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读者社会” ——“新/旧”文学之争与“五四”新文学阅读共同体的建构
文学研究会成立会，摄于1921年1月4日，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
1921年，当文学研究会成员们耽于一场火力强劲的与鸳鸯蝴蝶派关于“新/旧”文学的笔战时，[1]郑振铎在其主持编辑的《文学旬刊》上发表杂谈一则，称“读者社会的改造许多人都以为是很必要的”，可惜“他们对于新的作品和好的作品并没有表示十分的欢迎”。郑悲观地说：“其实说一句老实话罢，中国的读者社会，还够不上改造的资格呢！”[2]在其他文章中，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下的“读者社会”“懒疲”[3]，“最糟的，就是一般读者，都没有嗅出面包与米饭的香气，而视粪尿为‘天下的至味’”[4]。这种不满并非郑振铎一人独有，而是普遍存在于文学研究会成员中的态度，茅盾也曾措辞激烈地抨击一般群众的“口味低劣”。[5]
刺眼的词汇无不透露出新文学初期提倡者们对文学传播、接受效果的焦虑，虽然矛头指向的是论战的鸳鸯蝴蝶派。直至1923年，王统照仍在批评报纸上的文学“还是依旧的混沌，无聊，乱杂，却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几年来新文学的传播与收获都很为微末”，又提醒着新文学的创作者们，“民众对于文学兴味的浅薄，赏鉴的程度低下，他们正应提醒，引导，使民众渐渐地了解，而且得有文学趣味的涵养，而且借此可以为改良社会的一部分的助力”。[6]因而，关于“怎样提高民众的鉴赏力”的命题，也时时见于当时新文学刊物的讨论中。[7]
纵观晚清以降的文学生产，小说借标榜“游戏”和“消闲”的刊物开辟了新领域。[8]“五四”文学革命之后，这一阅读传统依然强大。在一个相互对照和参照的共时视野中来看，借用托尼·本尼特的说法，以先锋姿态登场的新文学和占据流行市场的通俗文学有着不同的“阅读型构”[9]。郑振铎所忧虑的是“‘怎样制造——还讲不到改造读者社会？’这实是现在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10]1923年底，他在《晨报副镌》发文预告新一年《小说月报》的编辑设想，称“中国读者社会的文学常识的缺乏是无容讳言的”，因此《小说月报》“文学史及文学概论一类的篇幅拟大加扩充”，除了“比较文学史的性质”的“文学大纲”外，“同时并拟逐期登载‘诗歌概论’‘戏曲概论’一类的文字，这二种稿子，至少总可以给一般读者及初次研究文学的人以很大的帮助”。[11]诚可见其重塑“读者社会”的用心与实践。
一 新文学的“读者社会”
那么，新文学的“读者社会”到底指的是哪些人、哪些阶层？有待我们作一简要的历史分析。藤井省三曾经考察1921年文学研究会12名发起人的生年与职业，试图以此“窥知作为新文学的作者和读者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分布状况”，其中，编辑2人，大学教授、研究者、教员各1人，而学生却占了7人。[12]这大致可视为新文学读者社会构成的一个微缩模型，新文学的主要参与者，正是学生、教员、编辑等知识群体。1940年，沈从文在一场演讲中对新文学的小说读者进行分类，其中构成新文学核心读者群体，为占最多数的“正在中学或大学读书，年纪青，幻想多（尤其是政治幻想与男女幻想特别多），因小说总不外革命恋爱两件事”[13]的青年学生。沈从文认为：“若讨论到近二十年新文学运动的过去以及将来发展时，我们还值得把这部分读者看得重要一些。因为他们其实都在有形无形帮助近二十年新出版业的发达，使它成为社会改革工具之一种，同时还支持了作家在社会上那个特殊地位。”[14]
沈从文：《边城》，开明书店1943年9月初版
一些社会调查也佐证了新文学最主要的读者群是青年学生阶层。1925年初，《京报副刊》发起活动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与“青年必读书十部”。其中，“青年爱读书”征求吸引了全国各地306封回执（另有2张“废票”），主编孙伏园将所有书目及投稿者信息集中起来共发行三期《京报副刊青年爱读书特刊》，可谓理解20年代中期青年界阅读文化的“一份不可多得的社会调查史料”[15]，根据《京副》记者统计的结果，19岁至25岁的读者占到总参与人数的64%。[16]1930年代上海《现代》杂志一次题为“文艺作品对于我的生活的影响”的征文活动也显示，20岁左右的大中学生占据了多数，其次是教员、银行职员、律师、编辑、医生等中产阶层人士。[17]
“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在文学生活的背后，其实暗含着某种社会的分化，不同的文学取向、流派，可能对应着不同的社会群体。”[18]新兴的印刷出版物都自觉的把青年学生当作自己的拟想读者。《时事新报》的广告称“凡学生订阅半年以上者，照码七折以示优待”[19]，《京报》推出《京报副刊》时也把满足学生的阅读要求作为创刊的宗旨，[20]更务须说在新文化运动中占据言论高地的先锋杂志，以《新潮》的销售为例，根据统计，在四十四处杂志销售点中，书店仅占三分之一，其余多仰赖学校福利社、贩卖部、学生组织以及一些个人。[21]
1912年教育部通令在小学“废止读经”，改变了清末学堂的课程设置，也在营造着五四新文学的社会基础。在周策纵的讨论中，他们被称之为“新知识分子阶层”。据周估计，“在‘五四运动’开始时，受过某种形式新型教育的人大约已经有1000万之众，和全部人口比起来，这些新知识分子所占比例很小，大约有3%”，人数占比虽然微小，却对中国社会在变局中的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1917年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时，正是这一批学生开始走上社会之时。随着新的学生不断毕业，新文学的社会基础也越来越雄厚。[22]不过，白话文的推行并未使新文学在实际效果上如鼓吹者所畅想的，“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23]。1930年代瞿秋白指出，白话的推广与大量西方术语的引入，二者并举，使中国作家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混血语言，对于目不识丁的大众，它与文言一样晦涩。[24]1920年代末期左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正发生于对这一问题的反思。而且，新文学本身对它的读者就具有一定的排斥性。比如，在钱玄同看来，周作人翻译的“那些小说”，就“原是给青年学生们看的，不是给‘粗识之无’的人和所谓‘灶婢厮养’看的”。[25]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新文学的读者并不是像晚清时代的话本观众那样，来自社会的广泛阶层。严格来说，新文学本曲高和寡，而非一种大众化的文学形式，它的读者与新文化出版物狂潮中追逐先锋思想的青年读者常常具有同构的关联。
