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和宫大街，想起史铁生
当车一上北新桥，即看到一片朱红宫墙的巨大建筑，满目黄色的琉璃瓦，在碧空的映衬下，被阳光涂上了神秘、悠远的色彩。我蓦地意识到，这就是景慕已久的雍和宫的真容了，在整个清代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雍亲王府，“潜龙邸”，却也是清宫内务府粘杆处的总机关所在地，后来自乾隆一朝改为喇嘛庙，允称京城内藏传佛教寺庙之冠，香火一直颇为鼎盛，是不可或缺的古文化遗存。院中辇道两侧肃立着百余棵银杏树，高大浓密，在这秋深冬初的时节，弥漫着一种通天彻地的金黄色，灿若烟霞、云锦，把人完全融入浑金璞玉的氛围中，不免恍然有些悠忽迷离，不知置身何处；走上三五步路，又见落叶缤纷，如黄金泻地，脚步到处都是大自然无私馈赠的艺术品，各种古木花卉，印证了雍和宫不仅是古典艺术宝库，同时也是植物花卉的渊薮。
小说家史铁生的旧居就在雍和宫西隔墙，位于雍和宫大街26号。他和家人早年住在北京林业学院的宿舍，中间一度搬到北新桥的前永康胡同，后来才住进雍和宫大街26号的老四合院。我在这个冬日的午后踏上这条饶有古韵的大街，看到除了游人如织外，还有一对小情侣穿着明艳的满清服饰，站在高大的宫墙下拍照留念；往南数步，我就找到了26号这个门牌，在阳光温润的斜照下，我在旧居院落的门口左右瞻顾了良久，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四合院门楼，青灰色的屋瓦和瓦当，简易的鸱吻，赤红的大门上端有两个门簪，门上嵌着新制的铜铺首，与雍和宫周边的建筑是和谐同构的，应该是近年统一组织修饰的。走入院里，一位和善的老太太正静坐在那里晒太阳，当得知来意后，她说史家已经没有人在这住了，并指指进院左边的第一间房，说这两间平房就是；我绕着房子转了几周，感觉面积很小，也很有年代感了，史铁生先生住的那间估计不超过十平米，后面窗户小得几乎不能透风，整个院子都很逼仄，完全舒展不开，是平民居住的普通大杂院。
但毫无疑问，这里却是文学的圣地。他正是在这里开始发表作品，步入文坛，也是在这除了床和写字台，仅够轮椅转个弯的蜗居中，写出了《我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一系列经典之作；这个小小的院落，曾经来过铁凝、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马未都等大家，可以说几乎占据了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界的半壁江山。邻居老太太至今还记得，在这小小的空间里，常是高朋满座，听说有记者、编辑、文学家、旧日同学，包括慕名而来的探访者，总是把小屋挤得满满的；在这强大气场的助力下，房间虽小，门口窗台上的盆栽却种得很水灵，极有生命力，让人一见而生欢喜心。在午后阳光的光影幻化里，我叩问起对史铁生先生在世时的观感和印象，“这孩子打小就特仁义”，邻居老太太脸上浮起赞誉的神情，眼角的皱纹也由此展开了，她讲述起史铁生从小即十分疼爱妹妹，在东城跑了很远的路，东寻西觅捡了十几块牙膏皮，然后卖了买成冰棒，自己抿着小嘴，舍不得吃，回家递到妹妹铁兰手里，妹妹当时就高兴得手舞足蹈。
史铁生先生祖籍河北省保定市涿县，史家在当地是首富，广有田产，据说有占全县的一半土地之多，按旧年的说法，大抵是要挂“千顷牌”的；母亲的陈氏家族也是书香门第，足称望族，至少坐拥千亩以上土地；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考察，渊源有自，功不唐捐，百年世家所积下的德行和福报，后代子孙中出现杰出人才似乎绝不是偶然的。史铁生从小是奶奶带大的，奶奶和母亲是最爱他的人，也是他一生最萦怀、最牵念的亲人，他的不少作品都可以看到奶奶的身影，而追忆和思念母亲，则成为他一生创作中最核心、最永恒的主题，在《我与地坛》的一万多字中，他的母亲是最重要的存在，是磁场的中心，出现频率最高；无论早期的《秋天的怀念》《合欢树》，或是《墙下短记》《记忆与印象》《散文三篇》《有关庙的回忆》，等等，都渲染和表达着对母亲不绝如缕的怀思、追记，乃至深沉的想念，哪怕那是片断的，电光石火的，或如幻似梦的，最终都使灵魂得以安妥，漂泊的心神找到了驿站和寓所。
