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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缺失了创造越剧的女演员和女观众的上海史，绝非完整的上海史。”《诗与政治：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是一部研究20世纪上海女子越剧与都市女性公共文化的城市史、性别史著作，书中以女子越剧为镜，透视20世纪上海都市文化中的女性崛起，洞察了近代女性的复杂命运。作者利用档案、报刊、回忆录及大量口述访谈，追踪袁雪芬等越剧前辈的奋斗轨迹，有力展现了一群不识字的乡下姑娘，如何借《梁祝》《红楼》等爱情故事突破性别禁锢，在公共空间中寻找自我表达与身份认同。全书通过揭示越剧如何从浙江乡间的草台小戏一步步成长为上海都市的文化符号，再现了20 世纪中国性别变革与公共文化图景。经出版方授权，中国作家网特遴选其中第三章第四节《看戏的经济》部分文字发布，以飨读者。题目为编者所拟。

《诗与政治：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姜进 著译，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

女子越剧的主要观众群来自上海的女市民，那么什么样的女市民会欣赏和支持越剧呢？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简略的社会学分析。民国时期的上海女市民若以工作性质来划分，大约有家庭主妇和在家庭以外工作谋生者这两大类。若以社会阶层来划分，问题便稍稍复杂一些，可大致分为：（1）女佣及以靠洗刷缝补等零活为生的下层劳动女性；（2）工厂女工；（3）演员、伴舞女郎、歌女、妓女等从事娱乐行当的女性（她们的社会地位也是极为低下的）；（4）包括女商人、女裁缝等小手工业者、小业主在内的做生意的妇女；（5）有产阶级和白领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和女学生；（6）包括教师、会计、办公室小姐、护士、医生、律师等在内的新型职业妇女。在当时的上海，受过中学教育的女子已经不在少数，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或读过职业学校的职业妇女人群也已形成。

女工是越剧的忠实观众，是越剧基本观众的一部分。她们中的许多人因较差的经济条件和辛苦的工作而很难成为越剧演出的常客，经常只能从别人开着的收音机和留声机里听戏。但一些收入较高的丝厂和针织厂女工常会花上几角钱去换一张后排的座票，去剧院欣赏自己喜爱的演员和剧目。1939年出版的由中共地下党工运干部调查撰写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工人生活的宝贵的一手资料和数据。根据这份调查报告，上海在1939年约有60万名产业工人，其中有10余万棉纺厂工人，针织厂和丝织厂各有工人4万多，大部分是女工。

为了解中低阶层观众看戏的经济状况，我们需要设置参考值，将物价、工资和戏票的票价分别进行比较。1939年，大米的零售价是每斤1角2分；一块肥皂是9角2分；食用油约每斤4角3分；布的价格是每尺1角3分。

棉纺厂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每天5角。这些工人大多来自苏南和苏北，也有一些上海本地人。根据《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记载：

在沪西一带的［工人］，每逢礼拜六和礼拜天，不少的约起弟兄们或小姊妹们买一角一张的票，在沪西大戏院、高升大戏院、天乐大戏院去看江北戏。本地男女工友便花一角二分钱，到小沙渡路明月茶楼去听本滩。热天有“大礼拜”的时候，不少的就去各大公司的乐园玩耍，顶考究的便到大舞台或共和台去鉴赏辉煌的布景和神奇的机关，沪西和高升等是不要看的。看电影的很少，大半都到新闸路的西海，看一角钱的座位。钱不多的便到大旭里隔壁荒场，俗名沪西大世界又叫地舞台。那里如象庙会一样，有三四十个棚子，吃饭摊子占三分之二，有大京班三处，江北戏二处，本滩一处，玩戏法的一处，打拳的二处，说书的一处，每种戏只要花上几个铜板就可以入座，每逢礼拜六下午和礼拜天，总是人山人海。纱厂男工友去的很多，女的较少。所唱的戏多是《汾河湾》《狸猫换太子》《武松打虎》一类的杂戏。