钱玄同：《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
作为跨学科的产物，读者研究并非仅是文学接受的效果端呈现，而是经历了从“以读者为对象”到“以读者为方法”的范式嬗变。就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读者研究而言，可依据对象的性质划分为“经验读者”（作家阅读史）和“普通读者”两类。与前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本文不在阅读史意义上区分经验读者与普通读者的性质差异，而是为了“返回历史现场”，勾勒新旧雅俗共存的文学阅读状况，并从中揭示，读者乃被建构的历史产物，新文学读者的生成，并非自然涌现，而是一场人为的制造与争夺。“新/旧”文学之争不仅是文坛的话语权之争，也是读者之争。新文学通过从庞大的通俗文学读者群中筛选和教育受众，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并非简单对立，而是在共时的文学场域中展开竞争、区隔与重叠。具体而言，“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所制造的“新文学”，尚有待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读者群，在与鸳鸯蝴蝶派的论战中，文学研究会成员的言论已经说明，读者大众的增加与新文学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向关联。沈从文就曾总结，作为新文学多数读者的青年学生，“好处，是能够接受一切作品，消化一切作品。坏处是因年龄限制，照例不可免在市侩与小政客相互控制的文学运动情形中，兴趣易集中于虽流行却并不怎么高明的作品”[26]。因此，如何在与通俗文学、旧文学的博弈、角力中教育、引导读者的阅读取向与趣味，使他们在文学接受的光谱中趋向新文学，郑振铎所谓“改造”“读者社会”，正系于此。其措辞背后所针对的那个庞大的竞争对手——通俗文学对阅读受众的影响力，尤其不容忽视。
二 新旧雅俗之间：混杂的阅读现场
1925年《教育杂志》曾登载一篇关于中等学校休闲习惯之研究的调查报告，取5种性质不同之学校：国立中学、省立中学、私立中学，专科中学，教会中学，从200份左右调查材料中统计出，阅读（包括看小说、看杂志、看报章、读诗词、读文章等等需要用眼、口、思想的阅读行为都包括在内）这一休闲方式，超越了运动、饮食戏曲、游戏等等，成为是时中学生最为普遍的生活习惯。（见表1）[27]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纵然学生群体是阅读大众中的主要组成，不代表所有的知识青年都会阅读新文学。《小说月报》革新后，原来鸳鸯蝴蝶派的编辑人马，在商务印书馆的安排下，另起炉灶，创立主打通俗消闲的杂志《小说世界》，据“编者与读者”栏披露的一次调查，上海中学师范的学生，几乎每人定一份《小说世界》，各小学教师喜欢用杂志的附刊作奖品。编者又声称，约在杂志开办后半年间，“所接的稿件，约有五千余封。头三个月，每天平均接到十五件；近三个月每天平均约五十件。”根据列举的一长串名单，这些稿件寄自各地，包括北京大学、齐鲁大学、南洋大学、香港大学等。[28]虽然有杂志自我吹捧的广告成分，但1920年代文学阅读状况的复杂面向，还是有所呈现。一位初中教员在谈到“课外读物与训育”问题时，曾讲述自己任一个乡师的训育主任的经历，她发现平时有不少如学生缺课这类的问题：“有一个功课很好、从来不缺课的学生，忽然请病假很多……有一天我查宿舍了，他恰好在睡着，手里还握着一本《春明外史》。就从这一点上，我调查出，他是为了课堂上不能看闲书，这几天的病假，已使他把一部《春明外史》看了三遍，这又在开始第四遍了。”[29]也曾有研究者对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生活做一调查，在这个学校的“小说俱乐部”中，小说种类“就不下一书架，借的人还的人来往不绝”，但基本以通俗读物为主，“差不多一种《礼拜六》在校内就有二百余本”。[30]
《游戏杂志》1913年第一期封面
考察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杂志时，贺麦晓（Michel Hockx）提出“平行阅读”（horizontal reading）[31]的研究方法，将代表“旧派”的文学杂志如《眉语》、《游戏杂志》等和“五四”新文学的《新青年》、《小说月报》放置于同一历史水平面上，去描述这些社团及杂志的共存、竞争状态。这样的尝试也提醒我们注意，新文学的读者面对的是非常多元、错杂的阅读状况。
譬如，晚年丁玲回忆自己开始接触新文学，是“在一九一九年我到长沙周南女校以后”，这之前“读的是四书，古文，作文用文言”，“有点新风”的周南女校，教员思想开明，常把《新青年》、《新潮》介绍给同学们看，丁玲喜欢胡适、郭沫若的新诗，也读过鲁迅的短篇小说，“可是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她承认“那时候读小说是消遣，我喜欢里面有故事，有情节，有悲欢离合”，因而“古典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甚至唱本《再生缘》、《再造天》，或还读不太懂的骈体文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都比《阿Q正传》更能迷住我。因此那时我知道新派的浪漫主义的郭沫若，闺秀作家谢冰心，乃至包天笑，周瘦鹃”。而林译小说也是丁玲所喜欢的，甚至“印象更深”。[32]
格调雅致、故事生动的林译小说，以风靡之势吸引着学生阶层。徐念慈曾感慨“今世小说界之泰斗”的林纾“崇拜者众”。[33]钱锺书将之与“沉闷乏味”的梁启超译《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相比较，指出林纾的翻译对读者所起“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并称“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的世界”。[34]此外，周氏兄弟、郭沫若、茅盾、胡适、冰心、庐隐等在学生时代，都深受“林译小说”影响。[35]从这个角度来看，称新文学的读者“从林译小说读者中转变过来”[36]的说法，不无道理。
