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著作编辑室与《鲁迅全集》的注释
1950年10月7日，许广平等人在关于鲁迅先生著作出版座谈会上讨论建立鲁迅著作编刊社，由冯雪峰担任总编辑，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宣传部的回信，并调来王士菁、孙用、林辰、杨霁云协助冯雪峰工作，其后鲁迅著作编刊社在上海成立。1952年7月，鲁迅著作编刊社搬到北京，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改为鲁迅著作编辑室（按：下称“鲁编室”），承担起1958年版和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任务。七十年来，学界对于《鲁迅全集》的研究，集中于“版本研究、注释补注/正、注释误注、注释商榷/质疑以及其它与注释关系甚微的文章”[1]等五个方面，有关《鲁迅全集》的注释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的重心所在。不过，相关研究侧重于丰富注释内容和修订注释错误，注目于探讨注释“应当如何”，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注释“为何如此”，也即对于注释组何以这样对《鲁迅全集》进行注解缺乏讨论。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鲁编室”为切入点，进一步考察《鲁迅全集》注释方针、体例和内容方面的变化，进而审视全集注释领域的相关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鲁编室”于1974年开始尝试采取“三结合”模式，并选择以《呐喊》和《且介亭杂文末编》成立注释组，及至1976年底先后完成、直到1979年“全部完成出版”[2]（除《日记》、《书信》外）的“征求意见本”（共二十六种），在1958年版和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中“起了桥梁作用”[3]，可以说是研究《鲁迅全集》注释问题所不能忽略的存在。故而，这里选择以1958年版全集、“征求意见本”和1981年版全集的注释内容为研究对象，与研究者通常只关注各版全集有所区别。
《鲁迅全集》1958年版
一、工作方针的调整与《鲁迅全集》的编注设想
1950年11月，“鲁迅著作编刊社”在上海成立，专门负责鲁迅著作的编注工作。同年12月，编刊社正式开展工作，并在十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六七种鲁迅作品注释的“最初的初稿”[7]，开展对于鲁迅生平有关人物的访问，出版了影印本《鲁迅日记》，同时认识到搜集注释所需材料的困难，无法执行先前规划的工作进度。1952年7月，鲁迅著作编刊社搬到北京，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下属的鲁迅著作编辑室。1956年8月，冯雪峰在《〈鲁迅全集〉（新版）出版计划》中言明，将自1956年8月出版第一卷，直至1957年9月出齐十卷，而注释则“附在每卷末尾”[8]。不过，这样的出版计划也未能实现，此版《鲁迅全集》第一卷在1956年10月出版，直至1958年方才出齐。
冯雪峰先生
从1958年版《鲁迅全集》注释的最终呈现面貌来看，大体遵循工作方针所拟定的基本原则、涵盖内容和资料搜集。然而，与注释范围的设想有所不同的是，日记并未列入全集中，“鲁编室”也没有“注释《鲁迅日记》中的人名”[9]，只是在1958年前后调查过相关人事。而收录鲁迅的全部书信的出版计划，也因“反右”斗争发生改变，以“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10]为由进行筛选，仅收录已发现的1165封信件中的334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也受到很大干扰，对比前六卷与“反右”之后出版的七到十卷，不难发现“工作马虎草率多了”[11]，涉及实质性内容的注释大幅减少，多参看前六卷已有注释内容。
1974年2月5日，“鲁编室”草拟《关于出版〈鲁迅全集〉注释本的请示报告》，内容包括“注释工作的具体方案”和“出版附有注释的《鲁迅全集》和鲁迅著作单行本”[12]，却未得到“出版口”领导小组的任何回复。1976年5月，“鲁编室”经过与各注释组的讨论，对注释体例草案做出修订，突出了单行本与全集本之间的差别，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单行本“各篇都作简短题解”，全集本“一般不作题解”；二、单行本在全集本注释范围外，需对难懂的“字、词、成语、难句、反语等”加注，并为难读的字注音；三、单行本可对难以理解的文言文“译述大意”，而全集本则“一般应引用原文”[13]。截止1976年底先后完成的“征求意见本”，遵循的正是草案中对单行本的规划。而单行本与全集本出现差异的根本原因，与两者对服务对象的设定有关：前者以“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的读者为对象”，注释较为通俗详细；后者以“中等文化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为对象”[14]，注释更为精炼简明。
