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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刊载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以下简称《组织部》），主要讲述新调入组织部工作的青年干部林震，面对官僚作风严重、积弊深重的组织部机关和各色领导人员，意图对社会问题有所改变而不能的故事。这部作品不仅让青年作家王蒙声名大噪，一夜成名，还引发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度关注，成为当时讨论度最高，话题度最热的短篇小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光明日报》《文艺学习》纷纷为其开辟讨论专栏，讨论的重点围绕作品涉及“反官僚主义”的内容是否真实，主人公林震的形象是否带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等。支持者刘绍棠、从维熙等人认为，王蒙逼真地、准确地写出了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对矛盾和问题没有进行概念化书写，具有艺术的生命力和感染力[2]。反对者如李希凡则认为王蒙的创作并不真实，“他把我们党的工作、党内斗争生活，描写成一片黑暗、庸俗的景象”，“歪曲了我们时代的典型环境的描写”[3]。还有评论家直接否认现实生活中北京市委组织部的官僚主义现象并非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普遍，“在离开中央较远的地区，或是离开其直接上级领导机关较远的地区，还有若干可能性”[4]。

众多的评论观点纷至沓来，不一而足。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对作品的看法，有研究者统计，毛泽东不仅五次谈论《组织部》[5],表示对作品中“反官僚主义”内容的认可，还对曾经亲封的勇于挑战学术权威的“小人物”李希凡的观点提出批评，“李希凡说王蒙写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有中央，难道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6]。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虽然认可王蒙干预生活的创作意图，却对修改作品稿件的《人民文学》编辑秦兆阳大为不满。据郭小川日记记载，“荃麟告诉我，说毛主席看了《宣教动态》登的《人民文学》怎样修改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大为震怒，说这是‘缺德’‘损阴功’……主席主张《人民文学》的这件事要公开批评，荃麟说，秦兆阳为此很紧张。”[7]

实际上，秦兆阳确实在未与原作者商议的情况下，对《组织部》进行了多番修改，对小说题目、文辞语句、思想内容、人物关系、结尾等部分都进行了修订。这也无怪乎他的工作失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除了遭到领导人的指责外，《人民日报》专门刊发文章，对编辑修改的部分内容与原稿进行核准。为此，中国作协党组连续举办期刊编辑的工作业务座谈会来对修改作品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令人意外的是，与开会预先设想的批判秦兆阳的修改行为不同，一些编辑提出了肯定性和维护性的意见，从不同视角重申“文责自负”还是“文责共负”等问题，对编辑的责任、编辑的操守、编辑的修改边界等都提出了重要的看法。由此可见，秦兆阳编辑工作失误的背后，暗含着特定时代，期刊编辑共通性的、集体性的编辑困境问题，反映出社会主义文艺受制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在探索与前进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插曲。以往研究者在面对《组织部》的修改公案时，研究重点大多集中在作品的出版过程与作家命运变迁研究。本文试图从总结历史事件的角度，对编辑座谈会的发生过程与作用影响进行梳理和还原，以此探究20世纪50年代文学编辑所承担的编辑责任，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集体性的修改困境，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秦兆阳的编辑实践等问题。

一、编辑座谈会：“百花时代”围绕王蒙小说修改的一个编辑公案

郭小川日记透露了中国作协党组召开文学期刊编辑座谈会的缘由，由于毛泽东对编辑修改原稿行为的震怒，1957年4月30日和5月6日，作协书记处召开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讨论怎样改进文学刊物编辑部和作家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个系列会议定位为在文学领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关键性问题[8]。从会上言论可以发现，期刊编辑座谈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辨析：1. 编辑修改原稿的行为对不对？修改行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2. 编辑应该怎样对文稿进行修改？3. 对时下期刊编辑不正确修改行为的深度反思。