钱钟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丁玲提到的通俗小说家及其作品，亦深刻影响着“五四”文学革命兴起之前的青年阅读文化。1910年代中期，《玉梨魂》畅销，风头一时无两，上海的中学生已都成为热情读者，就是绝佳的例子。[37]1914年，鸳鸯蝴蝶派的重要杂志《礼拜六》第1期发表王钝根所写的出版宣言，内称“消闲”有多种方式，然“买笑”、“觅醉”、“顾曲”之类“老派”的纨绔风流，《礼拜六》都一一驳回，强调小说之妙，乃周末休闲的最佳友伴：
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闲，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故人有不爱买笑、不爱觅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况小说之轻便有趣如《礼拜六》者乎？[38]
此番描述，将阅读《礼拜六》小说的场景置于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中，写出了当时新兴的城市市民阶层理想的周末情状。[39]《礼拜六》的问世吸引了读者的浓厚兴趣，每逢周六清早，编辑发行部门前总是熙攘热闹，周瘦鹃曾回忆：“门一开，就争先恐后地涌进购买。这情况倒像清早争买大饼油条一样。”[40]
实际读者群模糊暧昧的接受情况提醒我们注意，其实这一时期的文学，高雅与通俗之别并没有那么分明，高蹈的“新小说”既已失落，日渐扩大的学生群体想要阅读小说，除了从传统经典中汲取资源外[41]，也只有机会接触在市场上流行的刊行林译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书籍、杂志，[42]1918年，时任《小说月报》编辑的恽铁樵推测，“男女学校青年”已成为《小说月报》的主要读者群[43]。恽铁樵的估计有读者来信作为根据：“小说能转移社会，而《小说月报》之短篇小说，尤能为学校国文之助手。”[44]直到1930年代沈从文谈到礼拜六派时，仍认定其“是大众的趣味所在的制造者”。同时沈也道出了新文学从“礼拜六派”处争取到年青人的原因：“新文学发展，自然是把内地一些年青人的礼拜六趣味夺去了，但这本不是礼拜六派应有的同志，不过当时只有《礼拜六》可看，这些年青人就倾向于《礼拜六》那种方便因缘罢了。”[45]
《礼拜六》创刊号封面
而在面对《阿Q正传》时，丁玲式的冷淡反应并非个案。相较于胡适尝试诗的浅白易懂、郭沫若新诗的年少激情，癞皮阿Q的命运未能在青年读者中引发同声相应。师陀也回忆少年时期在河南老家阅读大哥从开封买来的书刊，他看得懂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女神》和《三个叛逆的女性》，因这创造社二将的浪漫书写“很容易和苦闷的青年人沟通”，不过也“有些看不懂，例如鲁迅的《呐喊》，叶绍钧的《隔膜》，以及《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上的大部分作品。”[46]这表明至少在小说领域，新文学的理想读者并非主动浮现于历史地表，仍有待唤醒与规训。只是，如何区分、辨别、理解这新与旧、雅与俗中算不得微妙的差异，对是时的读者受众来说，除了个人趣味之外，仍算得上一种能力上的挑战。韩侍桁回忆1920年代初在天津南开中学读到鲁迅时就遭遇理解上的困难：“我喜欢鲁迅的创作，却又不大能了解。读《阿Q正传》觉得非常沉闷，给我一种痛苦的感觉。阿Q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鲁迅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人来描写？对于这些我都不了解。”[47]曹聚仁也说当邵力子将《晨报副镌》上“巴人”连载的《阿Q正传》剪给自己看时，“我实在看不懂”，直到他看了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专栏中刊出的评论文章，指导读者如何在旧有的印象框架中更新有关“讽刺小说”的理解后，“才懂得《阿Q正传》”[48]。如何有效地理解鲁迅的作品，确实是读者们常面临的挑战，梁斌就坦言“五卅”之后自己得到一本鲁迅的《坟》，但“不能完全读懂”[49]——智识群体尚且懵懂，遑论知识结构难以跟上的普通大众？如何将新文学的读者群从一般的读者群中，从读之为消遣的消费型阅读中召唤出来，以新文学的阅读成规教化之，养成其相应的阅读能力，是此刻倡导者们亟待着力的工作。
丁玲用那时“阅世不深，对社会缺乏深刻了解”解释自己的阅读偏好，然而其回忆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有趣的历史情境——后设的文学史叙述会强调新/旧、雅/俗的泾渭分明，强调文化选择“非此即彼”的单一性，而原初的现场却可能呈现混杂的阅读状况。这种混杂不仅体现在文学场域不同类型文学的受众身上（如经典的鲁迅为母亲购买张恨水小说的故事），更体现在同一接受主体实际上是在“共时”地阅读着当时的新旧、雅俗文学。艾芜的回忆亦可作为佐证：“到成都第一师范读书时，刚是‘五四运动’以后，流行着好些翻译的及创作的小说……记得最初感到饶有兴味的一篇，是《新潮》上孙伏园译的托尔斯泰所著《高加索的囚人》。其次，便是《小说月报》上夏丏尊译的国木田独步所著《女难》。另外又看见林琴南所译的迭更斯的《贼史》。”[50]1908年出版的林译《贼史》与五四时期新文学者的译作并置，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读者所阅读的出版物有其偶然性和时效上的延宕性。更重要的是，艾芜和丁玲的经历显示，大部分新兴的学生群体，幼时开蒙，稍长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截然不同的一套新式教育的重新规训，阅读趣味的取舍姿态并不是遽然转向，而更似左顾右盼的“两下里看”。
三 新文学“阅读共同体”的建构
其实在提倡白话文方面，鸳鸯蝴蝶派相较新文化知识分子所作的努力，不遑多让。[51]根据张静庐的历史回溯，“民国十二三年（1923-1924年）间，新书的销行，才渐渐抬起头来了。同时‘礼拜六派’的势力，也到达‘回光返照’时期，全国的读者很显明地分成两个壁垒。”张把“从民国十四（1925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三年间”，称为“新书业的黄金年代”。[52]这也是就新文学自己发展的体量而言。从新文学与通俗文学所传播的面向与效果来说，“新文学”的读者其实是相当有限的知识精英，相反地，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才是晚清民初受到普罗大众欢迎，影响力较大的一支。[53]