这里说的是1939年前的情况，没有提及越剧，想必越剧尚未在纱厂工人中流传开来，而纱厂工人大多不是浙江人。但我们知道，1949年前后，纱厂工人中有许多越剧戏迷和票友，这表明在此十年间有越来越多的纱厂工人喜欢上了越剧。这一事实印证了上一节所引1941年《绍兴戏报》中关于越剧的非浙江籍观众人数不断增长的统计数字和报道。

越剧在民国时期的工人观众主要来自丝织业和针织业，二者均属报酬较高的产业。根据《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1939年调查的数据，工人的日工资从缫丝厂的4角一天到法电公司的9角一天不等，其中丝织厂的平均工资为8角一天，针织厂则是6角一天。调查还显示了工人的家乡与工资之间的显著关联性：工资较高的针织工人大部分来自绍兴和宁波，而报酬更高的丝织工人多来自嵊县、新昌、东阳、杭州和绍兴等浙江蚕丝业发达地区。这些工人多喜欢逛游乐场、看家乡戏，越剧是他/她们的家乡戏，也是他/她们的最爱。工人们大都能唱上一段，更有热衷于此的票友偶尔会组织一场自娱自乐的演出。一般来说，工人们都有能力买票看戏，至于花多少钱看什么戏，则取决于个人预算。1939年10月越剧名角筱丹桂一场最为火爆的演出戏票卖到每张5角，而大世界的门票只要2角2分。男性工人更多会去娱乐场玩，可能是因为他们喜欢热闹的气氛和各种各样的表演；而女工似乎更喜欢安静地看戏，更倾向买一张比较便宜的座票去剧院看戏。

1939年的调查并没有提及工人中戏迷观众的性别，这说明当时越剧的地域文化特征更突出，性别特征还不是很清晰。我们还知道，在新中国成立后初期，女工成为越剧更为热心的戏迷。这些情况进一步证实了女性观众的比例在1940—1950年代中不断增长，正如非宁波、绍兴籍观众在此期间的迅速增长一样。显然，女性观众和非越籍观众人数的扩大，使越剧成为上海最为流行的剧种。

女佣和帮人做针线、洗衣服的下层女性构成了越剧又一个忠实观众群。作家魏绍昌因奶妈与越剧结缘。1940年前后读大学时，他曾编辑出版包括《越讴》《绍兴戏报》在内的数份越剧刊物，终生是个戏迷。魏绍昌是绍兴人，家境优裕，父亲魏晋山是杜月笙控制的中汇银行的经理。魏绍昌一家人都是越剧迷，他的奶妈更是痴迷其中。魏绍昌小的时候，他的奶妈经常撺唆他问母亲要钱去大世界游乐场看戏，她因此可以和他同去。而小魏绍昌既喜欢看戏，也喜欢大世界里面的热闹气氛和美味小吃。

儿童也可以去戏院看越剧。与京戏剧场不同的是，越剧剧院允许小孩子免费看戏，这也许是为了方便女性观众的举措。那些从小看戏的孩子往往在成年之后仍然对越剧难以忘怀，如魏绍昌者竟成为终生戏迷。另一位戏迷吴萍，也是因从小看戏而成为终生戏迷的。吴萍小时候有一位她称之为“新娘子”的年轻女邻居，刚刚嫁到她家附近。先生上班，新娘子一人在家无聊，常常去看下午场的戏，并请隔壁的小妹妹吴萍作陪。吴萍就这样喜欢上了越剧。稍长，吴萍常与女友相约一起去看越剧。两个女孩坐在一辆黄包车上，到了剧院买一张票，挤在一个座位上看戏。那时的越剧场子是允许两个孩子买一张票的。吴萍后来把自己对越剧的喜爱传给了她的小孙女，在花甲之年带着她的孙女去上海越剧院参加小花班学戏。