对于如何认识编辑修改原稿的行为，中国作协主席茅盾率先发言定调。茅盾认为，编辑具有修改作品的权利，但是仅限于对错别字和文句不通的病句进行修改，如果要修改原作内容，必须征求作者同意，“对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牵动到原作的人物形象而没有征求原作者王蒙同志的同意，是不对的”[9]。基于此，《诗刊》主编臧克家认为编辑随意修改作品原稿，很有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臧克家分析到，对作家来稿，刊物编辑“总希望按自己的看法把它弄得更‘正确’些。结果，许多文章刊出来的样子和原稿已大不相同（王蒙的小说不过是典型例子之一），不但作者的风格受到损害，作家的思想、见解也不能真正的表达出来”。因此，臧克家认为编辑的修改行为不仅打击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还使得“文责自负”的规则成为一句空话，“只是贴在座右备看”[10]。因此他并不赞成修改行为，甚至提议对经验老道的老作家的稿子，除错字病句外不要修改。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第7版，图源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对此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作协秘书长郭小川。郭小川承认，秦兆阳对《组织部》的修改有些地方是修改好了，但是大多数都是可改可不改的，甚至未经作者同意，有些是改坏了，做了不必要的删节，“突出了原作的缺点”。面对这个影响，郭小川认为虽然原则上提倡作者对作品进行“文责自负”，可恰恰是因为修改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编辑部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共同面对来自高层的批判性意见，即“这也不是说刊物本身就不负责任”[11]。郭小川言下之意，颇有责备编辑多此一举，画蛇添足的修改之举，给本身比较好的作品带来了缺点，招致了批评。《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和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同样认为，不应该修改作品的文体风格和文章的思想内容，“改变别人文章的思想内容实际是代人作文。这种做法比任意退稿还粗暴，改稿人再辛苦一些也是不好的”[12]。

秦兆阳对《组织部》的删节，引起争议的是小说结尾部分。《人民日报》曾对小说原稿结尾进行刊登[13]。从原稿内容来看，王蒙在小说结尾处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周润祥作为区委正书记，连续三次要找对组织工作抱有意见的基层干部林震，显然意在倾听批评的声音，为改进不良的工作作风提供可能性。秦兆阳修改时，将此情节全部删掉，并加入了一些与之不相关的内容，例如林震反思自己与赵慧文暧昧关系的心理细节等。此外，秦兆阳还有意删掉了赵慧文对周润祥的正面评价，即“可尊敬的同志”等修饰语。对此修改，秦兆阳在座谈会上做出检讨，他反思到，这样修改的影响使得区委正书记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很容易给读者留下正书记因工作繁忙，出现“官僚主义作风”的印象。对于添加的林震被赵慧文拒绝后的调整心理的细节，秦兆阳则认为，王蒙对林震的情感状态没有后续交代，显得不合情理，于是就直接动笔，添加了一些内容。对于修改行为，秦兆阳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在小说引发争议后“没有及时地正视这一问题，发现这一问题，作出公开的声明，以分担王蒙同志的责任”，并提议，“我们以后对稿件实行‘文责自负’，除请作者自己修改外，编者一律不作修改。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尊重作者的劳动，才符合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14]。

编辑部“一字不改”或“一律不改”的说法，用语比较极端，也不符合编辑工作的基本要义。1952年出版总署颁布《关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中明确规定编辑的修改权利，对批准采用的书稿，“由编辑根据审读意见进行加工修改（译稿和需作重大修改的稿件退回著译人自己修改）”。在划分权责关系时又有此规定，“编辑部对每一书稿都应负政治上与技术上的责任。编辑对一般书稿有修改的权利和责任，但修改须征得著作人同意”[15]。在编辑座谈会上，虽然秦兆阳表态承认编辑工作上的修改错误，但内心却十分委屈。秦兆阳还言辞恳切得表达为修改稿件付出了许多辛苦，“熬了若干个夜，忍受着头晕，加重了胃病”[16]。臧克家和郭小川对编辑部“文责自负”的要求，以及最高领导人的批评，无疑也加重了编辑对职业责任的进一步反思。如何平衡作者“文责自负”和“编者把关”的矛盾，成了摆在期刊编辑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编辑把关”：“十七年”时期文学编辑的责任与修改困境