在17岁以前，史铁生在邻里的眼中，一直是正宗的“别人家的孩子”。10岁那年，他就获得过小学作文比赛第一名，时光至1964年，他13岁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附中，这让许多家庭羡慕不已；他不仅学科成绩拔尖，尤其是语文和美术，同时还是校园内知名的运动健将。但生活与命运巨大的悖论是，21岁以后，他却在轮椅上度过了38年；现实所呈现出的荒诞性，任谁都是难以预知和理喻的。他生命的转折点出现在1968年年底，当时他17岁。那年全国掀起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他充满无限激情地报了名，可母亲却怎么也不同意，火急火燎地找到中学的校领导，说他患有先天性脊柱裂，不宜参加生产劳动。但这位阳光的追风少年，并不为慈母的忧心和焦虑所动，在1969年1月，和同学们一起坐上绿皮火车奔向革命圣地，在经过西安，又至铜川换汽车后，来到陕北延安市延川县关庄镇甄家湾村，村子旁边就是青平川，即史铁生笔下的“清平湾”。我曾见到过一张照片，他站在黄土高原的牛屋前，头上扎着羊肚毛巾，满脸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怀里抱着一头初生的牛犊，似乎毛还是湿的，打着卷，可见他当时内心的喜悦，身体也十分硬朗，完全是一个陕北老农的形象了。然而在1969年4月，他就返回北京治病，后几经周折，最终住进了友谊医院，诊断出脊椎上长了个肿瘤，经过一年半的精心治疗，在办理出院手续时，他已是完全离不开轮椅了。
我在这颇具沧桑旧貌且又拥挤、狭窄的小院徘徊，想象着这里曾上演一幕幕充满京味儿的市井生活，似乎可以体察到史铁生先生作品的温度和丰沛的精神资源，以及他曲折、跌宕的生命轨迹，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他在人世间行走的不易与生命中点滴的快乐。站在院里，可以观察到隔壁雍和宫的古树，苍劲而有力地指向天空，而天空是湛蓝的，墙那边是皇家寺院，墙这面是京城空间很有限的大杂院，其实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一样在喧闹的尘世，一样经受岁月的沉淀和洗礼。在满院鸽子翅膀扑动的声响中，我突然发现墙上密集的电表箱中，有一个写着“史岚”两个字，我当然知道，这就是史铁生先生妹妹史铁兰现在使用的名字，她可是最受哥哥疼爱的唯一的妹妹，我很为这个意外的发现而欣喜，似乎索隐钩沉到了一部经典名作的渊源和出处，找到了它和人间烟火气之间丝缕的联系，是一种似水年华流逝的明证。
歌德说，“未哭过长夜者，不足以语人生。”史铁生先生21岁瘫痪，30岁肾衰竭，47岁以后，每周3次透析，一次长达4个半小时，坚持到59岁；他曾饱受现实的碾压和挫磨，多次和母亲一起到知青办渴求找到一份工作，但屡屡遭受折辱，求告无门，后来在街道生产组干了七年临时工，发挥自己的美术天赋画彩蛋，在旧家具上画山水、仕女，据说专门负责在美人脸上开眉眼，仅勉强顾个温饱。而在这期间，他却创作出了28部短篇小说，6部中篇小说，2部长篇小说，14篇散文随笔，2部剧本，作品先后两度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这里面有多少的艰辛努力，多少隐藏的暗礁和困境，他却在给余华的信中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这又何其达观，何其坚韧不拔，充分折射着一位文学朝圣者灵魂的不屈，对生命的敬畏，对宿命的抗争，以及超越尘世与肉身的一种悲悯和救赎之光，洞察生死，包容万物的神性之光。
我最早读到他的作品，大概是在八十年代，这篇小说的名字就是《我遥远的清平湾》，把知青的插队生活写得很温情，似如歌的行板，在小说的外壳下面，流淌和隐藏的是诗性；陕北农民的淳朴、善良，跃然纸上，其民风民俗也颇有意趣，民歌这种没有完全塑型的山野乡间艺术，有着灵动、鲜活，可以说十分接地气的生命力；当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资深的“牛把式”，他在小说的开篇第一行文字，就说到了我的家乡南阳知名的黄牛，“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最好，个儿大，肩峰很高，劲儿足。”他的短篇小说《命若琴弦》，我读后也深受撼动，美国作家纳博科夫说，“聪明的读者在欣赏一部天才之作的时候，不只是用心灵，也不全是脑筋，而是用脊椎骨去读的”，《命若琴弦》即是一部让人通读之后，会感到尾骨、脊背隐隐发凉的作品；我偶尔静下来想想，史铁生先生的《命若琴弦》这篇小说，似乎更适合当作励志作品来读，老瞎子和小瞎子说书的故事，也都更能让人窥看到生命的苍凉和无助，做人之险与人间真实的苦难，还有永远在前方若即若离十分菲薄的梦想和希望。他在小说中塑造的“兰秀儿”这个女性角色，天真烂漫，写得非常可爱，又和《我遥远的清平湾》里的“留小儿”一样有灵气，一样的纯洁，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心，总令人联想到沈从文笔下《边城》中的“翠翠”，和汪曾祺《受戒》里的“小英子”。