新、旧文学阅读内容的不同背后蕴含着阅读方式、行为的区隔。1923年“鸳鸯蝴蝶派”杂志《最小》曾有一场关于阅读场景的争论，几位作者颇为游戏姿态地撰文讨论起“在便桶上或床上读小说”，究竟是否“适宜”。[54]即使认为“不当”者，也认为“把书弄损”事小，而“有伤目力”，“关碍身体康健”事大[55]。而对于新文学的倡导者与读者来说，阅读小说——如果算不上高尚——至少也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新的知识阶层试图教育青年人以“科学”的观念去阅读新文学，同年《出版界》杂志刊出的一篇文章劝诫读者，应以“审慎”的态度来选择“有价值”的文本，要“重其思想和描写”，同时还当保存自我观念，警惕为那些“最富感化和感情”的力量所迷惑。[56]实际上，在当时为品格低下的通俗小说所描绘的虚幻世界迷惑、“中毒”的读者，还不在少数，上海市一学校的三位小学生，就曾因迷恋坊间怪诞小说内容，逃学前往山东岳庙学道。[57]至1930年代，一位中学国文教员经过连续三年的调查，发现在初中学生的课余阅读中，“武侠、神怪的读物占着极大的势力”，他们“多沉醉在低级兴趣或不正当读物之中”。[58]
《最小》1922年第1卷第1期封面
在新文学倡导者看来，这样的阅读状态正是他们所担忧的。1921年，《文学旬刊》开展主题为“民众文学的讨论”，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等都有参与。郑振铎在前言中指出：“我们觉得中国的一般民众，现在仍旧未脱旧思想的支配”，“要想从根本上把中国改造，似乎非先把这一班读通俗小说的最大多数人的脑筋先改造过不可”。[59]尽管对“民众”的社会构成理解不一，但文学研究会作家们皆表达了对新文学所欲启蒙的受众群体及其阅读实践的重视。[60]譬如，叶圣陶注意到“现在通行的民众所看的小说曲本等，以天宝，锦章，茂记，蒋春记，几个书局所出版的书最占优力。据刘半农先生调查，只上海一处，每天要销到六千本以上。”销量数目不可谓不巨。叶圣陶对大众文学读物的负面影响表示焦虑，因为“文学感人之深，转移社会之速，自然要比一切哲学科学势力大的多。一个人听了十二个钟头的道学式的讲演，远不如看一篇小说的效用大”，这种石印书籍，其受众传阅、诵读的交流模式与鸳蝴通俗文学消遣式的交流模式有所不同，因其阅读者的阅读能力、知识水准尚处在相当粗陋的阶段，其知识传布下沉至更为广阔的社会阶层。叶圣陶期待新文学能够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至普通民众阶层，以达启蒙之用：“那一天石印小本子会换了灵魂，而依然流行于火车小汽船航船铺子工场之中如今日一样。”[61]
由此回到“新/旧”文学之争中对“读者社会”的讨论。其实这并非郑振铎的个人发明，[62]而是文学研究会同人所孜孜共有的关切。1923年，俞平伯在《文艺杂论》中论及“文学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时说这“指的是读者社会了解程度底深浅，范围底广狭而言”，又称“文艺就是从作者自身底生活事情里所生的一种反应，而能用言文底充足底符号表现出来的，同时合于时代的标准，为读者社会所公认的”[63]。耿济之在译文中亦使用过这个表述。[64]1925年，《小说月报》第16卷第3号的《最后一页》更是直接提出要纠偏“读者社会”趣味的主张：
近来的读者社会，似乎对于翻译的作品都表示不甚欢迎的态度；他们的大部分都以求悦乐的目的，来读文艺作品，于是“易读”的创作便无论好坏的都大为流行。至于有很高价值的翻译作品反都不去一顾。这种坏的现象自然是应该矫正的。所以我们将这一册的本志的全部篇幅者作为近代世界诸国的短篇作品的介绍之用，以窥我们的读者的趣味之所在。在这些短篇作品里，我们相信即现代中国的最好的作家的作品还很难与他们并肩而立。[65]
根据文学社会学的分析，“文学能力”被视作是一个人被允许进入文化精英圈的资本之一。乔纳森·卡勒认为作品之所以有结构和意义，是因为以一定的方式阅读它，这种由读者带入阅读过程的阐释文学话语的思想准备就是文学能力，因而有必要将对文本的解释视为一种社会实践。[66]在1920年代的新文学发生期，文学研究会成员努力改造出一个新质的“读者社会”，共同关切并进行系列性、系统性的翻译、介绍和指导，通过有意识地建设“‘世界文学’系列工程”，通过出版世界文学丛书、发行“世界文学”特刊专号、编撰世界文学史等多种方式对不分国别、流派的作家及文学创作进行系统性译介的知识建构，[67]即是以期培育、养成读者能够与革命性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相适应、相匹配的文学能力。
但丁著，王独清译：《新生》，“世界文学丛刊”之一种，光明书局1934年11月初版
从微观方面来看，文学研究会读书会可谓阅读共同体的建构形式之一。这是新文学场域中最早明确制定章程，有固定参与人员的读书会。1921年1月，登载于改版后的《小说月报》上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指出，发起此会有三项目的，“联络感情”，“增进知识”，“建立著作公会的基础”。其中“增进知识”一项称：
研究一种学问，本不是一个人关了门可以成功的；至于中国的文学研究，在此刻正是开端，更非互相补助，不容易发达。整理旧文学的人也须应用新的方法，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的资料。但是一个人的见闻及经济力总是有限，而且此刻在中国要搜集外国的书籍，更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68]
可见对于文学阅读共同体内部书籍、知识的共享与交流的重视。大体而言，文学研究会读书会在形制上附属于文学研究会，但又根据自身需求发展出独立的规章制度。1921年6月，《小说月报》刊出文学研究会读书会各组名单[69]，这大概是经过了几个月的试验与磨合之后较为固定的人员分配。遗憾的是，除了章程与人员名单之外，我们未能得知文学研究会读书会历次具体讨论的内容。不过，文学研究会数次关于新文学的讨论及通讯，譬如：关于创作问题、翻译问题、语体文欧化问题、民众文学、自然主义问题等等这些方面的讨论，以及对外国文学的思潮、理论、流派、作家的评介等，都多少透露出读书会章程所示的讨论方向。