1977年5月间，“鲁编室”考虑到进度相对迟缓，决定放弃先出单行本、再出全集本的打算，将两者合为一体。同年12月初，“鲁编室”与林默涵、秦牧就注释的工作方针和体例形式进行反复讨论，提出取消“题解”，统一全集本和单行本的注释等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与1976年4月《关于〈鲁迅全集〉注释修订工作的意见（草案）》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15]所不同的是，此次探讨强调“严格掌握敌、我、友的界限”，不混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较为复杂的问题要“严格掌握分寸”[16]。12月12日，“鲁编室”提交《关于〈鲁迅全集〉注释编纂工作的请示报告》给胡乔木，这份文件被视为标志着全集注释编写的“原则、方法的转变”[17]。关键之处在于，报告明确新版注释以1958年版《鲁迅全集》为基础，增补“全部书信、日记、辑录古籍及译文序跋”和新见全部佚文并加以注解，这就将注释范围和注释基本内容确定下来。与此同时，对作品的意义和题旨“不作评论”，以向读者提供“有关历史背景、人物、社团、事件”[18]等资料为主的意见，意味着“鲁编室”力图真实地还原历史现场。1978年9月，为统一全集注释体例，“鲁编室”草拟《有关注释条例的补充规定》，对涉及报刊、数字、外国人名、引用古籍、社团和流派等注释的格式问题作了严格限定。在出版局和有关单位的支持下，“鲁编室”借调大量补充人员，通过扩充定稿组的方式加快进度，终于在1980年3月正式发稿全集第一卷。
由始至终，“鲁编室”对新版全集（1981年版）的注释方针虽几经调整，却始终坚持全集不加“题解”，同时强调直接引用原文，从中不难见出“鲁编室”对客观真实原则的坚守。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鲁迅全集〉注释编纂工作的请示报告》特别注明，针对注释工作中将遇到的复杂问题应“随时请示”以确定“如何掌握分寸”[19]，而注释人员用实际行动捍卫还原历史现场的信念。单就《三闲集·序言》中的“封建余孽”的注解来看，陈早春多方考证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作者杜荃即郭沫若，并在注释“被五次划掉”的情况下，仍坚持向“定稿小组的负责人申述自己的意见”，终于得到周扬和胡乔木的批复，在“接近于定稿的《鲁迅全集》第四卷中”[20]加上此条注释。当然，1981年版《鲁迅全集》并非“难以逾越”，不乏误注、漏注之处，诸多注释存在“科学性和准确性”[21]方面的问题，但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八十年代初鲁迅注释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在整个《鲁迅全集》出版史上占据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二、注释体例的变革与《鲁迅全集》注释的检索方法
在参加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感言中，林辰认为十卷本全集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资料，为日后的增补提供线索，同时希望后来者能在既有成果上“纠偏订讹，补阙拾遗”，以期“更能适应读者的需要”[22]。从某种角度来看，“鲁编室”对于编辑和注释体例的不断变革，目的正是通过对排版、布局和格式的合理化改进，从而满足读者更方便地阅读查找的需要。
林辰先生
1958年版全集采用卷末注释的形式，将注释与正文内容一分为二，在每条注释后标出原文页码。多数时候，不列出注释的词条名称，直接进行解释。这样一来，读者在翻阅正文过程中，对标注词条产生疑问的情况下无法直接查到注释页数及内容；而浏览注释时，亦无法根据注释内容明确所注对象，使用起来多有不便。以《花边文学·读书忌》为例，《翁山文外》上标注3，但具体注释内容需要下拉浏览整卷注释才能找到。与此相对，仅看同篇文章注2解释为：“参看《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注13和注14”[23]，根本无法确定要注解的词条。意识到卷末注释的缺陷，“征求意见本”采用文后注释，即将注释直接附在每一篇文章后面，并详细标明注释词条，为读者查询提供了极大便利。以《华盖集续编·不是信》为例，注51《太平广记》可直接翻到文后查找：“‘类书’名，共五百卷。宋朝李昉等辑。书成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九七八年），内收六朝至宋朝初年的小说、野史很多，引用书约四百七十余种。”[24]而解释为“李四光给《晨报副刊》编者徐志摩信中的话。参看本文注[31]”的注6，也可从词条名称“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25]中直接确定。