《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人民文学》1952年2月号

秦兆阳之所以觉得委屈和有苦难言，其根本缘由来自“50—70”年代文学，加之于期刊编辑的责任和负累。现代文学编辑的任务集中为搭建创作队伍、组织来稿审稿、挑选重点作品，“在文稿处理加工领域费力不多，以‘文责自负’名义心安理得地编发作品而不会去过多干涉作家的作品”[17]。而进入50年代，编辑的工作被纳入国家机关组织，其工作量陡然增加，不仅要承担基础的编发工作，还对作家作品有着思想审查、培养业余作家队伍、教育广大读者等任务。就像茅盾在编辑座谈会所说，编辑是文学作品的第一个读者，是连接作家和读者的中间枢纽，编辑既要对作者负责，又要对读者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编辑被赋予的职责和任务不断提升，这首先体现在编辑需要对作品进行“思想把关”和“价值引领”。例如《人民文学》编辑部曾对编辑有以下要求，“文艺的编辑工作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工作，而首先是一种思想工作”。“编辑人员思想的性质是直接决定刊物的性质的。如果一个编辑的思想错误，他也便不可能带给读者以内容正确无误的读物，便难免把读者引入迷途。”[18]对文学编辑来说，如果没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度，那就无法鉴别来稿的思想倾向，无法对其思想价值作出判断，很容易刊发具有错误思想的作品，例如《人民文学》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方纪《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丁克辛《老工人郭福山》等作品的刊登，就是犯了没有认清作品思想倾向的错误。同样，如果期刊没有及时对错误的作品进行表态，也很容易受到批评。例如《人民文学》编辑部在批评《武训传》时，就只刊发了一篇批评文章，便被有关部门申令整改。《人民日报》编辑部因为没有及时对陈其通四人的联名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进行反驳，而被斥责为“死人办报”。因此在50年代，文学编辑的作用首先是文艺作品思想的一道防守线，必须警惕和防止那些所谓的具有错误思想的作品，这也使得但凡所刊稿件出了问题，编辑部便被问责，动辄得咎。就像在编辑座谈会上，《人民文学》副主编葛洛提到，编辑选稿刊登后，“刊物所分担的责任似乎太重，因而有些不合理（如一篇作品发现内容有错误时），作者作检讨，刊物也要作检讨”[19]。《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对此也提出了不满意见，“文责究竟是自负还是由编辑部代付的问题。应当是自负。但过去社会观感却不然，刊物上登出什么文章出了毛病，就怪编辑部”[20]。

其次，对文学编辑培育文学新人的希冀和要求大大提升。为迅速扩大作家创作队伍，提升工农兵作家的写作能力，文学机构常依托期刊编辑回复作家来稿，指正业余作家的创作问题。《文艺报》《长江文艺》《河南文艺》《山东文艺》《翻身文艺》《苏北文艺》纷纷发起“文艺通讯员”运动，提倡和鼓励工农兵作家来稿，以培养文艺的新生力量。许多期刊编辑在承担基本工作之余，还要给业余作家和通讯员回信，不定期出版通讯员内部刊物[21]。据《翻身文艺》编辑南丁回忆，刊物“来稿甚多，来信甚多，不用的稿件，每稿必须书写具体意见退还，每信必复”[22]。不仅如此，编辑部还要定期召开文艺座谈会、文艺讲座等活动，与业余作家加强交流和联系，“《火花》编辑都传阅作者初稿、研究提纲、提意见、座谈、个别交谈，有的甚至将初稿、改稿、定稿三番五次地传阅，帮助修改，这已经成为文联干部、作家的经常工作”[23]。《河南文艺》制订编辑计划特意讲道：“编辑部应经常轮流下厂下乡，其任务是重点培养通讯员”，具体做法是：“1. 确定对象，重点培养，应订出计划，由编辑部派人下去具体帮助。2. 经常召开通讯员座谈会，指导写作。3. 办好通讯员内部刊物，争取每月编印一期，内容力求切合通讯员的实际需要。4. 吸收通讯员均须经过试稿，慎重发展。”[24]

