注入了机构史、社会史与出版史的深厚视角。两位先生以家学传承与出版史专长的完美结合，使增订版兼具亲切的人文温度和严谨的专业深度，堪称当代学术合作的典范。
《张元济友朋尺牍》
增订版的史料增补与考订成就
增订版在史料增补上成果斐然，新增内容包括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会议记事册》第一号稿本、《南洋公学译书院试办章程》、张元济致夏曾佑大批信札、夏瑞芳1910年致张元济信、张元济因《越缦堂日记》出版事致蔡元培的九封信、蒋中正1933年9月9日复张元济信，以及张元济欧美考察期间的报纸新闻与致美国金恩公司信等中外文文献。这些新材料的加入，极大深化了我们对戊戌变法前后张元济思想转变、南洋公学时期教育实践、商务早期经营管理、古籍抢救工程以及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认识，并对初版及前人研究中的若干讹误进行了系统订正。
尤为重要的是，增订版在谱主交游往来部分的增补极具深度与学术价值。笔者以自己较为熟悉且有一定研究的傅增湘、冒广生、徐森玉三位先生与张元济的交往为例，略陈其意义。
傅增湘
与傅增湘的交往：版本目录学合作的典范
傅增湘先生（1872–1949，字沅叔，号藏园居士）与张元济同为清末进士，志趣相投，自1912年起建立深厚友谊，书札往还近四十年。笔者整理的《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显示，二人通信数量庞大，内容远超以往“论书尺牍”的范围，涵盖古籍版本鉴定、善本借阅、影印出版、校勘考证、私事家庭以及时局感慨等多个层面。增订版充分吸收这批成果，详细记载了两人在《四部丛刊》初编、续编、三编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重大古籍影印工程中的密切合作。傅增湘先生常代张元济先生访求善本、提供版本源流信息、协助校勘，甚至为张元济《校史随笔》撰写长篇序文；张元济先生则利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条件，将傅氏藏园的珍贵藏书影印流布，从而促进了资源共享与文化传播。抗战时期，两人身处南北，书札中充满对彼此藏书安危的深切关怀，以及“保存吾国数千年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的共同文化担当。增订版还适当保留了部分私事内容，使读者得以看到两位传统士大夫在时代巨变中的相互扶持、人生感慨与晚年心境。这些增补不仅丰富了张元济中晚年交游网络的记载，更为近现代藏书史、版本目录学史与出版史研究提供了立体而生动的第一手证据，堪称增订版在“全面性”与“科学性”上的突出贡献。
《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
与冒广生的交往：晚年文化守望的生动实录
冒广生先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为清末民国著名词曲家、版本目录学家。他与张元济两人年龄相近、志趣相投。增订版新增了笔者提供的张元济致冒广生一批书札（主要集中于1930年代至1950年代），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余年，极大丰富了张元济晚年生活的记载。这些书札内容丰富而细腻，涉及古籍版本的共同鉴定与交流、诗文唱和、出版业务的协商、战乱中的相互关切，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两位老人对文化传承的共同忧思。冒广生先生在词曲研究（参《冒广生词曲论文集》）与版本学上的深厚造诣，与张元济先生的出版实践相得益彰。通过这些书札，我们得以窥见两位传统学人在上海沦陷后坚持文化活动、在战后共同忧心典籍传承的具体细节，以及在新时代到来时的文化适应与心路历程。这批新增史料不仅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更立体生动地呈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剧烈时代变迁中守望相助、维系文化命脉的真实生态，为研究民国至共和国初期学人交游网络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窗口。
与徐森玉的交往：文物保护与合众图书馆的实践
徐森玉先生（1881–1971，名鸿宝，字森玉）是近代著名文物鉴定家、版本目录学家，与张元济先生在古籍保护、合众图书馆创办等方面有长期密切合作。增订版增补了相关书札与活动记载，详细反映了两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共同抢救文献、战后捐献合众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等重要事迹。徐森玉先生长期参与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等工作，与张元济先生在古籍影印、涵芬楼劫余书保护、合众图书馆建设中相互支持、共襄盛举。增订版通过新增档案与书札，还原了张元济先生晚年与徐森玉等同道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共同努力，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事业转型过程中的思想轨迹。这部分增补不仅深化了张元济作为藏书家与文化守护者的形象，更凸显了他从出版家到文物保护实践者的多重历史贡献。