1981年版《鲁迅全集》沿用了“征求意见本”的文后注释方法，并在第十六卷中增加注释索引。具体来看，全集注释索引分“人物类”、“书籍、作品类”、“报纸、刊物类”和“团体、流派、机构类”等十个类别，每组由“首字检索表”和“注释条目”两部分构成。其中，“首字检索表”按首字笔画为序排列，“注释条目”后的数字分别代表“该条目所在的卷次、页码和注码”[26]，如“王守仁”条目旁列“③131.7；⑨254.7”[27]，指“王守仁”词条出现在《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31页注7和第九卷第254页注7。
对于出现在不同篇目的相同或相关词条，1958年版全集、“征求意见本”和1981年版全集都采用“参看”式注法。在此之中，1958年版“一律不再重复注释”[28]，相同卷次格式为“参看本书某篇”、“参看本书某篇注某”和“参看本书某篇及其注某”等，不同卷次间的参照格式为“参看某篇”、“参看某篇注某”等。相较而言，同一卷次之间的“参看”尚不难查找，只是由于篇目位置难以确定，需耗费颇多精力。至于不同卷次间的参照，非常不便于读者检索，尤其是诸多参看篇目只提供了篇名，省略了相关信息。兹举一例，《三闲集·怎么写》注10的解释为：“参看《而已集》《扣丝杂感》注9”[29]，这就需要先将《而已集》定位到全集第三卷，再翻阅整卷注释找到《扣丝杂感》一篇，进而根据第九条注释核验内容。
不同的是，“征求意见本”是对单行本作注，不同卷次的注释任务相互独立，客观上造成不同卷次之间的相同或相关词条重复加注的情况，“参看”式注法多出现在同卷次不同篇目之间，格式为“见本书某篇注某”和“参看本书某篇注某”等。再加上文后注释的方式，查找起来相对便利，如《而已集·谈“激烈”》注1“铁窗斧钺风味”解为“参看《通信》注17”[30]，翻阅目录定位《通信》篇，文后注17可查：“指坐牢和杀头的滋味。铁窗，安上铁栅的窗子，指监狱；钺，古代兵器，形状象大斧。”[31]1981年版全集吸收了“征求意见本”的经验，针对不同卷次的相关词条，采用一律加注的方式，只是详略和侧重有所不同，以更好地理解文意为重心。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卷次间的参照，1981年版全集增加了页码，将格式改为“参考本卷第某页注某”，而页眉上标出卷目名称和文章篇名的设计，弥补了未注明“某篇”的不足，这种标注方式为精准查找和核对提供了条件。如《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注4：“陈铁耕 木刻家。参看本卷第49页注[9]”[32]，直接翻至49页查询注9可得：“又村 即陈铁耕（1906-1970），广东兴宁人，木刻家”[33]，并根据页眉确认此篇为《〈木刻纪程〉小引》。
如前所述，1958年版《鲁迅全集》收入书信334封，按照收信人排列，并在目录处标明收录信件的数量和起始时间。落实到具体注释，则将同一收信人所录全部书信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解析。举例而言，从书信目录许寿裳一栏可以看出，全集收入鲁迅写给许寿裳的信件计18封，时间是自1910年10月14日至1936年9月25日，注释即以许寿裳为章节标题，对信件正文标注的26个词条进行注解，每条注释末尾标注相对应的正文页码。且不说书信的失收问题，单就这样的排列方法和注释形式来看，鲁迅书信中蕴含的时间逻辑被打乱，而书信篇章的独立性也与对收信人进行整体化注释的方式相抵牾。有鉴于此，1981年版《鲁迅全集》收录其时发掘出的鲁迅全部书信1456封（另断简12则），以年代先后为序，按写作时间加以排列。每封信的标题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代表年月日的六位数字，后一部分统一格式为“致某某（收件人）”，如“190130 致钱玄同”，即1919年1月30日写给钱玄同的信。注释附在每一封信的后面，直接对独立的信件进行解释，如“300503 致李秉中”信后附有6条解析正文内容的注释。
值得注意的是，1981年版《鲁迅全集》开创性地对日记进行注解，排于每月日记之末，并将人物与书刊的相关注释单独拉出，总附于《鲁迅全集·第十五卷》末尾。以人物注释为例，先按首字笔画，标注由人物名称首字和相关注释出现页码组成的首字检索表，如九画栏中“施（506）”，意指在鲁迅日记中出现的以施为首字的人物注释可在506页查到，翻阅可知有施乐、施君、施宜云、施复亮和施蛰存等人。落实到具体注释条目，则先对人物进行注解，而后以破折号顿开，再按照年月日（月份为带圆圈数字以示区别）依次标出该人物在鲁迅日记中出现的时间。如全集对王希礼解释是：“苏联人。一九二五年在冯玉祥国民军第二军俄国顾问团工作，《阿Q正传》俄译本的最初译者。鲁迅曾为之作《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1925⑤9。⑦10。⑧11。⑩25,28。1927⑤27”[34]，意为王希礼的名字出现在鲁迅日记1925年5月9日、7月10日、8月11日、10月25日和28日，以及1927年5月27日之中。