实际上，业余作家的文化水平较低，更谈不上具备良好的写作能力和较高的文学素养，文学编辑们面对海量的业余作家投稿时，往往无从下手，不能直接刊用。《天津日报》编辑董存章曾谈到这样的苦恼，“终日面对着许多字迹潦草、文理不通，枯燥无味的来稿，纵然看得人头昏目眩，但把希望总还是寄托在它们之中。对它们一篇一篇地阅读着、揣摩着、思索着；这一篇不好，希望就转到下一篇……烦恼啊！”[25]为了更好地提高业余作家的写作能力，期刊编辑部不断加大培养作家专业性的力度，创设了业余作家专栏。例如《长江文艺》的“长江文艺通讯员之页”上，编辑部派编辑专门撰写文章，发布文艺相关的基础知识，以“编通往来”“文艺问答”等形式解答他们创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长江文艺》2卷第3期的“编通往来”上，有编辑写到，希望业余作家写翻身情节时不要强调翻身后的大吃大喝，要关注春耕生产运动，因为土改翻身后的目的是发展生产。2卷第4期的“文艺问答”栏目，刊登《工人如何学习写作？》一文，引导工人创作不要一上来就写大事件、大题材，应该先从一件小事、一个人开始写，循序渐进地掌握写作的技巧与要领。同时编辑希望作者写具体事件，不要写成理论空话，实在一个人没能力写成，可以几个人凑合着写。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编辑们面对初学写作的作者所付出的工作和努力，可以用费尽心力、用心良苦来形容。正如秦兆阳在编辑座谈会上说，来稿可直接刊用者少，好作品更少，再加上发稿时间紧迫[26],“对那些基础较好但不完整的作品，就把它修改得完整一些好一些——以提高刊物的质量”[27]。韦君宜对此表示赞同，她在座谈会上一直站在编辑部的视角发表意见，对秦兆阳的许多观点都有同感。她认为，编辑改稿问题确有现实性困难，一方面青年作家都愿意编辑部能提供修改意见；另一方面，“退给本人改改不好，常常就代他改了。这样一改，易出毛病，要不改，这些投稿能刊用的机会就会减少。这也是为难的问题”[28]。《北京文艺》编辑李岳南也说，稿源不充足时便会采用“改稿”的办法，“但是原封不动，又用不出去，于是我们便亲自动手改用了”[29]。在面对秦兆阳修改遭批驳的情况下，韦君宜、李岳南等人从编辑的现实工作困境出发，为其做出了保护性的声援，是难能可贵的[30]。

萧也牧：《编辑·作者·作品》，《文艺报》1956年第22号

事实上，有关编辑改稿的问题，许多编辑都在尊重作家“文责自负”权利的同时，力图对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进行把关。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萧也牧曾说，“我以为，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应该是‘文责自负’的。但这并不是说，作家把一部作品交到编辑部，编辑的责任仅止于‘逐字逐句地阅读一遍’而后，拿去付排就是了。其所以要看，而且要‘逐字逐句’地看，就是要看看出版这部作品，是否对读者有益，即使是可以出版的，也需要看看这部作品，包括它的内容和形式，还有什么需要改进而且可以改进的地方。”[31]林元说编辑如果不问来稿艺术质量，“一字不改、每稿必用，必然会影响刊物质量，对读者不负责任”[32]。王蒙在编辑座谈会上表示，秦兆阳的有些删改，弥补了自己艺术表现经验的不足，使得作品更精炼、更完整[33]。萧乾在会上提出，编辑是文化事业中的无名英雄，任劳任怨地承担分内工作。而且编辑是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以“头脑清新、细心在行的读者身份，帮助作者提高作品质量是编辑的天职”。因此，萧乾明确反对只要打着“文责自负”的口号，就不修改文稿的方式。萧乾言语之间，对秦兆阳的修改之举是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认为他是做了编辑的分内工作，“谁也不能保险做得都恰当”。“问题绝对不是应不应该改，而是怎样去改：是硬改呢，还是跟作者商量着改。是编者动手改呢，还是启发作者去改……我认为《人民文学》有责任也有权利指出王蒙同志作品中的缺点，和他商量，帮助他修改。”[34]

从《人民文学》的刊登稿来看，秦兆阳修改后的《组织部》并非只是使作品“不健康的情绪更加明确了”，而是含括了编辑本人对现实主义问题的认识和观念，体现了文学编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换句话说，秦兆阳修改的本意，一定源自编辑本身的艺术旨趣和职业操守，必有不可不改之冲动才促发了修改行为，那么秦兆阳所依据的修改准则又是从何而来呢？这就促使我们继续探究，1956年秦兆阳的编辑实践以及他对文学性的坚守等问题。

