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早期篆刻“英士藏书”
左：德皇威廉二世编纂的《比较历史：1878—1914》。右上：1927年闻一多为刘英士夫妇共刻三枚印章，图为该书前环衬上所钤“英士藏书”。右下：该书前环衬上刘英士签名“Yin-shih Liu”和手书“April 25，1925”
闻一多治印 本文配图均陈占彪 提供
有很多书，是它们的主人当年留洋海外时购得，并携带回国，伴其一生，后来主人不在了，它们也就流散了。不过，一般来说，图书是不会消失的，除非它被物理毁灭，总归是在谁家的书房，哪个图书馆。
尤其是在图书馆里，这些书常会被搁置在某个角落，长年累月无人问津，“藏在深闺人未知”。即便有人偶尔撞见，也未必有兴致去探寻它们的主人。
书是没有生命的，它是知识的载体。但书也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很大程度上是它的主人赋予它的，因此，它同时又是它主人的生命载体。
笔者所感兴趣的、所探寻的正是这些“有生命的书”。它不只是一本书，更是一本“它主人的书”。
发现文化教育家刘英士藏书
这本书是1922年出版的《比较历史：1878—1914》（The Ex-Emperor of Germany.Comparative History 1878—1914，Translated by F.APPLEBY HOLT，O.B.E.New York:ROBERTM.McBRIDE&CO，1922）墨绿色的硬封，有的地方因日久而褪色泛白。作者是“一战”后逊位不久，逃亡荷兰的德皇威廉二世，身份特殊，引人注目。
在这本书的前环衬右上角有一个外文签名，中下方有一个方形白文印。这是谁的藏书呢？笔者自然没有辨别的能力，于是就发在网上请人辨认，结果马上就有人指出这是“英士藏书”，而此人当是“刘英士”。有了此一线索，然后再看上面的英文签名，就一目了然了，上面的签名就是“Yin-shih Liu”，下面是“April 25，1925”。胡适的“适”也是“Shih”。
封三右上角有一个章显示“外文旧书门市部”，售价1.5元。应当说，刘英士的这本书曾流入到“外文旧书门市部”。
可是，“刘英士”何许人也？信息不多。好在笔者查得台湾《中外杂志》（1997年第61卷第6期，第58—62页）上刊载的龚祖遂的《书生报国不后人：江苏才子刘英士》一文，对文化教育家刘英士的生平有一个全面的介绍。
以下我们基于此文，对他的生平作一简要的介绍。刘英士（1899—1985），原名刘善乡，字英士，以字行，江苏海门人，出身书香世家。8岁入私塾攻读四书五经，1909年接受新制教育，考入海门县官立初等小学堂，1914年入海门中学读书。1917年，刘英士考入南京高师（中央大学前身），与张闻天、茅盾之弟沈泽民为同班同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刘英士积极参与，加入南京学界组织，同年成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9月20日，全国工商学界代表30余人，在天津发起“七省请愿运动”，反对西原借款等，刘英士作为南京学界代表参与此项运动，遭北京警察局拘禁48天。
1920年初，刘英士受蒋梦麟邀请协助编撰新国文教科书，半年后，赴美国留学，半工半读。1921年6月，蔡元培赴美国考察教育期间在纽约停留，介绍刘英士认识孙中山的驻美代表马素，担任马素的中文秘书。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期间，刘英士随马素协助中国代表团整理翻译文件。后在马素的推荐下，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奖学金，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
1924年4月，刘英士从哥大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旋入研究院深造，攻读政治经济学。1925年7月，留美五年的刘英士获得硕士学位，学成归国。他先后在国立自治学院（后改为国立政治大学）、上海私立国民大学任教。
1927年3月，刘英士结婚。婚后不久，转入新闻界，任《时事新报》经济版编辑，老友梁实秋主编该报副刊“青光”。不久，应好友邵元冲之邀赴杭州，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宣传秘书，后邵元冲接任杭州市市长，他随之任市政府秘书。8月杭州发生学潮，邵元冲辞去市长职，刘英士亦离职。同年，新月书店在上海成立，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沅任经理及编辑主任，刘英士、梁实秋、徐志摩、张嘉铸等人加入为社员。
刘英士此后在南京的中央党务学校、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教书。刘英士教书之余，为《新月》撰稿，是“新月派”健将，他以文笔犀利的“书评”著称，出版有《欧洲的向外发展》。
