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吴淞震旦”
吴淞一地得名于吴淞江，位于吴淞江明清时期入海口以西。明代时，吴淞江下游主航道为黄浦江所夺，但吴淞的地名还是被保留下来。这里宋以前没于海中，元明之后逐渐成陆。行政区划，在嘉定县设立前属昆山。清雍正二年（1724）析出东境建新县，沿用明永乐年为导航而修筑于浦东高桥海滨的一座土山“宝山”之名定县名为宝山。自明初在此地设吴淞江守御千户所，驻守吴淞江入海口开始，吴淞便一直成为统一王朝的江海防线的重要戍所。此地的集镇最早由蕴藻浜注入吴淞江口渔村发展而来，清中叶跨蕴藻浜口建胡巷桥，逐渐被称为“胡巷桥镇”。这里最早以“吴淞”之名为世人熟知，应该是光绪二年（1876）工部局授意怡和洋行等外商洋行擅自修筑了上海至吴淞的吴淞铁路后，此地块正式被定名为吴淞。这里距离上海的租界北缘超过十公里，本为城市极边缘地带，但铁路开通后情况开始改变。两代吴淞、淞沪铁路通车无疑大大促进了近代吴淞城区的发展，还引得众多新式学堂如复旦、上医、同济、中公等近代名校来此办学。
1915年出版《宝山全境地图》中的吴淞，画圈处分别为复旦公学与中国公学
今天的主角、近代上海著名的天主教大学震旦大学（Université L'Aurore），办学在当时颇有特色，鼎盛时拥有文理医工各大学科与校办博物馆，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教学科研机构。其前身为由马相伯先生于1902年冬创办的震旦学院。关于这所学校最知名的记载，无疑就是复旦校史叙述中的“从震旦到复旦”的经历之一：1905年春夏，马相伯带领震旦一众师生脱离教会，赴吴淞新办复旦公学，为吴淞地区第一家入驻的新式学校，升格为大学后经历百廿年办学至今。马相伯出走吴淞时，一度为自己的新学校起名“新震旦”，理论上震旦早在1905年便已与吴淞发生了联系。二十多年后，北伐军进上海，震旦爆发学潮，部分师生又一次踏上吴淞的土地，持续数月，被当时媒体称为“吴淞震旦”事件。这段因缘在各种震旦校史介绍及今人著述中鲜有提及，今天随着报刊数据库尤其西文刊物的数字化，原本被遗忘的经历终于可以被重新拼凑完整，一段大革命时期高等教育变迁历程开始浮现出来。
马相伯像。马相伯亲手创办了震旦与复旦为大家熟知，中国公学创办与马相伯也有联系。1905年留日学生群体发生学潮，马相伯奉命赴日劝慰学生，而激进学生仍回国寻求自行办学，并求助于马相伯、严复等沪上名流，马氏回应冷淡。
1927年的春天
此次震旦大学的学潮起于1927年3月21日，次日《申报》有《震旦大学院昨日发生风潮》略述其过程，震旦文法学院“王者香”“丁作韶”、特别班“马克强”等与之前因开除的学生“戴朝宗”等借组织学生会之名，在校内操场集会、放爆竹、散发传单并公开演讲，为首的几名学生向闻声而来聚集的人群演讲，并高叫：“打倒帝国主义！”还按班点名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反对校方。随后校方报警逮捕了为首的四名学生。法文《中国通讯》同样记载，大约两点时，又有学生趁一名教授入校时试图强行闯入学校。教授报警未果，便与学生对峙，并告诉他们：“你们是大学生，必须理智行事。”之后，学生们还试图把学校里的东西转移出校。同时，学生们在一位震旦的教授的带领下，在法学院里提出建造一个新的学院，并邀请马相伯担任校长，同时还找当时震旦校友会的会长胡文耀，希望他出面召开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时局遭胡拒绝。学校方面，对于学生会的这些决议一律不予承认，并决心学校继续维持关闭状态。校方还通知全体学生课程暂停直至另行通知，并劝导他们回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学生离校时表现得非常安静，并礼貌地向师长告别。
卢家湾震旦大学校园
看上去那只是近代中国大学中比较常见的学生运动，但对于彼时的震旦而言却不简单。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北伐军进入上海，上海局势马上被国民党控制。此前一天，特别班马国强为代表的震旦学生会突然宣布脱离学校，并在24日于《申报》连发三篇通告《震旦大学各同学家长钧鉴》《震旦大学学生会通告》《震旦学生会紧急通告》，表明反对帝国主义、拥护北伐军、夺回教育权的态度，并决议离开卢家湾震旦校园，暂借“金神父路法政大学”办公，即今瑞金二路徐家汇路口，距离震旦校园一公里位置。同期《申报》广告还登出震旦校方启事：“本大学院以时局关系，深恐安分勤学之士纷扰中不但学难进步，反或被累。是以一律暂令各回家居自修，一俟大局安定，再行关照，继续肄业。”显然学校已失去控制，3月24日之后的震旦学生活动，都听命于新成立的“震旦学生会”。24日震旦学生会在法政大学召开了一次“全体紧急大会”，除了两百余位震旦学生外，还有上海学联会代表、市党都代表等国民党人员，以及同样亲近北伐军的南洋、暨大、法政、南洋医大等学校。会上表达了“此次反抗文化侵略之运动，为国民革命军克复上海后之第一声，含有重大之意义”，显然震旦学潮与北伐军有密切关系。到了晚饭时，由学生会主席马克强（祥）主持，席间“历述该校之腐败，及限制思想自由”。
