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燕园“三剑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燕园“三剑客”，90年代以来走着相近，但也不同的道路。钱理群先生时刻感到有无形的鞭子在驱赶、鞭打着他，他经常说“要赶紧做”。这来源于他内心紧迫的焦虑。他似乎有无尽的精力。文章、论著源源不断。奔走于全国各地参加各种活动、会议，发表演讲，指导青年。每时每刻、不屈不挠地发掘着、阐发着鲁迅，以之为拯救社会颓败、重建国人崇高精神的思想之源。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诸多社会、政治问题，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农村教育问题……都积极关注、参与。他显然不将自己定位于书斋“学者”，愿意扩展成为一个“介入”的，对社会问题发言，并参与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虽然已是七十高龄，却仍然“日夜兼程”（不是比喻意义上的）。在会议上，有时似乎已经睡着，但只要有紧要的问题、观点提出，立刻狮子般圆睁双眼，精神抖擞或反驳，或支持地激昂陈词。曲折复杂的当代史，以及个人的经验告诉他，理想主义如何被专制、民粹崇拜、狂热的宗教、道德迷狂所纠缠，他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并不因此将理想，将启蒙精神如敝屣般委弃，作为与各种体制合流的自我辩护的理由。从这样的意义上，虽然他也有哈姆雷特附灵，但“本质上”其实是堂·吉诃德化身。他仍顽强地以言、行，以他的英雄主义，以他对历史，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有限度的）乐观态度，让“乌托邦”继续成为动人的“诗篇”。
陈平原则好像走向“学人”道路。90年代初和朋友创办很有影响的《学人》杂志，提倡文学史和学术史研究，主编文学史和学术史丛书，强调“学术规范”，都说明这一点。在90年代思想、学术分化中，这有时被看作一种“退却”。不过，却也不是那种不问窗外事的学究式的皓首穷经。以“学术”来“依托”人间情怀，关切现实，是他选择的基本路径。而开拓、创新学术路向的那种“学术带头人”角色，更是他自觉的承担。小说叙事方式转型研究，近现代学术史的梳理，武侠等现代通俗小说类型研究，大学体制的问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晚清”的位置……以及方法上“触摸历史”等的提出，都在学界产生相当的影响。在“组织”学术“生产”上他似乎有更大抱负，但有些时候质疑“正统”的坚持异见，桀骜不驯，自然不能获得某些掌权者的欢心，这在他任职的，具有“科学、民主”传统的学校，也不例外。2009年春天，他被委任为北大中文系主任，对此，严家炎先生的感慨是：“已经晚了十年！”行动思维言语，透着潮州人的精明敏捷，但较少潮州人的狡黠算计。讲话并不抑扬顿挫、追求“卖点”，却直接尖锐，少有虚言铺垫，有时也让人搁不住面子，下不来台。组织会议，举办活动，从不以高低（官职）贵贱（财富）为序，从不请各级官员坐主席台来光耀门面，而知名学者与在学学子也享有同等的发表见解、争论辩驳的权利。眼界甚高，轻易不会说前辈、同辈学人的好话，更不要说学生；即使是前贤、师辈，也遵循先明事理，后讲长幼的立场。不过也不总是板着面孔、咄咄逼人，天真可爱之处也随处可以发现。90年代末某年初冬，北大出版社在蓟县长城脚下的宾馆召开选题会议，我和他同住一个房间。他提议在清晨日出之前去爬长城。我觉得正午、傍晚都已登过了，不大想去。他坚持说时间、光线不同，情形会有很大差异。我不想被他看作是个没有情趣的俗人，只好天没亮就跟着他在寒风中簌簌发抖。在蓟县的两天里，他晚上都要在服务台给“夏君”（夫人夏晓虹）打一个钟点电话（那时手机还是稀罕物），从会议议题，发言观点，会议趣闻，到一日三餐饭菜花色品种一一禀报，让我们这些旁观者唏嘘感动不已。潇洒的日子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有现代“小资”的情调，也充满传统“士大夫”的情趣：上任之后在中文系组织的定期学术活动，起的名字不是“研讨”“座谈”，也不是“沙龙”，却是“清议”。