1930年，刘英士应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功的邀请出任法学院院长，1932年转任南京教育部编审。教育部编审处改组为国立编译馆，刘英士任国立编译馆编审，主编《图书评论》，网罗南北众多学者。1933年10月，他任国立编译馆人文组主任。1936年10月，刘英士辞去国立编译馆职务，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第二厅第二组少将组长。
抗战爆发后，刘英士历任西安行营第二厅第一组少将组长、陕西省政府参议、东北大学教授等职。1940年，刘英士主编综合性刊物《星期评论》，其作者多为大后方的文人学者，其中包括享誉文坛的梁实秋。1949年，梁实秋将在《星期评论》上发表的十篇小品和其他同类文章结集为《雅舍小品》，风靡一时。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英士任南京市接收委员会委员，代表教育部接收日伪占用的中央大学。1949年后赴台，1968年因脑溢血半身不遂。1985年1月17日病逝，享年87岁。
刘英士一生横跨教育、新闻、编译等领域，与闻一多、梁实秋等文人交厚，在20世纪中国文化教育界有一定影响。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梁实秋给好友刘英士写的三封短信，从内容上看当是1940年刘英士主编《星期评论》时，邀请梁实秋撰写书评之事。在署为“4月24日”的信中，梁实秋说得很有趣。“英士：我大病几死，热极时不省人事，满口英语，人之将死，其言也洋。”（梁实秋《雅舍轶文》，余光中等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11页）又有署为“9月19日”的信中，梁实秋说：“兹查光明书局出有胡明著现代世界经济讲话四百余页，全是左翼理论，拟写一书评痛加抨击，惟不知此书有无一评价值，又不知已有人评过否？”（同前，第315页）可知，梁实秋对左翼理论始终是持批评态度的，他曾和鲁迅就左翼文学家发生过激烈的论争。
现在，我们来看这本书的签名“Yinshih Liu”下面的日期“April 25，1925”。刘英士于1925年7月，获得学位，学成回国。可见，笔者看到的这本书是他在归国前夕购得，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学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他买的这本也算是政治类的图书了。
再看这枚“英士藏书”的印章，网上有人提醒我，这枚印章当为闻一多先生所治。于是联系到闻一多先生的后人、北京语言大学的闻亭教授，请其辨认，她又请家属辨认。也就在此时，笔者查得闻一多纪念馆网站上有一篇文章，题为“闻一多为刘英士刻的三枚印章”，文前正好有三枚印章的图像，其中一枚即为钤在这本书上的印章，也就是说，这的的确确是闻一多为刘英士所刻印章！
这篇文章称，梁实秋的幼女梁文蔷曾向闻一多家属提供了梁实秋遗物中的三枚印模，是闻一多为刘英士及其妻董娟所刻，一为“刘英士”，一为“英士藏书”，一为“董娟”。这三枚印章均盖在梁实秋的笔记中，并在旁注：“闻一多刻，十六年南京”。“这三枚新发现的印章，丰富了现存的闻一多文物。”（《闻一多为刘英士刻的三枚印章》，http://www.wenyiduo.net/wenyiduo/xueshu/2012-02-05/330.htm l，2025年10月16日）这就说得很清楚，这是1927年闻一多在南京为刘英士所刻，而且刻了三枚。
关于闻一多为刘英士刻印章，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一文中云：“事实上一多治印不自此时（按，指抗战时1944年闻一多昆明鬻印）始，十六年的时候便已为光旦、刘英士和我开始刻印了。刻印是他的老手艺。”（梁实秋《谈闻一多》，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10—111页）这也说的是1927年，闻一多为刘英士刻过印。
刘英士、闻一多、梁实秋皆为留美同学、新月书店董事，关系可谓密切。特别是闻一多和梁实秋，两人为清华同学（梁低两级），同办“清华文学社”，留学美国科罗拉多时同室共学，共同组织宣扬国家主义的学生组织“大江会”，共同参与1927年7月1日开张的新月书店及1928年3月10日创刊的《新月月刊》，1930年两人又同到青岛大学教书。
1927年3月13日，刘英士与上海私立启明女校国文专修科学生董娟结婚，婚后与潘光旦夫妇合租一幢房屋，潘光旦住三楼，刘英士居二楼，闻一多、饶孟侃住二楼后间。可见，刘英士和闻一多交往密切。