之后的几天里“震旦学生会”参与了新成立的“上海学生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议题之中希望当局“短期内成立规模宏大之法文学校”（3月29日《学联会昨日继续会议纪》），并真的跑到上海特别市党部、市政府找蒋介石、白崇禧请愿，望能收回震旦，同时在报上登出“震旦大学学生会紧急通告”，要求还留在震旦“公然上课”的学生限期来学生会报到。有趣的是，学潮至今，学生会尚未向法租界当局陈述经过，这时也想起来派代表持函往访法总领事。
“吴淞震旦”
一直蜗居在邻居法政大学之中也不是办法，震旦学生会一直在寻求新的教学场地。4月初他们向武昌国民政府请愿，并向远在吴淞的中国公学求助在其中暂时办学，并得到肯定答复。（4月6日《震旦学生会派员赴武昌请愿》）特别市党部教育研究会也专门讨论了用中国公学安置这帮震旦学生的提议，同意在中国公学内给予帮助，开设震旦预科，法、工、医等学科还在商量，尤其医学可能没法离开教学所用广慈医院而作罢。4月8日《震旦大学学生会紧急通告》载：“现承市党部教育委员会议决，将吴淞中国公学划出一部分为本校临时校址，务祈诸同学即日到校准备上课。”正式开学时间在4月11日周一。与预科先后迁来的还有南京、扬州的震旦中学，与同为耶稣会所办的徐汇中学。据《中国通讯》1927年10月刊的记录，这一学潮使徐家汇的各个设施也受到了影响。由于在徐家汇的土山湾看到了大约2000名士兵，两名北伐军军官带着300名士兵直接要求占领徐家汇的各个教会设施。当天晚上，北伐军的一名将领出面与徐家汇的院长和会长谈判，最终达成了共识：徐家汇各设施暂时维持原状，驻守的法国军队为北伐军提供方便。然而，消息传来：说已经有人在上海县城集结，计划向徐家汇行进。为防止类似的学潮在徐家汇各校发生，3月26日起，徐汇公学也宣布停课，学生们被要求有序地回家，不能回家的学生则暂居在震旦的校舍内。所以部分徐汇中学的学生也远赴吴淞加入到吴淞震旦之中。
吴淞中国公学旧影
4月12日当日《申报》同时登出中国公学与震旦学生会的通告，承认吴淞震旦在中公开学事宜。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政治分会也出面委任中国公学校长何鲁，代理吴淞震旦的校长。开学后的吴淞震旦学生团体依然没有偃旗息鼓，13日报上登出上海学联会致卢家湾震旦大学校长函，听闻震旦竟然也要继续开学，希望校长能迷途知返，停止办学云云。进入五月，吴淞震旦的学生的校园生活基本适应之后，又增添新的要求，他们派出学生代表入南京向中央要求改震旦为国立大学，并指拨新校址。（5月7日《震旦学生派员请求国立》）当然，吴淞震旦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重组的中国公学未来的计划中不可能容得下“吴淞震旦”，“刻已函催震旦学生会，从速另觅校舍，以便该校新旧生住宿”。（5月22日《中国公学大学部之新计划》）
何鲁（1894-1973），字奎垣，四川广安人，数学家、教育家，民国时历任多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庆大学校长（1950-1952年），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1927年初，代理中国公学与吴松震旦校长。
吴淞震旦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配置师资和课程设置，5月23日的《申报》报道，吴淞震旦当时拟聘用一位名为“家亨”的法学博士（疑为当时上海滩著名的大律师罗家衡）为新校的民法学教授，还聘来了当时沪上知名的体育健将李思廉（A. H. Leslie），英国人，足球名将，长期执教南洋大学，亦为著名裁判员之一。课程设置上，新校还计划每周举行辩论会，甚至还筹备毕业典礼和学校成立大会。由此可见，在课程设置上注重体育与辩论，两震旦确有一脉相承之处。25日的《吴淞震旦大学校务会议纪》中还提到为学校请来了工科教授，为前广州大学的雷瀚工程师，又从东南大学挖来段明茂教授，从同济请来魏鹤鸣教授，学生工厂实习则与同在吴淞的同济大学商议举办。