除了以读书会为依托改造实际的阅读共同体，文学研究会更有意识地从宏观层面筛选和教育读者，这从“纸上的事业”——《小说月报》的革新可见一斑。读者来信中，将革新后的《小说月报》视为“良伴，使人们以最经济的时间金钱得了许多文学智识”[70]“如得良教师”[71]的盛赞颇为多见。值得注意的是，在革新后《小说月报》所召唤、养成新文学读者的过程中，某种对过去《小说月报》读者群体的“改造”，也同构地发生着。长沙一师读者史子芬来信中就说：“我从前是一个爱做小说的人，……不过，我所做的，便是胡适之先生所指的‘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一日，游某园，睨之，天人也，……’这一类”，而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使他明白，“这种作品，除了抹桌子或供给一般吃了饭不做事的人们消遣以外，再也找不着别的好处；进一步说，就是与我们人生无有丝毫之关系”。[72]读者刘觉我更直白地说：“我是爱读《小说月报》的一人，自从出版第一卷，到现在———十四卷，没有间断过一期，不曾购读；所以读‘小说’的眼光，也随他变换过来。”[73]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读者们已经开始尝试用 《小说月报》 式的语言和思维来自觉检讨旧日的文学观念了……可以说，正是在《小说月报》‘为人生’的文学观念向其读者群的灌输中，读者获得了‘新文学’这一群体特征，实现了由‘旧眼光’向‘新观念’的转换，并将这种观念内化为一种深刻的身份认同”[74]。
漫画《新旧的冲突》，《良友》1934年第87期
而某些读者的“失去”，或者说与以往读者群体的断裂以及区隔，也是无可避免的现象。1922年13卷11号《小说月报》“通信”栏刊出读者金陵马静观来信，内称“看十二卷以后的说报的人，绝不是看十一卷以前的人。我有一个表兄和好几位同学，都是爱看十一卷以前的说报的，确实十二卷一出，他们不是改过了预定的，都抱怨说‘上当了’，从此再‘不定了’。足见今后看说报的人，不是从前那些人”。1923年14卷7号“通信”栏的北京读者刘真如则来信称：“我想凡爱读‘礼拜六’，‘快活’，‘小说世界’底人们总不肯花两角钱买一本‘小说月报’来读的，可以说凡读‘小说月报’底人们底思想总没做‘之乎者也已焉哉’底文章的。”[75]非此即彼的读者差异，不仅仅是文学趣味的新/旧、雅/俗之分，也关涉文化坐标系中读者对个人身份的有意识的自我建构。
从刊载鸳鸯蝴蝶派文学到转向新文学尤其是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的前生今世及其目标读者，不啻为一种有舍有得的“提纯”过程：召唤觉醒的，留住趋新的，告别恋旧的。“通俗刊物在《小说月报》革新后的最初几年（1921-1926）尤为兴盛，俨然成为‘与新文学期刊并列的另一系列’，而这种对峙与合围的背后，更意味着一场对读者市场的争夺。”[76]一些《小说月报》的新文学读者，则视那些沉浸在通俗刊物中的读者为需要被拯救的对象，望《小说月报》争取他们“回头”。譬如王桂荣来信提及，南通、南京、无锡、苏州等地到处流行的《礼拜六》、《快活》、《半月》之类，“迷住着一般青年——以学校中的青年为最：这恶魔的势力真利害呵！……月报是‘黑暗之光’，我希望先生们以后要竭力的照澈这光，使一般陷阱边的青年回头！所以，我以为‘评论’一栏，该当作与一切黑暗势力奋斗的战场；先生以为如何？”[77]另一位读者吴溥则说：“独怪我们这班不挣硬气的青年，偏偏不惜宝贵的金钱去买他，不惜宝贵的时间去读他，又何怪这类东西日异而月盛呢？……所以现在全赖先生们在文坛上竖起新的旗帜来，一面尽量介绍，一面努力创作，把一般读者的心理慢慢底转换过来，改造过来，那末，礼拜六，半月等等下作小品，将可不攻而自破。”[78]这种对“旧读者”的召唤，当然承续了新思潮下文学启蒙与改造之愿景，其背后或许也不乏将新文学阅读作为文化资本的带有潜在优越感的趣味区隔。
在与读者的往来互动中，《小说月报》也积极发掘有潜力提供再生产内容的作者，13卷8号由沈雁冰主编开创“创作批评”栏目，1923年郑振铎担任主编后，在14卷1号取消“创作批评”另设“读后感”一栏。作家许杰回忆自己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就与《小说月报》的引导有密切关联：
我向《小说月报》投稿几次，最早的一次投稿，是当时《小说月报》的“读后感”专栏，编者大概想吸引一些青年读者的注意，借此培养读者的欣赏水平与批评水平。“读后感”一栏对我们确实有吸引力，因为这一期《小说月报》里有小说与诗歌等等，读了之后总是有感触的，就其中的某一篇作品写一点感想寄去，时常获得发表的机会，自己的名字也就在刊物上与大家见了面。[79]
许杰在《小说月报》上最早刊出来的便是一篇读后感[80]，其次“是一篇类于诗又不象诗、是散文又不象散文的抒情文章《祈祷》”[81]，“以后引起大家注意的，而且得到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导言里特别提起的，就是《惨雾》。”《惨雾》这篇小说的构思，据许杰自陈，“当然与我原来在家乡的生活有关联”，但直接促成他把这些生活题材写成小说的原因，便是《小说月报》面向读者的征稿活动。[82]
余论 文学的“亭毒”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将小说之“支配人道”的功能总结为四点，熏、浸、刺、提，称“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83]。“亭毒”之典出自老子，“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84]，后来引申为一种化育、养成的过程以及结果，“亭、毒，均养也”[85]。文学竟能有影响世道人心，形塑时代“新民”的力量，在梁启超这里经由与传统典故的历史对接，被生动地表达出来。
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五四“文学革命”，尽管在语体上与梁启超所求不一，然梁氏对于小说社会功能的强调却被陈独秀、胡适等传续下去，并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新文化人的理论建设、文化批评和创作尝试。是为此，不论新锐的先锋杂志，还是大众的报纸刊物，都以刊登翻译小说或新体创作为潮流。在《小说月报》革新之后，编者与读者谈论的指涉每每扩及整体的文学乃至文化问题。当时代风气更易之时，梁启超所谓的“新民”所占据的前沿位置又被更新一代的“新青年”取而代之，文化群体的聚散和分化也不断催生和影响着读者群体的区隔。本文即尝试勾勒这样一种历史状况：新文学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经年的“亭之毒之”，与其相适应的读者群体才能够形成。要而言之，“亭毒”不仅涉及雅俗、新旧等文学内部因素，以及代际、圈子等外在社会影响，还与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整体结构息息相关。
