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钱理群：从贵州再出发

协助钱老师编完《钱理群编年文选》，不禁感慨系之。我很清楚，在钱老师的“第二故乡”贵州出版这套十卷本大书对他意味着什么。

和钱老师相识，已经十多年的时光。特别是他二〇一五年入住京郊养老院以来，我和他的交往越来越多。协助钱老师整理出版他的著作，已是我的经常性课业。钱老师晚年精神勃发，写得勤，出得多。所以每当看到他的新书问世，我为他高兴，也为读者高兴，但自己并不会过于激动——因为一本新书出版时，另外一本甚至几本肯定已经“在路上”了。可这回不太一样。

《钱理群编年文选》动议于二〇二五年的暑期。贵州省委宣传部诚挚邀约，希望在贵州出版一套全面呈现钱老师思想和学术成果的著作。贵州人民出版社此前与钱老师多有合作，出版过《上下求索集：钱理群文选》（“贵州学者文丛”之一，2018年），还有他晚年十分看重的《安顺城记》（钱理群、戴明贤、袁本良、顾久主编，杜应国总纂，2020年），另一本汇集他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所有文章的《认识脚下的土地》（2025），当时也在最后的编校阶段。贵州方面决定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承担这部编年文选，显然是考虑到双方已有很好的合作基础。

在当代知识分子中，钱老师以写作生涯长、涉猎领域广、出版作品多、社会影响大而著称。他出版个人著作上百部，编纂六十余种（其中不少是大套丛书）。这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钱老师的学术样貌反倒因为过于丰盈而不易聚焦。疫情过后，钱老师觉得确实到了回顾、总结的时候。在他看来，自己一生求索，可以贡献给时代与未来的最为重要的结晶就是与历史同行的人生经验——他的观察、记录、思考与行动。而所有这些都凝聚在他的笔下。所以，系统整理自己的作品，留下方便、准确与优良的版本，这一计划也就提上日程。贵州方面的邀约因此正中下怀。

我在这套文选《出版说明》中提到，钱老师的写作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时间线索清晰，与时代保持互动状态；二是擅长以“著作”（即专著）为单位设计自己的研究计划。关于写作，钱老师的口头禅永远都是“写书”与“出书”，他很少说“写文章”与“发文章”。这在一个“论文当道”的学术时代中，多少有些异类。可如果跳出当下学术体制的要求，或许必须承认，就思想的积累性与完成度而言，“著作”是更有分量的形式。更何况钱老师追求直面“真问题”与“大问题”，希望写出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同时更把自己的理论探索体系化，这些考量都决定了他更偏爱专著形式。所以，倘若出版他的“文集”或“全集”（恐怕至少要有几十卷的规模），那么一定是以“著作”（包括主题集中的论文集）为单位的。分门别类，纲举目张，相信不会有太多死角与遗珠，读者也可以对其厚重、开阔与系统一目了然。

然而，出版一套规模适度的“文选”，或许更适合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对于钱老师来说，“文选”最好的形式便是编年。作为学者的钱理群，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二十世纪及至当下的中国。他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在场”与“反思”。他的研究是主体高度投入式的，“把自己烧进去”；但在“内部”，他的立场是反思性的，致力于开掘另一种可能性。他喜欢用鲁迅的“真的知识阶级”的说法界定自己的位置。他从不外在于自己所讨论的对象，而是批判中自有承担。这是真正的鲁迅精神——永远不满，又永远一点一滴地建设。钱老师很警惕丧失独立性的危险，但他更知道如果只是隔岸观火、明哲保身，不从存在层面做出实实在在的改变，个人、群体、社会、民族与世界怎么可能更好？所以，钱老师不仅在“写”，他还在“做”。他的“写”与“做”始终与时偕行。这是钱理群执着跋涉的几十年，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几十年。在这个意义上，“编年”不只可以相对清晰地彰显钱老师的思想脉络及其背后的时代风云，而且也能最大程度地凸显他的认识价值与坐标意义。