6月初时近暑假，吴淞震旦学生代表又赴南京谒见教育行政委员褚民谊，商量本校国立及校舍事宜。虽然褚满口答应，但一直悬而未决。这时吴淞震旦要面对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中国公学拟收回拨作震旦大学离校学生校舍，以为自用，震旦学生会苦苦请求，已觉无力。而同时，震旦本部办学依旧，对吴淞震旦来说不啻为更大的打击，职员会上，吴淞震旦竟然不得不致函巴黎中国学生会与中国国民党巴黎分部，要求他们拒绝“十六年（1927）以后在吕班路震旦学院之学生，到法者加入任何团体”，显然也是徒劳。在之后一个月内，在媒体上与震旦本部的对峙时，吴淞震旦开始称呼对方“吕班路震旦”，“吴淞”与“吕班路”两震旦间开始直接冲突。6月8日《申报》登出《全国同胞注意！！》（惊叹号为原文即有）通告，吴淞震旦斥责“吕班路震旦”为文化侵略老巢、“不顾国家人格，甘心为奴”等语，一天后，留震旦本部的学生缪安成、李锦安等登报反击，谓吴淞方面“含血喷人、自污其口”。而吴淞震旦则又致函特别市党部，请求设法严办吕班路震旦师生，6月16日震旦本部接受调查。6月20日招生季时，《申报》特意把两震旦公告紧挨发排，先是吴淞震旦发出的《忠吿欲投考吕班路旧震旦大学者》，奉劝报考者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而其左就是震旦本部的《上海震旦大学院招生》广告。
转机在6月底出现，25日中央教育委员会派分管教育的褚民谊视察震旦大学本部并参与监考，意在安抚认可其继续办学，此举引发吴淞震旦大怒，在上海学联会要求政府收回成命，褚民谊前往该校监试“是助长文化侵略，损失政府威严”，但显然没有成功。6月28日吴淞震旦举行毕业典礼，毕业本科、预科四十余人，表面看似风平浪静，而内里已经开始变动。7月2日《申报》突然登出《吴淞震旦大学离校同学会成立》，“离校同学会”的宗旨虽然还是“达到收回教育主权、打倒庇护文化侵略之走狗”，但“离校”性质决定其与吴淞震旦在校关系开始疏离，而毕业典礼发言者、也是之前颇为活跃的“丁作韶”也成为“离校同学会”主席，显然也已经毕业。吴淞震旦的生命力正在减弱。四天后6日的《申报》正式登出《吴淞震旦大学启事》谓在何鲁校长的应允下，“中国公学大学部法文部，即吴淞震旦大学。吴淞震旦大学学生会，改为震旦大学离校学生会”。大意就是，吴淞震旦并入中国公学，学生会改为离校学生会，存在三个月的吴淞震旦正式取消。
吴淞震旦暂借校舍的主人中国公学，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所知名的新式学堂。1906年创立时尚蜗居北四川路底的中公，在迁来吴淞后一度成为校园面积最大的国人自办公学，1936年停办前曾经拥有完整的文理工商学科，其历史上有诸多知名的校长如郑孝胥、胡适、马君武等。回到1927年春，中国公学与震旦大学的处境相去也不远。北伐军进上海前夕，原执掌中公校务的“研究系”成员为反对国民党者，纷纷避去，校长张东荪躲到租界，3月中的中国公学实际已经处于无人负责状态，几乎停办。直到4月初战事平息，特别市政府找来何鲁等人接收中公。何鲁与另一位校友会常委杨杏佛都是中公早期校友，又都是国民党员，是重建中公最合适人选。（严海建《变动社会中的投入与疏离：中国公学的历史》）何鲁上任后没几天，便宣布吴淞震旦也暂时迁来中公校内，显然也是有特别市政府希望早日解决学潮，安定师生的意图。
风波之后的震旦
我们说回另一边的震旦本部。学潮刚爆发时大家确实有些手足无措，《中国通讯》载当时震旦校园用“人心惶惶”来形容都不为过。有学生甚至在离校时直接问法语老师才尔孟（Georges Germain）：“这次震旦是结束了吗？真的结束了吗？我只能在外面继续我的学业了吗？”老师们也非常悲观，觉得复课遥遥无期。然而在众人一片悲观的态度中，当时在法国养病的震旦前任院长帅理蔼（Fernand Scellier）闻听此事，安慰众人道：不出一个月，学校将复课。为让局势尽快稳定下来，校方找了其中四五名希望能继续学习的学生，让他们不要受外界蛊惑，以免失去文凭。直到4月18日周一开始，同样经历学潮的徐汇公学和启明女校率先复课。4月23日起，震旦从高年级开始逐渐复课。
基于当时社会上有舆论认为震旦是“反华的传教中心”“欧洲帝国主义的机构”。当时的社会舆论对震旦这样的教会和西方背景的学校依然非常不利。在震旦大学复课之时，上海大多数大学依然尚未复课，这些回来上课的学生是需要勇气与社会上的那些对学校的评价对抗的。同时，震旦校方内部也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表达出悲观情绪，甚至直言：“如果北伐军关于教育的法规被推行，我们这些天主教学校将几乎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然而抱怨归抱怨，以校长桑黻翰（Pierre Lefèbvre）为代表的震旦校方认识到，震旦大学如需长期在华存留，就不能如之前那样游离于体制之外，而需要获得政府乃至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可。