他的名作《我与地坛》，我第一次得以拜读的时候，约略是在九十年代初，那时我还是个懵懂的青涩少年，但葆有着对缪斯如火焰般的热恋，当时在一位初中男同学的家里漫然地闲聊着，突然，他拿出一封信，是我们中学同班后来在北京读大学的一位女同学写给他的，没有过多寒暄的言辞，而是把《我与地坛》用娟秀的字体通篇抄录了一遍。当时那种扑面而来的震撼，可以想见。我觉得，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是一部可以提升灵魂质量、拓展心灵疆域的作品，他的坚实、明晰的笔致，完全可以用“温雅”这个词来形容，在语言的河床上不时可以发现和田美玉或珍珠，笔墨里渗透着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特质，丝毫看不到当时正在中国文坛大行其道的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而且稍加研判分析起来，《我与地坛》还是跨文体的，甚至可以说是模糊了文体界限的一个文本，有“草蛇灰线”的小说笔法，也不乏诗意浪漫的细部描写，既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孤独况味，又有找到精神性自我的丰盈充实，但全部的根源还是他郁结在内心的块垒，对未能顾及母亲点滴感受的追悔，对母亲细致入微又深沉的爱的回忆；诚然，还有形而上的思考，对此岸与彼岸的张看和探究，这都使《我与地坛》超越了那个时代，并经受住时光的淘洗，进入中华经典作品的行列，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百年数代后依然会绽放夺目的光芒，成为新时期一个具有向上价值的正果。
史铁生先生的旧居距离地坛仅有一站地，我坐在安静的公共汽车上，望着窗外叶子已经完全变黄的银杏树，在斑斓的秋景中，充溢着堆金砌玉的美，和三三两两结伴而过的人群，揣想当年他是以怎样的形态用轮椅丈量这一里多地；我到地坛公园门口下车，然后又坐上另一辆，这样反复了几趟，接着开始步行，想到这大多都是史铁生寓目，或见闻过的，就觉得足可珍视，随之有了些许白驹过隙的感慨。进到地坛空旷、宏大的院落里，可以感受到一种天人合一的静谧，有了敬畏心，步履逐渐慢下来，安于静静地行走，静静地借助古物追溯流年，静静地观瞻。
史铁生先生曾到这个园里来了十五年。他说“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这显然是确凿无疑的；在绝美的银杏大道，在大将军柏的树影下，在元宝枫火红的叶子和银杏的金黄相互辉映中，甚至在有些荒寒侘寂之感的坛墙和古木周边，自由的草地，我都试图寻找他过往的痕迹，想象他在这里如何沉思，如何怀旧，如何期许未来，一个人孤独地漫然遐想，时有三两金句灵光乍现，似电光石火；而在究问天人之际，就通彻地顿悟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哲学与宗教精神，以及人生的终极关怀等一系列重大命题，也正是在这个一度荒废的园子里，他决定通过写作来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对一名真正的作家、艺术家而言，或许正如《苦难的历程》的作者阿·托尔斯泰所说的，必须要“在清水里洗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在盐水里腌三次”，才能真正强大起来，历尽人生的急流险滩，甚或至痛至哀之事，才能锻造出坚卓不屈的灵魂，以超拔的精神和悲悯之心去洞察世界和众生，从苦难里看到救赎之光；这也正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的“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太史公司马迁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所传达的至理真义。史铁生先生的人生遭际是充满苦难的，但他和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没有被深重的苦难压倒，一生向阳，逆境生长，这反倒更增加了其作品的沧桑厚重感、深刻性及感染力，迸射出思想和人性的光芒，就这个意义而言，诗人不幸家国幸，这种苦难是有价值的；但有人说，正是因为残疾，造就了史铁生，这一说法想来是不够允当的，对于这个圣洁的灵魂来说，是决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定意志品质，是用生命为自己的文字做注解，是精神的大我遮蔽、超越了生活中的小我，才真正玉成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