“时间”对于钱老师是最重要的因素。他敏感于时势变迁，也擅长捕捉与诠释关键时刻与转折时代的意涵。而他和时间的关系还更为直观地体现在分秒必争上。鲁迅晚年说“要赶快做”，钱老师从中年便有了这样的信念。这与他“幸存者”的身份意识有关，与他从特殊年代走来养成的危机感有关，也与他持续不断的好奇心和创造的冲动有关。他不止一次给我看过他的日记，出现最多的字就是“写”，许多日期下面都只有一个“写”字，或者“拼命写”“写疯了”……钱老师的写作确实是“拼命”的。这不是任何比喻意义上的“拼命”，而是他的存在状态。他甚至不避峻急。对于他来说，写出来才是最重要的。时间一直在催促着他，而他也一直在催促着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钱老师写啊写啊，有些东西就这么悄然发生了改变。有些花或许还没开，但种子已经被他种下。

钱老师晚年说自己取得的是“有缺憾的学术价值”，过的是“有意义的失败人生”。“缺憾”与“价值”，“失败”与“意义”彼此纠缠，也留下不小的阐释空间。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既然有“缺憾”和“失败”，说明在钱老师心中一定还有理想和希望。而我想，这应当就是他最大的写作动力。他在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个人著作《心灵的探寻》（1988）时，曾经表示“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如今汇集这部编年文选，他依旧声明“仍然献给中国的青年朋友们”。青年代表未来和希望，也代表钱老师的理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缺憾”，也都有难以“成功”的地方，但钱老师的文字昭示了一种自知之后的自励与自省过后的自强。一代又一代的接力，也许可以逐渐接近更加美好的愿景。至少我觉得，钱老师愿意相信时间的力量。

当然，钱老师绝非天真的乐观主义者，更不是进化论的简单信徒。他经历的苦难和挫折不可谓不多。唯其如此，他的理想主义才更为可贵。这是一种对于人的可能性的信仰，也是对于自身局限性的清醒认知。焉知彻骨的悲凉与盲目的乐观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以自我感受作为思考的界限？钱老师有他的乐，有他的悲，也有他选择的位置与立场，但更有对于以自己是非为是非的警惕。他的理想主义中包含的这份开放性与未来感，在我看来尤其难得。时间在他的身上沉淀为经验，却不是教条；他在时间中留下足迹，时间也将他带向辽阔的远方。

所以，这部《钱理群编年文选》记录了钱老师奋斗的步履，更见证了一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懈探寻的精神。前者集中体现为他的历史书写与理论概括，后者则是他的人生经验。钱老师的写作与时代是分不开的，他的“文”与“人”更是分不开的。如果说此前出版的一部又一部著作更多是他的“作品”的话，那么本书则可以相对完整地见出“这个人”来。

本书的“自传性”是不容忽略的。钱老师大概是最爱写自传的当代知识分子之一。《我的精神自传》（2007）是他的思想传记，《一路走来》（2016）是他的学术传记，《八十自述》（2021）是他的行动传记。但所有这些，又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传”，因为它们更接近学术著作，有很强的理论性。即便是他的《我的家庭回忆录》（2014），重心亦在于通过家庭叙事讲述世纪沉浮变迁。本书的“自传性”同样如此。按照编年顺序展开的一篇篇文章，是钱老师最好的传记，因为除此以外，他的生命中几乎没有其他，他的这类文章与著作，可以说是将“有我”融入“无我”之境的典例。

从一九八〇年发表首篇正式的学术论文，到起意出版本书的二〇二五年，我们精选这四十五年间钱老师的重要文章，编成这部《钱理群编年文选》。钱老师为此付出的心血自不待言。杜应国老师对于选文提出过中肯意见，并且在联络编务方面贡献良多。陈平原、陈子善、李庆西、高远东、叶彤与季进诸位老师都在编辑过程中帮助核对信息或者给予提示。卫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钱理群作品精编”丛书的责编）为本书提供了部分配图。我的两位研究生，付亦程和张润瑶，承担了绝大多数照片的扫描工作。更要感谢贵州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还有贵州人民出版社责编辜亚及其团队的辛苦付出。