通过对傅增湘、冒广生、徐森玉三位先生与张元济交往的细致增补与深入考订，增订版不仅完善了谱主的个人生命谱系，更透过一人之交游网络，折射出近现代中国文化传承的集体图景与时代精神。这是增订版超越前作、在深度与广度上实现的重要突破。
体例创新与整体学术价值
增订版在体例上亦有显著优化：规范史料出处标注方式，调整“本年大事”条目侧重文化、教育、出版内容，新增“张氏世系简表”，删除部分冗余文字，使全书更趋精炼科学。它是近现代出版史研究的权威底本，详尽记载了张元济先生“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具体实践；是文化史与古籍整理史的重要文献，系统记录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工程的筹备、实施与深远影响，以及在“一·二八”事变与全面抗战中抢救古籍的艰辛历程；同时，本书也是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鲜活案例，生动展现了张元济先生从翰林、维新志士到出版家、文化守护者的多重身份，及其在时代巨变中的坚守与担当。增订版与同期出版的《张元济全集补编》（新增九百七十六通信札）相互印证、相得益彰，共同构筑了更为立体、完整的研究体系。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张志强教授以及华中师范大学范军教授等专家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新版在“可信、全面、科学”三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是张元济研究乃至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研究不可绕过的丰碑。
《张元济全集补编》
阅读建议与余思
作为一部“长编”，本书以史料排比为主，叙述风格平实严谨，适合专业研究者与有一定基础的读者精读。而普通读者若想先了解张元济先生生平，则可先阅读叶宋曼瑛《从翰林到出版家》《我的祖父张元济》或柳和城先生《张元济传》等传记类作品，再深入探研本书，收获必将更为丰厚。需要指出的是，参考文献中所列的王欣夫日记，书中标明系202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实际上该日记尚未正式面世，年谱所引内容当来自整理者提供的未刊稿本，虽可靠可信，但这一标注不无小误。相较于此，编者对张树年、葛昌琳、张人凤等张氏亲属未刊日记的利用，则更令人振奋。这些尚未披露的家族文献弥足珍贵，蕴藏着海盐张氏数百年文化传承的丰富密码，我们殷切期盼它们能早日公之于世，以推动相关研究迈向更深、更广的境地。
说起年谱编纂所依赖的这些未刊文献，就不能不追念已故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的抢救之功。当年，张元济先生自觉年事已高，不愿以私人文牍贻累后人，吩咐护工将自己的日记、信札等（包括《馆事日记》，以及今日编入《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十四巨册中的信件）装入麻袋，准备送往废品站。恰巧顾廷龙先生前来拜访，见状大惊，当即拦下，自行雇请一辆三轮车，将这批珍贵史料全部搬运至合众图书馆，从此得以保存。张元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数十年，极其重视机构档案的建设与管理，可谓公事公办、一丝不苟；然而对于自己的私人文献，他却毫不在意，甚至要一毁了之，其“公而忘私、一心在公”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顾老的果断抢救，使得《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以及《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等核心史料得以留存后世，为《张元济年谱长编》的编纂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文献基础。因此，翻读这部巨著，我们不仅要感谢两位年谱编者数十年的爬梳剔抉，也应当铭记顾廷龙先生当年的慧眼与担当——正是他的及时出手，才为张元济研究留下了最宝贵的文献基础。
张元济行楷轴
张元济先生一生秉持“保存吾国数千年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的文化追求，这份情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增订版的出版，不仅是对先贤的深切致敬，更为当代文化传承与出版事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笔者期待未来会有更多新史料被发现与整理，持续推动张元济及相关研究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同时亦借此书评表达对张人凤、柳和城两位年过八旬仍孜孜不倦、笔耕不辍的老先生的由衷敬意。敬祝两位老人身体康健、福寿绵长！
在此，笔者郑重推荐此书给所有关心中国近现代史、出版史、文化史以及知识分子命运的同仁。翻开这部二百零六万字的巨著，我们不仅是在阅读一位出版巨擘的年谱，更是在重温中国现代文化艰难却辉煌的奠基历程，进而感悟一代学人“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