比较起来，黄子平要“边缘”得多。有点沉默，也有点诡秘。身居南方那座国际化，却绝对不是政治、学术中心的繁华都市。“边缘”是一种窘境，但也是一种选择，并经过自身的争取，成为一种优势位置。不管是从“物理”角度，还是心灵方面，他这些年多少经历了他所说的“流动”。流动“除了彷徨，苦痛，格格不入”，也有“正面”之处：这就是“多重参照的视觉带来‘惊奇’”（黄子平著《害怕写作》香港天地图书2005年版，第212-213页）。十几二十年来的著作，除《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边缘阅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两本外，就是出版于80年代的《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浙江文艺出版社），和一本薄薄的随笔集《文学的“意思”》（浙江文艺出版社）。这个情况，他自己解释说，生活的辗转，“身心二境的无法沉潜”，是重要原因之一。他任职学校工作的繁重，也应该是另一方面。但也许又是一种慎重和矜持，并由此转化的“文体”态度。在他那里，“文体”与“人生”之间本难区分。在评说某一作家的文章里他说，“要写得简单而不贫乏，沉稳老实而又并不犬儒自卑，真的很难，很难。”“很难”两字做这样的重叠、强调，这种表达方式在他很少见。当然，由于对自己的写作要求很高，期待“一鸣惊人”，就出言谨慎，惜墨如金。这种保持写作、发言所具有的震惊效果，既来自厌弃人云亦云，平庸委琐，追求创新的强大动力，但有时也会成为一种颇为沉重的心理负担。
但是，也还有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于写作、“对于‘言说’的深刻怀疑与警惕”，包括对写作与权力的复杂关系的认识。《革命·历史·小说》的第十章是“灰阑中的叙述”，讨论香港作家西西的小说《肥土镇灰阑记》。虽然放在书的最后，写作时间上其实最早。西西在这个故事里，携带着她所处的历史时空向那个古老的故事提出质询。她改写了《灰阑记》，让在过去的文本（李行道的，布莱希特的……）中那个没有一句台词，立于灰阑中被争夺的孩子开口说话，让“弱小者”发出声音。黄子平认为，西西让马寿郎做出“灰阑中的叙述”意义重大。可是，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另一种怀疑也随之而生：在这喧嚣嘈杂的世界上，这些“灰阑”中微弱的话语谁能听到？谁愿意倾听它们？谁愿意肯定它们自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一方面，“身在灰阑之中，则试图倾听异时异地的灰阑中的声音（无论多么遥远而微弱），以观照自身的生存境况”，同时，“也似乎因自己的叙述汇入这些声音而（在想象中）‘挣出’了灰阑……”与钱理群的坚定的英雄主义相比，这看起来有些“低沉”，有些“悲观”，不过，也是对英雄主义的一种必要补充。有了上述的怀疑，有了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识，也就有了“限度”的意识，事物不再看得那么绝对，对自身力量的估计也不再那么膨胀。因而，叙述也就“不再是慷慨激昂地大喊大叫”，更大可能的，“是理智的，温婉的，满怀期望又无可奈何的”。在黄子平看来，“智性而温婉的话语，才有可能具备持久的内在力量”。这也就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人生的，和文体形态的特征的概括。
问题也许不在文字的多少。“宏观研究”“深刻的片面”“革命历史小说”等概念和问题的提出，“边缘阅读”策略的运用，有关人的困境和“挣脱”这一困境的思考，与钱、陈二君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框架，连同“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工夫也没有”的难登大雅之堂，却仍经常在大雅之堂征引的名言——这一切，似乎都已经成为八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遗产”了。那么，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