如钱老师在本书《献词》中所言，他的写作生涯是从贵州起步的，在“民间思想村落”的“前史”奠定了钱理群成为钱理群的基础。日后，他从贵州走向北京，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现在，他以《钱理群编年文选》再次回到贵州，回到他感念的“真山，真水，真人”中间，自是意义非凡。而我相信，这样一套由贵州出版的大书也将会带着钱老师的思想再次出发，走向未来，走向钱老师与我们共同的理想。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于京北清河以北

陈子善：文献学内外

同样是表彰前辈学者的成就与经验，我发现京沪两地的做法有所不同。北京学界更多是在其文集或全集出版之际，而上海好像更加喜欢以纪念从教多少周年为契机。这一细节或许体现了两地学人与学术传统的某种差异。当然，无论具体抓手是什么，致敬前辈时都应当顾及“书”与“人”。更何况如今的学人大多也是学院中人，“教”与“学”兼顾。

在庆祝陈子善老师从教五十周年的日子谈论他，自然也是如此。陈老师从教五十周年，他的学术道路也走过半个世纪。在学界，陈子善是一位贡献十分独特与突出的学者。新加坡的郑子瑜先生曾提出“阿英之后有子善”的说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便不胫而走。经过四十余年的时间检验，此说既是美誉，更属公论。陈子善在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重建历程同步的职业生涯中，持续不断地在文献、史料领域做出坚实成绩。诸多重要作家的“归来”与现代文坛多元面向的打开，都和他的工作直接相关。一代又一代学者受惠于他对于现代文学文献的发掘、整理、考辨与出版。所以，关于陈老师最具共识的评价就是他在文献方面不可替代的贡献。而把《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编成带有学术自选集性质的著作，说明他也认同这样的定位。

称陈子善老师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标志人物，想必没有异议。陈老师的标志性有两重含义：一是他确实是文献史料领域的代表学人，成果多、影响大；二是他推动和引领了“现代文学文献学”破圈，以其活跃度和示范性将“文献学”带入现代文学学科的中心视野——当然，这一过程也有其他学者的努力以及时势因素的加持，但陈老师无疑是其中的关键角色之一。

两年以前，在访谈陈子善老师时，我尝试从他的起点处理解他的学术：“一是广泛接触文坛前辈，二是以史料工作为中心，三是文风精准简洁。”（陈子善、李浴洋《为“重写文学史”提供历史的支撑——陈子善教授访谈录》，《传记文学》2025年第1期）归根结底，这也是对于陈老师作为“文献学人”的形象的认识。陈子善与现代文学文献学是一个可以大讲特讲的题目。但今天我却想唱一点“反调”，那就是谈论陈子善应当不只文献学。

具体而言，我尝试用三句话概括我眼中的陈子善老师，分别是“视野不囿于上海”，“贡献不止于文献”与“意义不限于学院”。

第一，陈子善的视野不囿于上海。在“文献学人”的身份之上，陈子善老师还有一重身份，即“海派学者”。由表及里，他符合对海派学者的一切想象。而事实上，他的研究对象也的确主要都是海派作家。广义的“海派”也包括鲁迅与左翼文人在内。陈子善老师的学术生涯就是从一九七六年参加上海师范大学（按，当时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师范学院、上海教育学院等校合并为上海师范大学）鲁迅著作注释组开始的。也是在访谈陈老师时，我问他为何选择鲁迅。原本以为他会说时代背景使然，但他的答复竟然是“上海人有责任研究鲁迅”（《为“重写文学史”提供历史的支撑——陈子善教授访谈录》）。在某种意义上，陈子善老师参与重构了近代以来广义的“海派文学”的版图，他重点着力的作家几乎没有和上海没有关系的——张爱玲与众多海派通俗作家自不必说，鲁迅、郁达夫与“新月社”作家也都和上海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陈子善老师是规模浩大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的主力成员，如今又和陈思和老师一起主编“海派文学大系”。这些海派文学的传世工程，陈子善老师出马既是众望所归，也是质量保证。