就注释所在位置来看，“鲁编室”实行了卷末注到文后注的转换。针对不同篇目的相同或相关词条，“鲁编室”不断完善“参看”式注法，由一律不重复注释到不同卷次一律加注，并用页码代替篇名以便精准查找。落实到书信日记，则将按收信人排列改为按写作时间罗列，并将日记中出现的人物、书刊单独列出。这些编辑和注释体例的变动，彰显出“鲁编室”探索更为合理有效的注释方法的努力，同时相关经验教训也为包括2005年版《鲁迅全集》在内的注释组所吸收。
三、校注内容的完善与处于“未完成时”的《鲁迅全集》
在鲁迅著作的排印和出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偏差。早在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说明中，即强调“本版中全部作品，这次都经过了一番校勘；凡在过去各版本中印错的字或标点而为我们所已经发现的，都已经加以改正”[35]。其后各版全集，都进一步推进了鲁迅作品的校勘。值得一提的是，孙用以初刊本、初版本和誊清稿勘校了第一至七卷，足可视为《鲁迅全集》校勘领域的扛鼎之作，如根据原刊及誊清稿，指出《病后杂谈》“由此想到阮嗣宗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一句中的“想到”应作“想起”，此处“系沿袭初版之误”[36]。除却排校方面的问题，在鲁迅的写作、讲演和书信日记中，难免出现错漏和疏忽。针对这种情况，“鲁编室”选择以注释方式点出，在保留原文完整性的前提下加以说明。举例而言，1958年版全集《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一篇，注释人员根据鲁迅1923年的日记，推断注26中的“民国十一年秋”应为“民国十二年春”[37]。“征求意见本”中，编注者查询1926年4月1日的北京报纸，判断《华盖集续编》里的《可惨与可笑》中提到的“三百多人”应为“二百多人”[38]。1981年版全集更是对《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引用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如指出《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注23中的“职方氏”应作“训方式”[39]，《第八篇 唐之传奇文（上）》注13中的“贞元”应作“建中”[40]，《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说（下）》注6中的“韩愿妻”应作“韩愿女”等[41]。
就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内容来看，除书信外，各篇第一条注解多是对文章发表出处的介绍。由于时间限制，加上人手不足和相关材料缺失，诸多篇目的出处并未标明，甚至直接标注不确定，如《彷徨·长明灯》注明：“本篇最初可能发表于1925年3月的北京《民国日报》，因为一时还未找到这一时期的该报，所以未能确定。”[42]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版全集中有些文章在出处和署名之后，还专门对文章的主旨作了“题解”，如《坟·我之节烈观》的注释解析此篇“是针对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和社会上复古主义者提倡‘节烈’的反动潮流而作的”[43]。“征求意见本”直接承继了1958年版全集“出处”加“题解”的注释方式，并在每一篇文章的标题下方以脚注形式标注出来，与附在文末的正文注释相区别。需要注意的是，为避免影响读者的阅读和判断，“征求意见本”中耗费大量人力的“题解”在1981年版全集中删除殆尽，但其对于文章出处的搜索在1981年版中保留下来，并统一作为各篇第一条注释。而从1981年版《鲁迅全集》留存的一些“题解”中，不难见出三版注释之间的关联，如对《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所作注解。
1958年版《鲁迅全集》定下了注释的对象，是鲁迅作品的“写作背景、涉及的古今人物、历史事件以及社团、书籍、报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语、引文出处等等”[44]，其后各版《鲁迅全集》都是围绕这些基本注释对象加以“新注、补注、订正”[45]。而注释内容的完善，主要体现在对这些对象的补充、修订和统一格式上。