三、广阔的现实主义：文学编辑对文学性的坚守

文学编辑在文学生产和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绝不仅限于对单独一个作品进行文辞润色和内容修订，重要的是编辑的审美趣味、艺术眼界和文学观念，不仅会影响期刊的选稿标准和出版格局，还会制约并形成特定时代的文学风尚和审美潮流。以秦兆阳1956年在《人民文学》的编辑实践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编辑在引导现实主义文学思潮、鼓励杂文创作、发扬探索性文学精神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史料考察，因受到了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鼓舞，秦兆阳雄心壮志，力图在“国刊”《人民文学》上干出一番事业。秦兆阳于1955年底调任至《人民文学》编辑部担任副主编，从1955年12月号至1957年1月号，一年时间共编辑出版整14期刊物[35]。在秦兆阳主事期间，刊物在栏目设置、编辑计划、选稿风格等方面都进行了革新。其产生较大影响力的有以下几方面：

《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57年1月号

第一，增设“短论”“创作谈”等栏目，给予作者“讨论创作问题，揭示创作秘密，摸索创作途径，交流创作经验”的争鸣园地。有意引导扎实短小、精炼独特的杂文文风，比如要求“创作谈”栏目的文章，“应该大都是掐头去尾的没有论文架子的文章，也就是比较短小切实、甚至是类似散文或小品文的文章”[36]。因此在这两个栏目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的杂文，如李诃《从套子里走出来吧！》、巴人《生活本身是公式化的吗？》、白榕《反对庸俗的拉稿作风》、何直《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秋耘《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何直《关于“写真实”》、回春（徐懋庸）《“蝉噪居”漫笔》等。这些杂文在艺术风格和审美旨趣上相近，体现出对现实生活中不正之风的纠偏意图。它们或讽刺当时文坛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积弊，或反对编辑拉稿、组稿时的随意现象，或批评领导干部不尊重文艺规律随意指挥的乱象，或以强烈的理论自觉抨击廉价的乐观主义，呐喊道，“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胆量去揭露隐蔽的社会病症，没有胆量去积极地参与解决人民生活中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胆量去抨击一切畸形的、病态的和黑暗的东西，他还算得是什么艺术家呢？”[37]

第二，鼓励走广阔的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大胆地“干预生活”，提倡写揭露社会矛盾的“侦察兵式”的特写，讽刺性小说、剧本、相声等。秦兆阳较早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反思，早在1953年，秦兆阳在《理想与现实》中就提到，现实主义文学不能停留在平面的“反映现实”的层面，“认识现实的愿望必须与改造现实的愿望和热情的实践结合起来”，对作家来说，需要“善于发现真实的先进事物，以及阻碍生活前进的最深刻的痼疾”[38]。主事《人民文学》后他又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一条狭窄的路子。它是能够充分发挥创造性，能够创造多种风格，能够描写各种题材的极其广阔的道路；它本来就包含着极大的、发动积极因素和广泛团结的可能性”[39]。基于此，秦兆阳上任后便起草《人民文学》改进计划方案，鲜明地提出倾向刊登大胆揭示社会问题的作品。“凡是尖锐地、深刻地、具体生动地反映了现实斗争（尤其是当前的现实斗争）中的矛盾冲突的作品，大胆揭示问题的作品；凡是表现了先进人物的鲜明形象，或尖锐地、集中地批判了落后事物的作品，都是应该受到重视和表扬的。不提倡那种不痛不痒的、缺乏政治敏感性和政治热情的创作。”[40]

面对文坛中人不敢写“阴暗面”，不敢暴露黑暗，怕出漏子的创作心态，秦兆阳理性地分析何为“干预生活”的创作方法，“干预生活，就是要研究生活，思索和解释（解剖）生活，而且要在生活里对生活有所行动”。只有这样，“他自然会对生活有自己的独特的眼光；当他审视他的描写对象的时候，自然就会从不是一般化的角度去看”[41]。在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秦兆阳反对庸俗化地理解现实主义，抨击那些“只是肯定的现实主义”和机械地“强调文学艺术配合任务”的创作方法，认为这样创作只会将生动的现实生活简单化、图解化，从而缩小了现实主义的原则。秦兆阳引导作家大胆地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不必锚定惊人的英雄人物事迹，而要在普通人物和普通事件中寻找典型，观察“一般人所注意不到的，深刻的，因而也是似乎不大普通的东西”。在平凡的人事生活中，超越平庸和浅薄，发现独特而深沉的内容[42]。反观秦兆阳对王蒙小说的修改，其表层效果虽然删去了“光明”的尾巴，模糊了主要领导的正面形象，但却意图凸显社会矛盾，引发读者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这与其主张的发挥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运用开放、包容、多样化的编辑趣味，形成“拼盘”的编辑风格，以呼应“双百方针”政策。秦兆阳认为，50年代以来许多刊物的问题是面孔单一，没有形成刊物的独有特色，原因就在于期刊编辑的思想比较保守，在选用稿件的文风和倾向上是大体相同的。“‘百花齐放’这个方针运用到编辑工作上，应该有适当的宽度”，例如要突破僵化的题材设置，大胆选用爱情题材的作品；在文体形式上不拘一格，“刊登小说的同时，提倡各种各样形式的特写、散文、通讯，你就可以选出许多好的来发表，于是就可以得到逐步提高质量的效果”。对此，秦兆阳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刊物应该像饭馆餐桌上的“拼盘”，强调从内容到形式尽量多元化。此外，秦兆阳特意提到，编辑要敢于刊发有理论创见和突破常规观念的文稿，“你要它有主张，又不允许它犯错误，结果它没有主张，或者跟你的主张一样，大家一样就没有错误，没有错误就形成一个总的错误——文学事业的衰退”[43]。