因此从整体上看，讨论新文学发生期的“读者社会”，便有了“知所从来”的意义。对照鸳鸯蝴蝶派读者与新文学读者的不同阅读方式，新旧之间私密性/公共性的区隔，显示了新文学的读者是如何被新的思潮意识召唤出来。新文学读者的阅读实践，显示出新旧过渡的社会变革中新文化思潮冲击下的一种身份想象和自我塑造。卡尔·曼海姆将知识阶层视作“一个空隙间的阶层”，称“冲突的情形只是发生在流动变缓的群体从上层退却下来或从上层升迁上来，附着于两者并接受了两者的价值观时。正是从能够接触到前分离的世界的这种边际环境（marginal situation）中”。[86]新文学发生期“读者社会”的历史状态，呈现的便是这样一个知识阶层的产生。一方面，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不遗余力地召唤、养成着理想中的读者，而另一方面，阅读带给青年知识阶层的参与感，也促使他们主动地浮出历史地表，投身于“阅读共同体”的建构。
注释：
[1] 有关五四时期“新/旧”文学之争的研究，可参阅陈建华《19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以文学杂志“通信”与“谈话会”栏目为例》，《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1期；《周瘦鹃、茅盾与20年代初新旧文学论战（上）（中）（下）》，《上海文化》2013年第12期、2014年第1期、2014年第2期；罗萌《从<礼拜六>到“礼拜六派”——兼析二十年代初“新/旧”文学之争》，《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5期。
[2] 西谛：《杂谈》，《文学旬刊》第40期，1922年6月11日。
[3] 西谛：《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
[4] 西谛：《本栏的旨趣和态度》，《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
[5] 玄：《评<小说汇刊>》，《文学旬刊》第43期，1922年7月11日。
[6] 剑三：《究竟还是玩视》，《文学旬刊》第2期，1923年6月11日。
[7] 诚然，有关“民众文学”的讨论可溯因于1920年代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成立以及相关的平民教育运动，见齐晓红《“大众”/“民众”的被发现——从晚清到1920年代》，《东吴学术》2023年第1期。
[8] 孙康宜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97页。
[9] 按照托尼·本尼特的设想，“阅读型构”是一个可以“生产性地激活文本”的意义生成系统，它不仅受读者已有的阅读积累的影响，还受到出身、教育、文化、历史和日常生活经验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塑成了一个、一群乃至一代人的“阅读型构”，决定了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与认知。参见托尼·本尼特《文本、读者与阅读型构》，《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强东红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
[10] 西谛：《杂谈》，《文学旬刊》第40期，1922年6月11日。
[11] 郑振铎：《明年的小说月报》，《晨报副镌》1923年第325号。
[12] 藤井省三：《北京、上海——近代中国文学的双城故事》，王中忱译，见葛兆光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272页。
[13]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原载《战国策》第10期，1940年8月15日；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6-77页。
[14] 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15] 王世家：《编者说明》，《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6] 有关《京报副刊》“青年爱读书”的研究，可参阅清水贤一郎：“What Books Young People Loved Best in the mid-1920s Beijing :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the Reader- ship of Jingbao Fukan”，平成11年度～平成13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A)(2)） 20世紀前半華北地域の都市近代化にたいする日本の影響 研究成果報告書 81-93 2002年3月；钱昆：《<京报副刊>读书征文研究》，《图书馆》2014年第3期。
[17] 《文艺作品对于我的生活的影响——现代杂志第一回正文披露》，《现代》第6卷第1期。
[18] 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19] 《少年中国》1卷1期，1920年1月。
[20] 《京报》1924年12月4日。
[21] 李惠惠：《新潮杂志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年，第319-320页。
[22] 参见袁进《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
[23] 此为胡适化用黄远庸语，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4] 参阅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6页。
[25] 钱玄同：《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
[26]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77页。
[27] 章柳泉：《中等学校休闲习惯之研究》，原载《教育杂志》1925年第七期，转引自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文教事业卷4 二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8] 《小说世界》第2卷第12期，1923年6月。
[29] 纪燕：《初中课外读物问题研究》，转引自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文教事业卷4 二编》，第283页。
[30] 陈广沅：《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学生生活》，《学生杂志》9卷7号“学生生活研究号”，1922年7月5日。