鲁迅作品中涉及大量古今中外的人物，对于这些人物的注解可以说是《鲁迅全集》注释工作的重要一环。而涉及古代、当代和国外人物时，注释所包含的基本内容不尽相同。就1958年版《鲁迅全集》来看，古代人物的注释大多包括人名、生卒年、表字、籍贯、朝代、官职和相关评价，如《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对罗隐的注释：“罗隐（833-909），字昭谏，余杭人，唐末诗人，著有《甲乙集》10卷、《谗书》5卷等。”[46]当代人物的注释与之相近，主要区别在于为切合鲁迅文章的理解，增强了关于人物事迹的描述和背景身份的介绍，如《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注释施蛰存为“江苏松江人，1932年至1934年之间曾主编《现代》杂志，在当时是文艺界所谓‘第三种人’之一”[47]。外国人物的注释则通常由译名，外文名，生卒年，国籍，职业和相关评价组成，如《花边文学·商贾的批评》对“亚波理奈尔”的注释：“（G.Apollinaire，1880-1918），W.A.Kos-trowitzky的笔名，法国诗人及小说家。《咏孔雀》是他《动物寓言诗集》中的一首短诗。”[48]“征求意见本”对于人物注释的最大改变，是统一删去了外文名，只保留译名，这或是为了避免1958年版全集未能统一运用所在国文字或通行语言注明外国人名而造成的注释内容的混乱。1981年版《鲁迅全集》在人物注释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对书信、日记中许多难于知晓的人物作了疏证。承担日记注释工作的“鲁编室”和复旦大学等单位，通过查阅书籍档案和访问与鲁迅有关的人物的方式，积累起丰富的材料。兹举一例，对鲁迅日记中只出现过一次的潘汉年，“鲁编室”先后去信湖南米江茶场、湖南省公安局和公安部，询问其“下落”和“情况”[49]，最后才有了相关词条：“潘汉年（1905-1977） 江苏宜兴人，作家，‘左联’成员。潘梓年之弟。一九二七年底与叶灵凤筹编《现代小说》月刊。——1927⑫13。”[50]
对于历史事件、书籍、报刊、典故、名物和引文的注释，不免征引大量的材料。在此之中，“引用古籍的文句与掌故”和“引用外籍文句、学说与掌故”[51]一开始即被冯雪峰列为草案的首要注释内容，而这也是注释工作中较为繁重的一部分。举例而言，为查找1958年版全集《南腔北调集·〈萧伯纳在上海〉序》中“打是不打，不打是打”的出处，王士菁用两个星期翻遍宋人笔记，终于“从张耒《明道杂志》中查出”[52]。而在我国驻匈使馆和匈牙利专家的帮助下，“鲁编室”在1981年版全集中明确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出处，进而解决了“《野草·希望》中几十年不得要领的一个问题”[5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版十卷本收入却没有加注的《汉文学史纲要》和《中国小说史略》，在1981年版全集中增加了800多条注释，不过这或许并非“一次首创性的工作”[54]，早在“征求意见本”中已对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作了注解。
伏案工作的王士菁先生
容易为人忽略的是，不同时期编注者征引材料的方式有所区别。1958年版全集直接征引原文；“征求意见本”会对征引文句加以解释，甚至以解释代替引用；而1981年版全集则与1958年版相近，基本采用引用原文不加解释的注释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践行着《关于出版〈鲁迅全集〉注释本的请示报告》（1974）有关单行本和全集本注释的规划。以《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例，在对“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加注时，1958年版和1981年版全集选择以曹丕《典论·论文》的原文作注，而“征求意见本”在引用后加上“意即文章有助于治理国家，是不朽的伟大事业，所以古代作家的名声一直流传于后世”[55]的解释。更有甚者，在对“服散作假”注解时，1958年版与1981年版全集征引《太平广记》卷二四七所载侯白《启颜录》的原文，而“征求意见本”并未引用，直接将其大意概括为“说当时因大臣贵族多服五石散而发热，于是有些并不富裕的人也假装发热，说是服了五石散的缘故”[56]。1981年版全集关于引用的理念，在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中得到贯彻，“只提供与原作内容直接相关的资料，力求准确贴切，简明扼要”，同时强调“不能把注释当成辞典写，注释不承担辞典的任务”。此外，2005年版全集的注释组还注意到，鲁迅引用时想要表达的意思，某些时候与原文有所出入，故而在统稿中注重补足原文，并“征引古代学者的经典性解释”[57]以供读者参考。