但我想补充的是，上海在很多时候只是陈子善老师研究的入口与支点，他的视野不囿于上海。这是他和很多专门从事海派文学与上海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同的地方。综观陈老师的著作，不难注意到他特别关注京沪之间、沪杭之间、沪港之间、沪台之间的互动，更以上海为纽带，贯通国内与海外。在他缀合的海派作家的文本链条与人生脉络中，上海或是起点，或是终点，或者只是一个驿站，但绝非全部。他极少就上海论上海，而是从上海出发，连接中国与世界，尤其注重打通背后的互动网络。我甚至认为，这种对于互动性与对话性的敏感才是他真正的创获，也是上海这座都市最为重要的精神。作为“海派学者”的陈子善，不仅深耕细究海派文学的前世今生，也以其对于互动性与对话性的彰显更新了海派的定义，拓展了海派的视野。准确地说，他做的是一种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文学与华语文学研究。

第二，陈子善的贡献不止于文献。如前所述，说起陈子善老师，首先想到的概念一定和“文献”“史料”有关。近年文献史料研究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显学”，陈老师的学科地位也水涨船高。其实在学科史上，任何时期都有以文献功夫见长的学人，但并非每个时代都会把他们的工作凸显出来。此中的原因颇为复杂，姑且不论。陈子善老师一方面水平高，另一方面也赶上了好时代。于是，他的“文献学人”的形象被反复强化。他获得的评价实至名归，但或许必须承认的是，他的存在感与能见度也是在历来所有现代文学文献学者中最高的。对于文献史料研究的尊重，是一种良好学风；但过分强调陈子善老师作为“文献学人”，是否也会造成新的遮蔽？至少在我看来，这无法完全说明他的贡献所在。

在学科演进过程中，观念的突破与制度的革新往往更为引人注目。所以每当回首学科史时，重要的理论事件、学术论争、新的文学史观的提出与实践，还有关键性的经典化工程，也就天然成为断代坐标。可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对于文学史事实的重新发现、组织与叙述。没有事实支撑的学术是无根的。譬如，也许时至今日学界还在争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功过是非，但在事实层面上伴随着沈从文、钱锺书与张爱玲等作家的回归与日益中心化，一种与此前不同的文学史秩序已经建立。再如，当回望“朦胧诗”运动时，我们不会忘记谢冕等人的“三个崛起”论述的重要作用，可也不应当忽略从袁可嘉到孙玉石对于中国现代主义诗史的建构。正是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基础性的助力，才有了一代诗潮的展开。同样，谈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的“重写文学史”时，陈子善老师的贡献也不容错过。

陈子善老师不是擅长提口号、列方案、排兵布阵的学者，坦白说也并非领袖群伦的人物。他直接投入的文学史书写实践更是屈指可数，只有与钱理群、吴福辉合作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但“文学史家”不必局限为文学史观的发明者与文学史写作者。在过去几十年间，陈子善老师以一点一滴的实绩“为‘重写文学史’提供历史的支撑”。对于学科来说，陈老师以文献学的新见支援文学史的重写；而在陈老师身上，“文学史家”与“文献学人”的双重身份也互相支撑。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在陈老师笔下来来往往那么多的作家，却几乎都可以被两个标签归纳：一是与上海有关，二是大作家。他自己说过：“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大作家展开的。当然，如果再作一点补充，那就是围绕有个性的作家展开的……我研究一个作家，首先是基于认可，我不太会去研究一个自己不认可或者不知道他的意义是什么的作家。”（《为“重写文学史”提供历史的支撑——陈子善教授访谈录》）陈老师所谓“认可”，除去文学趣味和价值观，恐怕主要是基于文学史判断。也就是说，他的文献研究是带有文学史抱负的，自然也就会产生大于文献学的效应，反哺文学史的革故鼎新。