在揭露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和“拼盘”性的编辑理念之下，秦兆阳主事的14期《人民文学》刊发了众多经典的、独具探索意识的小说6篇、特写4篇、杂文31篇和剧本1部，还包括秦兆阳亲自撰写的论文和讽刺性杂文（除《编者的话》之外）共8篇。可见编辑在开放自由的时代下，表现出对文学事业的强烈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对开拓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勇气和决心。这份执着和坚守幻化成对“几百万份”稿件的修订，也包括对王蒙小说的“修正”。尽管从一开始，秦兆阳并未想到这样修改所带来的问题，足以改写他的人生轨迹。

结语

“百花”时期，文学期刊编辑座谈会是对文学编辑业务规范、编辑问题的一次大展览。一些作者不满于文学编辑粗暴的修改稿件，从而影响作品的整体风格。在通俗文艺出版社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友鸾曾对编辑乱删乱改的现象进行犀利地批判[44]。中国作协党组围绕王蒙小说修改问题展开的座谈会，批评了不经作者同意、行使编辑修改权的问题，进一步明确，文学编辑理应征得原作者的意见后再进行文本修订。

另外，50年代文学编辑的修改行为来源于特定时代赋予文学编辑的修改责任。秦兆阳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在艺术上是为了实现对现实主义文学类型更深层次的探索，使小说更具暴露性和讽刺性。在原则上确实违反了编辑修改原稿的工作流程，但也正是这个显在的失误，透露出“百花时期”期刊编辑工作的问题和困境。背负思想包袱的期刊编辑，不仅要筛选出有艺术水准且符合主流文学审美理念的作品，在改稿、组稿、发稿的日常工作之外，还肩负着培育文学新人的重要职能。思想引领、价值核准、培育新人，以及对作品的文学性要求，这些复杂因素的合力形成了50年代文学编辑修改工作中的集体困境。如果期刊仅仅依靠“文责自负”的理念，放弃“编辑把关”的原则，也会一定程度上忽略编辑的劳动性和创造性，难以使编辑发挥其提升作品和刊物艺术质量的作用。这也是为何众多的期刊编辑在座谈会上现身说法，为秦兆阳的修改行为进行辩护的主要原因。

梳理编辑座谈会的来龙去脉，既可以透视50年代文学编辑的修改规范，察觉期刊编辑面临的具体问题，还可以发现“百花时代”的文学盛景，离不开文学编辑的积极探索。文学生态健康发展与繁盛生长的背后，较大程度上依托着许多在文学现场默默无闻的编辑的辛苦付出。这些编辑的心声在座谈会上显露无遗，“‘百家争鸣’后编辑人员中有一种观望、等待、缩手缩脚的情绪；有的在处理稿件时不敢负责，免得受批评；有的感到对自己的要求过高，干不了，要求去进修”[45]。研究者应该对文学座谈会的历史细节展开学术探讨，进而分析会议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丰富对文学史事件的理解。从研究编辑座谈会出发，还可以获得如下的宝贵启示。文学期刊在处理好“文责自负”和“编辑把关”的同时，也要信任编辑的文学判断和审美趣味，鼓励编辑大胆地开展文学实验，给那些真正具有创新风格和理论突破的作品以发展的园地，建构更为开放、包容和自由的文学空间，将实现“双百”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注释：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青年出版社与‘红色经典文学’生成机制研究”(23CZW049)的研究成果。