因资料欠缺，“鲁编室”会对应注而无法查明的注释增设“待查”或“未详”条目。这些“未解决的遗留问题”无疑是“注释的难点”[58]，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见证着编注人员充分利用新发掘的资料和成果，对注释内容作出补充和完善的努力。根据“鲁编室”1976年5月对注释体例草案的修订，“征求意见本”可以对“一时尚难查考而对理解原文十分重要的问题”注明“待查”，留待“查明后补全”，同时强调“正式出版时这种情况应尽量减少”[59]。事实上，这种标注“待查”的传统，早在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已实行。以《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为例，注14和16分别是“G参事，待查”和“C参事，待查”[60]。“征求意见本”对“C参事”加以注明，解决了一项遗留问题，并为1981年版全集所沿用：“指蒋维乔，字竹庄，江苏武进人。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先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61]遗憾的是，直到2005年版《鲁迅全集》，“G主事”仍标注“不详”[62]，这也成为《鲁迅全集》注释中的一道历史难题。不过，“征求意见本”诸多标注“待查”的词条，在1981年版全集中遭到舍弃，如《而已集·反漫谈》中“待查”的注7“教育总长”与注10“总长”[63]，而这或许与此类官职在原文并未具体指向，只是借以指代某一类人有关。换句话说，1981年版全集对“征求意见本”中“待查”词条的必要性进行了核验。
校注内容的完善，体现在“鲁编室”对鲁迅作品不断地校勘，同时表现在对包括古今人物、典故、书籍、报刊和历史背景等注释对象的纠偏、增补和丰富上。新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出现，会被注释组吸纳进全集之中以深化注释内容。这些共同决定了，《鲁迅全集》始终处于不断修改的“未完成时”，而“鲁编室”在编注过程中的留下的经验和教训，也成为后来者修订《鲁迅全集》无法回避的部分。
余论
在最早倡议为鲁迅作品作注的林辰看来，“对鲁迅的作品加以注释疏证，俾能更为一般读者所了解所接受，就成为研究和学习鲁迅工作中最基本最需要的一个项目了”[64]。这暗示了《鲁迅全集》注释的两重功用：一是“帮助一般读者阅读以至读懂鲁迅著作”，二是“为研究者提供某些研究资料和研究线索”[65]。前者重心在于“阅读”，这就要求注释组明确何处该加注，何处可不注，同时注释内容应详略得当，以服务于原文的读解；后者则突出“研究”，强调注释材料的准确可靠，经得起时间考验。诚然，这些标准理应成为《鲁迅全集》注释的题中应有之义，遗憾的是，由“鲁编室”所注1958年版和1981年版《鲁迅全集》，包括“征求意见本”，距离上述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其中的缺陷和不足同样对后来者产生深远影响。
“何处该注”的位置问题，某种程度上与“鲁编室”对读者的预期设定有关。举例而言，1958年版在《呐喊·阿Q正传》的注31，对“No”解释为“英语，‘不’的意思”[66]，这样的英语单词在其他卷次中反复注明，或与注释组对当时“普通初中毕业学生”可以大致看懂的认知有关。而“征求意见本”和1981年版全集沿用了此类注释，则可见出“鲁编室”对“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的理解与“普通初中毕业学生”相近。不过，遵循1981年版注释方针的2005年版全集，却删去了相关注释，从中或可看出不同时代对于同样称谓的读者群体的判断不尽相同。质言之，服务于读者的《鲁迅全集》注释会根据阅读群体文化素养的变化增删内容。悖论之处在于，其他各版《鲁迅全集》注释都是以1958年版为基础，在此之上进行增补与修订，这就在客观上造成对阅读对象要求最低的1958年版全集反而因注释内容的相对匮乏而成为理解难度最大的一版。
更大的问题是，“鲁编室”对于《鲁迅全集》何处该注的选择，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也即，《鲁迅全集》注释组“注释了正文中一部分加引号的熟语、成语或古语，而遗漏了一大部分”[67]。这并不是说“鲁编室”未经过慎重考虑便作出注解，而是就《鲁迅全集》注释的呈现面貌来看，已注与未注的词条之间并无统一标准。以《且介亭杂文末编·我的第一个师父》为例，1958年版与1981年版均对“放焰口”下了注解，却遗漏了鲁迅其后引用的“无祀孤魂，来受甘露味”，而2005年版全集对此引语也未注释。除此之外，篇中鲁迅加了引号（有出处）却未标示的，还有“天地君亲师”、“彼众我寡”、“如释重负”和“小家碧玉”等。倘若因为这些是“能在普通字典、词典上查到的词语”[68]而不加注，何以会对同样可以查到的“冠礼”、“释迦摩尼”和“金刚怒目”等予以注解？事实上，各版《鲁迅全集》的大量注释，都可在字典词典中查阅到。