[31] 贺麦晓(Michel Hockx)：《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陈太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
[32] 丁玲：《鲁迅先生于我》，见张炯主编，王中忱、蒋祖林副主编，《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107页。
[33] 觉我：《余之小说观·六、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小说林》第十期，1908年。
[34]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0页。
[35] 周作人:“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开明：《林琴南与罗振玉》，《语丝》第3期，1924年12月1日。）“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版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周作人：《鲁迅与清末文坛》，《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郭沫若:“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郭沫若：《少年时代（沫若自传·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冰心称少时被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所吸引，成为她“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冰心：《我的故乡》，见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36] 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转移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见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二辑，第113页。
[37] 佩瑞·林克：《论一二十年代传统样式的都市通俗小说》，见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
[38] 王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第1期，1914年6月6日。
[39] 早期《小说月报》还有“新家庭智识”这样的栏目，可见其拟想读者。
[40] 周瘦鹃：《闲话“礼拜六”》，《花前新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页。
[41] 沈从文在《小说与社会》一文中称：“民国初元社会……旧小说的流行，应当数《水浒》、《三国》、《西游》、《封神》、《说唐》、《小五义》、《儿女英雄传》、《镜花缘》、《绿野仙踪》、《野叟曝言》、《情史》、《红楼梦》、《聊斋志异》、《今古奇观》……书虽同时流行，实在各有读者。前一部分多普通人阅读。有些人熟习故事，还是从看戏听书间接来的。……后一部分多书生和闺阁仕女阅读。有的人从书中发现情人，有的人从书中得到知己。”见《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302页。
[42] 是时已经有读者注意到礼拜六派杂志的负面影响，陈铁生认为：“今青年子弟，多半误于不良小说。学校白日教修身，不敌言情小说数百字。”因此呼吁《小说月报》应该少登言情小说，见《小说月报》第9卷第1号，1918年1月25日。
[43] “弟思一小说出版，读者为何种人乎？如来教，所谓林下诸公其一也；世家子女之通文理者其二也。男女学校青年其三也。”见恽铁樵《答某君书》，《小说月报》第7卷第2号，1916年2月25日。
[44] 《小说月报》第6卷第5号（1915年5月25日）一位读者在来信中提到。
[45] 甲辰：《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新月》第3卷第1期，1930年3月10日。
[46] 师陀：《我如何从事写作》，《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
[47] 韩侍桁：《我的经历与交往》，《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48] 《我与我的世界 浮过了生命海：曹聚仁回忆录（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63页。
[49] 梁斌：《初出之犊——回忆录之二》，《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50] 艾芜：《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写作的》，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文学>一周年纪念特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79页。
[51] 如袁进就在研究中指出，“鸳鸯蝴蝶派的‘文化改良主义’与新文学的‘文化激进主义’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如提倡白话文，如吸收外国小说影响等等。当五四新文学问世之后，取代了鸳鸯蝴蝶派在文坛上的地位，鸳鸯蝴蝶派才完全转入了通俗文学。此时中国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又再次分明起来。在二十年代，新文学作家决不会写章回小说，鸳鸯蝴蝶派也很少再象民初统治文坛时那样，努力去探索‘新体小说’，章回小说成了他们创作的主流。这就形成了各自的市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越来越趋于用白话，那些坚持用文言写小说的作家如徐枕亚，尽管在民初曾经那么受到读者欢迎，却在二十年代被淘汰了，因为他的作品日益缺少市场，不再符合通俗小说的要求，难以适应新的市民的需要。”见袁进《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