1927年9月，刘英士为南京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担任教授，主讲“帝国主义侵略史”和“人口论”两门课程。但只任教一个学期，1928年2月，他就应上海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之聘请，出任法学院教授（龚祖遂《书生报国不后人：江苏才子刘英士》，《中外杂志》1997年第61卷第6期，第59页）。
据梁实秋说，闻一多为刘英士夫妻所刻的这三枚图章是1927年在南京所刻。可知，闻一多为刘英士刻这三枚印章的时间当在1927年9月后。
那么，此时的闻一多在南京做什么呢？
1926—1927年闻一多的事业并不如意，加之长女夭折，郁郁寡欢。
1926年4月张作霖奉军入北京，《京报》主笔邵飘萍被杀，北京的文化人士纷纷南下，当年暑假闻一多携眷返归湖北浠水故里。1926年秋，闻一多只身来到上海，在吴淞的国立政治大学担任训导长。这个职务非其所愿，但栖木难寻，只得暂时将就。注意，1925年刘英士学成归国时，也是在张君劢创建的这所大学任职，讲授政治及社会学。1927年2月，刘英士辞去政大教职，转任上海私立国民大学总务长，并教授英文。可见，闻一多和刘英士1926年在政治大学共事过。
可是，闻一多工作刚有着落，临近年关，他的长女立瑛却不幸夭亡。闻一多返回湖北老家，将他的伤心化成了《忘掉她》这样一首沉痛而悲伤的诗。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汉，这时，闻一多没有回政治大学，当年二三月间，因朋友介绍，应邓演达的邀请，闻一多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担任艺术股股长兼英文秘书。大概这个工作总不合他意，一个月后他又回到上海的政治大学，可是，1927年4月，进驻上海的北伐军关闭了主张国家主义的政治大学。
闻一多失业了，开始刻章以消闲。梁实秋说过他这段时间的情况：
闻一多再度赋闲，在光旦家里闲居无事，开始刻图章。他也给我刻了一个闲章，文曰“谈言微中”，初试锋笔，亦复不俗。他又和光旦偕游杭州，六桥三竺留下了他的屐痕。这时期一多百无聊赖，虽然新月书店此时正在创办，一多并未积极参预其事，余上沅、张禹九、潘光旦、饶子离、刘英士、罗努生和我都在上海，但是一多总是栖栖皇皇不可终日。中经友人介绍，到南京土地局任职，所任究系何职，他从来没对我讲起过，无论如何那总是人地不宜的一个职务，所幸他供职的期间很短，暑假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开学，聘一多为外文系教授兼主任。所谓“第四中山大学”的前身即是国立东南大学，后来又改称为中央大学。至此一多总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栖身之处，卜居在学校附近的单牌楼，把家眷也接到了南京。（梁实秋《谈闻一多》，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77—78页）
“谈言微中”，指说话委婉含蓄，却能切中要害或抓住问题的关键。语出《史记·滑稽列传》，原文为“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闻一多以此语评价好友梁实秋。这个时期，本在东南大学教书的梁实秋因北伐克复南京，兵荒马乱，跑回上海，在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教书，并担任《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的主编。闻一多给潘光旦也刻过一枚藏书章，文曰“抱残守缺斋藏”，一语双关，颇为有趣。
1927年8月，闻一多到南京的东南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工作才算稳定了下来。但篆刻已在绘画、诗歌后，成了他的新宠。1927年在南京的闻一多给饶孟侃的信中这样说：“绘画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闻黎明《闻一多传》，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可见他对治印的痴迷。
而就在闻一多来南京的同时，1927年9月，刘英士亦在南京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担任教授。显然，正是1927年的秋天，技痒的闻一多为刘英士夫妻一气刻了三枚图章。笔者所见前德皇威廉二世的《比较历史：1878—1914》一书所盖“英士藏书”者，正是闻一多此时为他所刻印章之一，这也是闻一多的一枚早期篆刻。