[2] 刘绍棠、从维熙：《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文艺学习》1957年第1期。

[3] 李希凡：《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文汇报》1957年2月9日。

[4] 马寒冰：《准确地去表现我们时代的人物》，《文艺学习》1957年第2期。

[5] 参见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长城》2006年第2期。

[6] 转引自谢泳：《重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

[7] 郭小川1957年4月14日的日记，《郭小川全集》（第9卷），广西师范大学2000年版，第76页。

[8] 参加座谈会并发言的有：中国作协主席茅盾，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中国作协秘书长郭小川，《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和葛洛，《诗刊》主编臧克家，《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译文》编辑陈冰夷和萧乾，《新观察》主编戈扬，《解放军文艺》编辑陈斐琴，《北京文艺》编辑李岳南，作家王蒙等人。

[9]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第7版。

[10]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第7版。

[11]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第7版。

[12]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第8版。

[13] 参见《〈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14]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第7版。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2年（第4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16]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第7版。

[17] 颜同林：《普通话写作潮流与文学语言的当代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18] 《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人民文学》1952年第2期。

[19]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第8版。

[20]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第8版。

[21] 参见丛新强、毛金灿：《论建国初期中南区的“文艺通讯员运动”》，《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2年第3期。

[22] 南丁：《和云的亲密接触》，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页。

[23] 木亘：《一页“流水账”》，《火花》1957年8月号。

[24] 《河南文艺》编辑计划，《河南文艺》1954年1卷1期。

[25] 草千里：《欢欣和苦恼》，《文艺报》1956年第22号。

[26] 在另外一场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秦兆阳表达过类似观点，“我不是天生爱修改稿子，也没有这个瘾，也不想沾作家的光；但还是得修改。为什么？因为刊物出不来，而刊物出不来编辑要负责。”秦兆阳还表示，因为新作者语文程度低，经常文理不通，文风不严肃，“我这几年改了差不多有几百万字的稿子，可以称得上改稿大王，但我一边改，一边在生气”。修改“几百万字”，可见文学编辑工作并非易如反掌，而是经常千头万绪，困难重重。参见《秦兆阳文集》（第5卷），武汉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136页。

[27]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第7版。

[28]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第8版。

[29]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第8版。

[30] 据葛洛说，韦君宜发言是在第一天的座谈会上，因说了编辑的甘苦困难，受到了批评。“白羽同志并布置陈冰夷勿谈编辑甘苦，只谈检讨。据葛洛估计，戈扬发言也是经过布置的。因而会上形成了一面倒的意见，好像编辑部真的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关口。”《秦兆阳文集》（第5卷），武汉出版社2016年版，第492页。座谈会上的言论其实有一部分是预先布置和计划的，在这种情况下，韦君宜、李岳南和萧乾等人的肯定性声援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他们能站在编辑的立场，实事求是地分析编辑修改行为的利弊，比单纯表态和批判更见编辑品格。

[31] 萧也牧：《编辑·作者·作品》，《文艺报》1956年第22号。

[32] 林元：《也请听听编辑的声音》，《人民日报》1957年5月18日。

[33] 参见《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第7版。

[34]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第7版。

[35] 据王培元说，主编严文井因为批评路翎小说时受到指责，情绪低落，因此实际编辑工作是秦兆阳承担。参见《编辑大家秦兆阳》，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8页。另外秦兆阳说，1957年1月以后便辞去了《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工作，因此自1957年1月以后的刊物不应该由秦兆阳负责，参见《秦兆阳文集》（第5卷），武汉出版社2016年版，第497页。

[36] 《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57年1月号。

[37] 秋耘：《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38] 秦兆阳：《理想与现实》，《秦兆阳文集》（第5卷），武汉出版社2016年版，第73—74页。

[39] 《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57年1月号。

[40] 《“人民文学”改进方案（草案）》，《秦兆阳文集》（第5卷），武汉出版社2016年版，第412页。

[41] 何直：《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人民文学》1956年6月号。

[42] 参见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43] 秦兆阳：《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秦兆阳文集》（第5卷），武汉出版社2016年版，第140页。

[44] 木杲：《通俗文艺作家的呼声》，《文艺报》1957年第10号。

[45] 《文化部各局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的情况汇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6年（第8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