1975年9月13日，林辰在看完复旦大学所注《中国小说史略》后，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和注释的原则，交给王仰晨与李文兵审核。在复信中，林辰以“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里“《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荛”一句的注释为例，指出应注《左传》所载的“舆人之颂”与《诗经》称美的“询于刍荛”是为何意，而非单注《传》与《诗》。换言之，应当“注意正文原句中心何在，在关键问题处作注，避免轻重倒置”[69]。这样的意见为复旦大学注释组所吸纳，“征求意见本”对“舆人之颂”和“询于刍荛”[70]加以注明。遗憾的是，1981年版与2005年版全集，删去了此处的注释。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林辰提出的问题，在各版《鲁迅全集》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如《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中“杨慎序云，‘得于安宁土知州万氏’”一句，1981年版全集只对杨慎加注[71]，却未对“得于安宁土知州万氏”作解。可以说，如何抓住重点，确保详略得当，以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是注释《鲁迅全集》不容忽视的问题。而林辰也将“自身的研究所得”[72]，投入到《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的整理编校工作中。
《鲁迅全集》的影响广泛，其注释内容“直接引导着读者对鲁迅的言论方式、隐含语义、针对对象、乃至精神格局的理解和想象”[73]，若是准确性存在偏失势必会带来极大损伤。然而，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鲁编室”参与注释的全集本和“征求意见本”，都或多或少有着违背客观性和准确性的地方。囿于政治环境，1958年版全集的“有些内容不免留下时代的痕迹，一些注释欠客观”[74]，如《集外集拾遗·我的种痘》对丁玲的注释是：“女作家，曾于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当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盛传她在南京遇害，还没有知道她已变节。”[75]这样的说法与丁玲被划为右派分子有关，有违延安时期经陈云、李富春签署的“审查结论”[76]。相较于1958年版全集，“征求意见本”的意识形态色彩更为突出，“专注于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的宣扬”[77]，这从前文所述“题解”中不难见出。不过，“征求意见本”由不同的注释组分担情况，情况较为复杂，无法简单概括。以《故事新编·理水》中有关顾颉刚的注释为例，1958年版全集认为顾颉刚有关“禹”和“鲧”的阐释是“没有任何可信根据的议论”[78]，“征求意见本”则指出这样的解释运用了“实用主义的考据方法”[79]，其中的政治色彩相对淡化，这或与1971年顾颉刚复出并“继续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80]有关，却足可窥见“征求意见本”注释情况的复杂。
1981年版《鲁迅全集》在注释方面，竭力根据“公正、客观，还历史本来面目”[81]的原则进行定稿，这从“鲁编室”删除“题解”，以及对“两个口号”论争、“革命文学”论争和“左翼”评价等“敏感”问题的处理上均可看出。不过，1981年版全集注释在内容上直接承继1958年版和“征求意见本”，其中的很多意识形态元素也不可避免地保留下来。以《坟·题记》中对“君子之徒”的注释为例，1981年版全集解释为“指当时现代评论派的人们。《现代评论》周刊是当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大学教授所办的一种同人杂志……这派人物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英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反动派有密切的关系”[82]，这些内容基本是对1958年版全集的沿用。直到2005年版《鲁迅全集》，注释中的政治色彩进一步淡化，力求以客观态度展现历史情境，这从注解内容的变化可见一斑：“指当时现代评论派文人。《现代评论》周刊是当时一部分留学英美的大学教授所办的同人杂志，1924年创刊于北京，1927年7月移至上海出版，至1928年停刊。”[83]
毋庸置疑的是，由“鲁编室”发起并不断完善的《鲁迅全集》注释工作，集中体现于注释方针的调整、编释体例的变革和校注内容的完善等诸多方面，可以说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鲁迅传播与接受作出了不可预估的贡献，帮助一代又一代读者走近鲁迅、阅读鲁迅，同时成为研究者进入鲁迅研究领域无可替代的基础性材料，这也是研究者提出“鲁编室”版《鲁迅全集》概念[84]的重要因由。而为何处该注提供统一相对的参考标准，确保在理解文意的关键处作注，并将真实客观作为评价注释内容的基本原则，则是“鲁编室”在反复实践中为后来者留下的有关修订《鲁迅全集》注释的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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