可是，梁实秋为何将闻一多为刘英士刻的印章盖在自己的笔记中？因为梁实秋也是篆刻爱好者。“梁实秋还学过治印，于金石一道颇有造诣。年轻时镌刻了不少图章，连同他平日收集的一些精品，都珍重地收藏于北京老家里，但乱离中全都散佚净尽。只有几枚为他特别爱的，随身带了出来。其中有两颗闲章，一个是‘读书乐’，一个是‘学古人’，他自称‘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教我读书，教我做人’。他还葆有一颗镌有颜延之‘深心托毫素’诗句的闲章，也非常珍爱，以为‘与春韭秋菘有同样淡远的趣味’。”（宋益乔《梁实秋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1944年，抗战后期在昆明联大的闻一多，为生活所迫，挂牌治印，以补贴家用。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的何兆武后来回忆说，他不太同意有人所说的闻先生如何穷困，为生活所迫为别人刻图章。他说：“我觉得贫困是事实，但也不单纯就是这样。闻先生早年是搞美术的，又会绘画，又会雕刻。现在北大西门一进门的地方有个西南联大纪念碑，上面的篆字就是闻一多写的。碑文上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按，应为‘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写得非常好，而且只有公认的大手笔才有资格题。所以说，搞美术乃是闻先生的本行，写字、篆刻都是他的专业。当然他也是因为贫困，挣点小钱补贴家用。但如果过分强调为生活所迫的一面，刻字竟成了他不务正业的谋生手段，不免有些过分渲染的味道。”（何兆武《上学记》，文靖执笔，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142页）
其实，何兆武先生所说是想当然之论，闻一多死后，据其好友吴晗云：“他住在乡下史家营的时候，一家八口（连老女傭）光包饭就得要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敌机绝迹以后，搬进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加上图章，勉强可以维持。”
他虽然以前刻过章，那是职业不稳时的排遣和爱好。但在此时，他是要拿此一爱好和手艺赚钱养家。他特意买了刻刀，拿石头、象牙试刻，因为昆明人喜欢刻象牙章。“刻第一个牙章的时候，费了一整天，右手指被磨烂，几次灰心，绝望，还是咬着牙干下去。居然刻成了。他说这话时，隔了两年了还含着泪。以后他就靠这行手艺吃饭，今天有图章保证明天有饭吃。”可见，闻一多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要拿这门手艺换米吃，此时他靠刻章来补贴家用全是实情，并非什么“过度渲染”。
梁实秋后来回忆好友闻一多时说：
刻印是他的老手艺。不过到了昆明正式挂牌，技艺大进罢了。听说盟军人士出于好奇，也往往订刻图章，比较可得美价，故亦来者不拒。文人不得已鬻印，亦可慨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弯了，手指破了，内心闷积一股怨气，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因素，以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怪谁？（梁实秋《谈闻一多》，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09—111页）
威廉二世无意公开的书
再看这本书，由德皇威廉二世编纂的《比较历史：1878—1914》。
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次日（11月10日）悄悄逃往中立国荷兰，躲进好友贝恩哈德亲王的多伦庄园（Doorn）。协约国曾要求荷兰政府引渡威廉二世，指控他犯有“发动战争罪”等，但荷兰以“政治犯不引渡”为由拒绝。1920年，协约国最终放弃追究威廉二世的责任，威廉二世得以在荷兰安全定居，未受到任何法律审判或惩罚。
这本书便是“一战”刚结束，流亡荷兰的德皇威廉二世于1919年所编纂，是一份历史年表，内容从1878年平衡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俄国在巴尔干扩张的“柏林会议”始，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主要历史事件。
威廉二世编写这份年表，只是为了自己使用，并无意出版。1920年曾以手稿形式印制，仅送给几位密友。荷兰报纸《人民报》不知通过何种途径得到了一份副本，违背作者意愿，于1921年春季将它公之于众。
1921年3月30日，德国陆军元帅兴登堡给流亡中的威廉二世的信中，称这本书“纠正了许多错误的概念”，并建议公开出版这本书：
陛下最近送给我一本自己编纂的《历史比较表》，这本书详细描述了战争的起源，也纠正了许多错误的概念。令我感到遗憾的是，陛下只在小范围内传阅这本书，并没有将其公之于众。虽然由于一时疏忽使这本书在国外出版，但幸好只是出版了其中摘录的部分内容。我认为在德意志帝国出版这本书的完整版会更明智。（[德]威廉二世《德皇威廉二世回忆录》，赵娟丽译，华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89页）