总体来说，中产阶层女性是越剧的主要观众，但中下层与中上层家庭之间的区别也颇为明显。民国时期，上海的中低阶层主要包括两大群体—自雇业主和小店主以及低层白领职员。小业主是城市经济结构的传统组成部分，他们的数量相当大。例如，成容的父亲就是这样的小商人，他的收入虽不算宽裕，但足以承担成容中学教育的费用。成容考入师范学院（等同于高中）之后，就享受到政府的生活补贴并得以减免学费，减轻了家庭的经济压力。对于那些来自中低阶层家庭的女性来说，去剧院看越剧可能需要一些特别的努力。宁波商人张行周告诉笔者，上海的大部分宁波移民过着节俭的生活。尽管女性通常不在外面做工，但她们在家里仍然有许多家务要做—打扫卫生、洗熨衣服、照管孩子、买菜做饭，有时还经营一点家庭副业。宁波移民家庭一般不喜欢家里的女人外出花钱。事实上，宁波人是出了名的节俭。张行周还告诉笔者，那些经常看越剧的人，通常是既有钱又有闲的人。他指的是中上层家庭的女性。

女子越剧的最大社会基础是上海中上层阶级的家庭主妇们。她们的丈夫或者是经营钱庄、银行、洋行的成功者，或者是新型技术白领阶层中的一员，这些人在民国时期开始构成上海的中上层商业和管理阶层。根据1939年《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的调查，上海白领职员的数量大大超过中国其他省份，人数将近30万人，主要分布在3个经济部门：旧式商店约有14万人，10万人左右在外资企业，大约5万人在包括工厂、商店、银行在内的资本主义化的民族经济机关，还有1万—2万人在其他各种机关工作。在中国企业中，占白领员工总数不到一半的低级职员的月薪为10—20元，比工厂工人的平均薪水要低；中层职员的平均月薪是30元；一些财经部门的高薪职员例外，比如银行的中层职员的平均月薪是50—60元。其中，上海的中国银行职员的待遇最好。调查报告的作者并没有给出占白领总人数约1/3的外资企业白领职员的薪水，但他们清楚地表示，外资企业职员的薪水往往要比中资企业的高。

另一份1941年的数据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战时上海越剧观众的收入情况。根据上海特别市公用局的年度报告，232名白领职员1941年6月的月薪从40到180元不等，225名蓝领职工的薪水则为22—60元。同时，1941年的越剧票价为每张8角到1.2元。无论如何，虽然看越剧一直以来并不便宜，但中产家庭仍然负担得起。

与这一新的社会权力分层同时产生的是一个有钱有闲的中上层家庭主妇群体。美国学者叶文心曾描述上海中国银行新型白领职员紧张而有序的日常生活，这引发笔者思考：他们的妻子是怎么生活的？她们既不用外出工作，家务又必有佣人帮忙；当时的上海虽说洋化，但如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那样投身于社会慈善事业也还没有成风。那么，安排家务、照顾丈夫孩子之余，这些太太们又是如何打发时间的呢？她们有些什么样的社会活动，又有些什么消遣呢？笔者认为，看戏、捧角、玩票无疑是她们一种重要的消遣和社交方式。尽管许多男性白领对于越剧没多少兴趣，但他们并不介意女眷看戏。例如，越剧迷吴萍的父亲1940年大学毕业后在海关工作，他对地方戏没兴趣，但并不阻止女儿喜欢越剧。据吴萍说，家里四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爸爸喜欢读书，妈妈喜欢麻将，姐姐喜欢流行歌曲，而她自己是个地道的越剧迷。小时候吴萍家隔壁的新娘子也喜欢越剧，新娘子除了常在下午看戏，晚上偶尔也会出去看戏，留下她丈夫一个人在家。当时名噪一时的宁波女作家苏青也承认自己喜欢越剧，并常带母亲和亲戚们一起去。

美国妇女史学者曼素恩曾写文章讨论上海宁波帮的“主妇居家崇拜”（the cult of domesticity）。宁波人认为女性外出工作有失身份，同时中国也没有如欧美基督教会那样为家庭主妇提供社会活动的场所，因此宁波家庭主妇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似乎只有通过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来实现。事实上，捧角玩票除了作为这些家庭主妇们的消遣和社交方式，还是她们对外部世界施加影响的一个途径。她们作为重要的主顾进入大众文化的消费市场，以自己的口味参与塑造了女子越剧的艺术风格，并将她们喜爱的剧种推到了上海都市大众演艺文化的前台。

本文节选自姜进《诗与政治：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