其中，当务之急就是在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门为震旦履行注册手续，让学校本身“合法”起来。注册过程本身并不复杂，在马相伯的帮助下，震旦的注册手续一天就完成了。但根据《中国通讯》1936年1月刊载，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法规，震旦方面专门派出中国籍神父吴道勋（Thomas Ou）去南京，整整一个月时间，学习大量新的文件和规定，以期让学校更好地适应新的政权。经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一致，1927年6月，后者同样委派褚民谊作为代表列席震旦大学的考试，并在毕业证书上签字（即前引《申报》6月25日褚民谊来校事）。
除了在法律法规上适应新的政权之外，学校在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上也做出了调整，根据《中国通讯》的记录，学校开始弱化其教会与法国背景，转而着重于现代化教学设施的建设，先后在校内扩建了化学实验室，大礼堂等，以此向现代教育发展，积极拥抱新政权，摆脱其“欧洲帝国主义机构”的背景同时，也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机会。首先是震旦医学院，医学院不仅从法国引入了优秀的师资：这些新来的医生既在广慈医院内从事一线诊疗，也活跃在医学教育中，还在院内建成了新的手术室，手术室内配备全新的设备，主要用于医学院的教学活动。优秀的师资，严谨的教学，也让震旦医学院闻名沪上。震旦理学院的中外教授则与国民政府合作，共同参与了1929年颁布的《度量衡法》修订。文科方面，在之前学潮的中心——文法科也进行了改革，震旦加强了文学院的比重，尤其在文学院中加入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内容，甚至引入拉丁语教学，鉴于当时中国的各大高校都将拉丁语作为一门学术语言教学，使得震旦的文学课程不再只偏向法国，而更偏向学术范畴。
在震旦校方积极的运作下，1927年秋天9月开学，由于北伐战争为租界带来大量移居来沪的居民，学校学生数量不降反增，空前地达到了300人。1927年10月10日“双十节”，震旦校园内举办了比往年更为盛大的庆祝活动：不仅有升旗仪式，还举办了演讲活动，震旦大学全体中外师生悉数参加。1928年新年，在震旦的庆祝活动中，上演了本土的民乐丝竹。与之前震旦大学学生仅因在孔子诞辰日张灯结彩就被劝止相比，校园氛围可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至此可以说，震旦大学平稳度过了这场大革命的学潮风波。
小结
1927年春北伐军逼近江南时，大量的学校因为各种历史原因，被迫整顿、改组、校长出走甚至学校停办。其中最有名的或许就是国立东南大学的改组，其余江南各地省立、私立学校在这个春天都不同程度经受了各自校史中的“阵痛时刻”——作为天主教大学的震旦同样无法幸免。从3月下旬北伐军即将占领上海前夕，震旦校内出现激进学生组成“学生会”接管学校，带领师生出走法政学堂开始，一个月时间得到新成立的特别市党部及教育监管部门的支持，得以迁至吴淞中国公学内，并在舆论上全面压制震旦大学本部。这样的情况到了5月开始变得微妙，中国公学进入改组的稳定期后，开始对吴淞震旦施压，在其6月毕业典礼后到达顶点。而曾经口头上答应吴淞震旦另觅新址的褚民谊，在当上上海特别市教委常委后，最终支持震旦本部继续办学，并授意吴淞震旦并入中公，三个多月的1927年吴淞震旦学潮彻底平息。正因为平息得当，这段大革命时期的震旦插曲甚至很少被后人提及，仿佛从未发生过。
然而，对于当时的震旦，这段“插曲”还是对其办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震旦作为一个法国耶稣会背景的高校，难免受到冲击。这一冲击一方面是当时民众民族意识觉醒的结果，另一方面同样也是震旦大学长期轻视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反噬。在经历了学潮，尤其是吴淞震旦的分立之后，震旦校方及时认清时局，开始自上而下进行改革，以期淡化其西方与天主教背景，让其自身更偏向学术，同时还利用医科、理工等当时上海社会上较受欢迎的学科为自己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了当时国民政府与广大民众的认可。此外，本次学潮也在一定程度上让震旦校方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对其不再一律持反对态度。经历了此次风波的震旦，反而更好地在上海扎根，成为社会公认的“好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