[52]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7页。
[53] 参见陈玮荻《文化的建制：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群体的兴起》，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年。
[54] 张枕绿：《关于小说之文：读小说的时间》，《最小》1923年第1卷第30期；叶克钧：《便桶上床上读小说之李女士观》，《最小》1923年第1卷第41期.
[55] 听潮生：《床上不当读小说》，《最小》1923年第2卷第42期；叶克钧：《便桶上也不当读小说》，《最小》1923年第2卷第44期.
[56] 顾泽培：《怎样去读小说》，《出版界（上海）》1923年第67期。
[57] 荣：《儿童新闻：读小说中毒》，《兴华》1932年第29卷第47期。
[58] 纪燕：《初中课外读物问题研究》，转引自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文教事业卷4 二编》，第283页。
[59] 西谛：《民众文学的讨论·前言》，《文学旬刊》第26期。
[60] 参阅黄小丽《论文学研究会对“民众文学”的探讨》，《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61] 叶圣陶：《民众文学的讨论》，《文学旬刊》1921年1月25日
[62] 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俄国文学史略》时，郑振铎也多次使用了“读者社会”一词，如谈到十九世纪后半夜以来俄国的民众小说家（Folk-Novelists）和民众小说时，称“他们的著作，也甚为读者社会所欢迎，他们是真确的写实主义者；他们表现出人生的真相，一举一动都赤裸裸的描写出来，毫不加以理想化”。见郑振铎《俄国文学史略（四）》，《小说月报》1923年8月10日；再如谈到安特理夫因受到高尔基的称许，其名字“立即播于广大的读者社会里。……同时，他的晦涩的作品也热烈的为英国，德国法国等读者社会所欢迎”。见《俄国文学史略（五）》，《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1923年9月10日。
[63] 俞平伯：《文艺杂论》，《小说月报》第14卷第4号，1923年4月10日。
[64] “俄国诗坛的进化，有三年之久，简直仿佛在地底里活动着，未能为宽阔的读者社会所知悉。”见耿济之译 布利乌沙夫著《俄国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 革命后五年来（一九一七-一九二二）的俄国诗坛略况》，《小说月报》第14卷第7号，1923年7月10日。
[65] 《最后一页》，《小说月报》第16卷第3号，1925年3月10日。
[66] 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196页。
[67] 潘正文：《世界文学观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发展与演变》，《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3期。
[68] 《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
[69] 《文学研究会读书会各组名单》，《小说月报》第12卷第6号，1921年6月10日。
[70] 《刘晋芸来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5号“通信”，1922年5月10日。
[71] 《孙一影来信》，《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通信”，1923年9月10日。
[72] 《长沙一师史子芬来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5号“通信”，1922年5月10日。
[73] 《刘觉我来信》，《小说月报》第14卷第11号“通信”，1923年11月10日。
[74] 丁文：《新文学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革新》，《云梦学刊》第27卷第3期，2006年5月。
[75] 《刘真如来信》，《小说月报》第14卷第7号“通信”，1923年7月10日。
[76] 丁文：《新文学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革新》，《云梦学刊》第27卷第3期，2006年5月。
[77] 《王桂荣来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8号，1922年8月10日。
[78] 《吴溥来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9号，1922年9月10日。
[79] 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三）》，《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80] 参见许杰《读后感：王成组君的“飞”》，《小说月报》第14卷第3期，1923年3月10日。
[81] 参见许杰《祈祷》，《小说月报》第14卷第6期，1923年6月10日。
[82] 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三）》，《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83]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期。
[84]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7页。
[85]《文选》刘峻《辩命论》：“生之无亭毒之心，死之岂虔刘之志。”李周翰注:“亭、毒，均养也。”转引自梁启超著；侯宜杰选注：《新民时代——梁启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86] 卡尔·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集》，艾彦、郑也夫、冯克利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转载自“论文衡史”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