1921年4月5日，威廉二世给兴登堡的回信中说，他本人正是本着用事实说话的目的来编纂这些史料，并让世人从中得出谁推动了战争的答案：
我努力使我个人的利益服从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让自己完全退居幕后。在所有谎言和诽谤面前，我一直保持沉默。我认为和那些攻击、诽谤我的人斗争有损我的尊严。
按照这一克制原则，我尽量客观地在历史表中呈现事实只让熟悉的人阅读《历史比较表》。当这本书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我不相信只是一时大意。我编纂这本历史表的目的是系统地列举事实、汇编史料，让读者自己根据史实判断战前发生的事。我找到了最有说服力的资料，战后这些资料频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敌国作家的作品中。因此，我很高兴你认可我对历史做出的微薄贡献。
我非常感谢你建议我将已经编纂完成的历史表交由德意志新闻界出版，随后我会按你的建议做。（同前，第390页）
在各方建议下，威廉二世决定将这份年表正式出版，眼前的这册英译本是1922年出版，可以说应当是第一时间的。书中附有16幅照片插图，是1902年到1909年，德皇、俄皇、英王等人的照片。1941年6月4日，“末代德皇”在荷兰多伦庄园去世，享年82岁。
一份简洁的历史年表，往往能让我们一眼看清历史的脉络。这个年表刚看起来会觉得很枯燥，但是，读下去却很有味道。
笔者从这本书中看到，自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被塞尔维亚青年刺杀之后到“一战”爆发之前的一个来月时间，德国应当说在极力避免和俄国发生战争，并且极力劝说它的同盟国奥匈帝国放弃对塞尔维亚采取武力手段，相反俄国则显得蓄谋已久，咄咄逼人。
1921年，威廉二世给兴登堡的信中这样说：
1914年7月到8月这段时间，我和我的政府都在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在德意志帝国，尤其在敌国出现的文学作品和纪实出版物中，有很多描述可以证实这一点。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萨佐诺夫的声明，他说：“德意志帝国皇帝对和平的热爱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便利，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战争的时间。”清者自清，上述说明已经充分表明我们的敌国只是想蓄意攻击一个毫无戒备的国家。
上帝见证了我为了避免战争、确保我亲爱的祖国的安全和神圣不可侵犯做出的所有努力。
控告德意志帝国犯了战争罪无效。人们现在对此没有任何质疑，因为是敌军联盟精心策划并有预谋地挑起了这场战争，而不是德意志帝国。（同前，第392页）
威廉二世在《比较历史：1878—1914》列举了战前致力和平的事实，他要求协约国公布相关档案，并要求“由一个国际的、不涉及任何党派的、不会判定个人罪行的法庭去判定所有导致世界大战的事件及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同前，第393页）
从前德皇编的这一本书来看，在大战爆发前夕，德国在同盟国奥匈帝国和协约国俄国之间，其实是进行了比较积极的和平努力，这可能是我们以前所忽略的。怪不得威廉二世要编这样的一本书。
不过，战争的最终结局，恐怕从当时的兵力对比中可以看出。1914年协约国阵营的总兵力达311.5882万人，而德奥两国总兵力是123.8767万人（该书第137—138页）——几乎是三比一。
在威廉二世看来，协约国英、法、俄以德国为敌，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和目的。“英国是为了商业和政治目的，法国要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俄国首先是法国的附庸国；其次为了解决内部政治问题，也希望通过推翻德意志帝国在通往南海的地方建立港口。因此，这三个强国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同前，第401页）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他是竭力避战的。
现在，我们再看这本《比较历史：1878—1914》，德皇威廉二世编纂，刘英士收藏，钤有闻一多所治印章的书，才会觉得它十分珍贵而有趣了。如果不知道这本书上的这些信息的话，自然就只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本普通的旧书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