对于文学事实之印象与感觉的改变，才是最为深层的改变。当然，不是所有事实都会影响文学史，就像不是所有“小题”都能“大做”一样，但内含了文学史眼光的事实可以成为“重写文学史”的关键。陈子善的贡献不只是文献学，此之谓也。

第三，陈子善的意义不限于学院。此次庆祝陈老师从教五十周年的活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也共襄盛举。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这种意义还不只是对于陈子善老师个人而言——他获颁研究会的最高荣誉“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成为第十位获此殊荣的学人——而是还可以提示我们，一种理想的现代文学研究生态应当是怎样的。

研究会成立四十五周年时，我写过一篇《学科传统与学人研究》，文中梳理了研究会为何要从前身“全国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扩展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我对比了扩容前后的组织架构名单，指出这一步使得研究会“广泛覆盖官方、高校、科研机构、出版单位与众多社会力量”（李浴洋《学科传统与学人研究——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45周年之际》，《南方文坛》2024年第3期）。只不过遗憾的是，此后的研究会又在实际上退回到了“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状态。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研究会中尚有高校以外的学人担任骨干，但进入本世纪以来，就几乎清一色地都是学院派了。这其中有许多原因，这里不赘。可一个基本事实是，现代文学从来都不仅是一个学院中的“专业”，还是一种“国民文学”，与整个社会的阅读、修养与文明紧密相连。所以，关心和喜爱现代文学也就不是——同时也不应当是——学院派的“专利”。

陈子善老师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积极沟通学院内外的作家、读者、编辑、收藏家与研究者。他自由穿梭于书房、书店与书展，处处都是他的讲台。在专业研究与大众阅读之间、学院工作与民间趣味之间，他始终保持平衡。对此我不想说是什么“高度自觉”，因为在陈老师的意识中大概从来不认为学院内外存在根本区别。他招生有教无类，编刊不问出身，提奖同道更是唯才是举。他自己的学问也是从书本中、从市民中、从现实中生长出来的。他灵活的身段与开放的眼界提醒我们，现代文学还有更为广阔的天地值得去交流、表达与倾听。在这个意义上，陈子善是一位不够“纯”的学院派，但这也正是他“大”于学院派的地方。至少就现代文学学科而言，他的存在十分必要。如果现代文学有朝一日只成为一门学院学问，那就是这个学科最为严峻的危机了。

视野不囿于上海、贡献不止于文献、意义不限于学院，这是我眼中的陈子善老师，也是我心中，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三大启示。

一转眼，与陈老师相识也已经十多年了。这期间我们多有合作，特别是在他主编《现代中文学刊》期间，曾经有几组文章是蒙他信任由我代为组稿的。前年我开始为山东画报出版社主编“无限交谈”丛书，第一辑就约他加盟。陈老师慷慨应允，支持了书稿。这本《文学现场的真实与想象：陈子善访谈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25年）去年问世，颇获好评，这次也被陈老师选中作为礼物送给前来参加他从教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嘉宾。

不过，我从陈老师那里受教更多的机会还是来自日常聊天。版本信息、文坛掌故、学林八卦，他都信手拈来。他的记忆力实在惊人，而表达的分寸感也令人钦佩。陈老师反应快、语气急、嗓门高，有时会说一些貌似尺度很大的话。可事后回味，却发现他滴水不漏，并且无不带着对人对事的体贴。

这些年来，陈老师每有新书必寄赠，有的书还送过我不止一回。有趣的是，陈老师重复的赠书，基本都是他编的书，他写的书迄今还没有过。我以为这个细节很可以见出他的底色——陈子善的现代文学研究是一门成人之美的学问。就像他编的书远多于他写的书一样，他始终都把引渡他人放在首位。多少古人与今人经他之手而广为人知。这就是陈子善老师，一位充满人情味儿的学人。他尊敬的钱谷融先生主张的“文学是人学”，在他的身体力行中发扬光大。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于华东师大丽娃河畔

（钱理群一题，是为《钱理群编年文选》撰写的编后记。陈子善一题，根据笔者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与学科建设——陈子善教授从教五十周年座谈会”的发言修订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