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人走茶不凉——补记“汪曾祺在上海”
从汪曾祺教书的致远中学出发，沿成都南路往南，穿过钜鹿路，便是第二条横马路蒲石路（以法国律师Louis Alfred Bourgeat之姓为路名，1943年改为长乐路。汪曾祺旅沪期间上海人仍习惯称之为蒲石路）。编辑家、作家和翻译家范泉（徐炜）大约1947年底从山阴路132弄6号乔迁至蒲石路662弄履安邨9号，经常在家中接待初登文坛的青年作家。范泉主编的名刊《文艺春秋》隆重推出汪曾祺四十年代后期两篇重要小说《绿猫》《鸡鸭名家》。不知“听水斋”主人可曾就近登门拜访过这位芳邻，但文学史肯定要记住《文艺春秋》与汪曾祺的不解之缘。
四十年代激烈抨击汪曾祺的文章，当首推楼适夷《一九四八年小说创作鸟瞰》（香港《小说》月刊1949年2月二卷二期）。这位生性鲁直的左翼文坛宿将以《鸡鸭名家》为例，指出汪氏小说“发掘了民间特殊技人而加美化”，确有“非常动人的景象”和“幻美的迷力”，但“沈从文所代表的现代主义的另一种幻美的倾向”也跃然纸上，这主要表现为“作者用欣赏和恋惜的情怀去对待生活，甚至把生活当书斋的小摆设，他的企图依然只是把人引离现实世界”。
抗战胜利后楼适夷返回上海，1946年6月至1947年11月编辑《时代日报》副刊“文化版”，一如既往广泛接触沪上文坛各路英豪。该报编辑部设在老成都北路973号，紧邻致远中学。汪曾祺《绿猫》一大段关于高尔基的议论，触及当时四处弥漫的俄苏文化气息和激进的文学观念。“苏商”背景的《时代日报》以及三十年代在狱中就开始翻译高尔基的楼适夷，客观上都处于汪曾祺扫射范围之内。
楼适夷并未在《文艺春秋》发过作品，却是该刊座上客。1947年3月《文艺春秋》4卷3期“推荐新人问题笔谈会”，“适夷”大名赫然在列。1947年4月25日他又应范泉之邀参加了“文艺春秋社”主办的“五四文艺节座谈会”（笔录发表于1947年5月出版的《文艺春秋》4卷5期）。当天出席者还有臧克家、许杰、陈白尘、孔另境、安娥、刘北汜，其中与汪曾祺熟悉的臧克家、刘北汜或许向楼适夷介绍过汪曾祺。当然楼适夷也有可能早就读过汪曾祺天女散花一般发表于平津沪三地的作品。
为何到了香港之后，楼适夷才公开谈论汪曾祺？一是如长文“附记”所说，他在香港能读到《泥土》《蚂蚁小集》等平沪两处左翼文学刊物，知道内地左翼青年作家圈中正流行所谓沈从文“集团”与“小喽啰们”的说法，这自然有助于他更精准地将汪曾祺锁定为沈从文的追随者。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是香港《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1日“第一辑”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等文已经向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发起集团式猛攻。楼适夷鸟瞰1948年的小说创作，顺便提到汪曾祺作品“看似无害的风格”，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沿致远中学所在的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往外滩方向步行，很快就能走到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72号《大美晚报》。汪曾祺1983年发表于《上海文学》的短篇《星期天》回忆他蛰伏“听水斋”，“和一个在《大晚报》当夜班编辑的姓江的老兄住另一间”。该室友可能就是《大美晚报》编辑江流。
1948年7月至11月，江流与“二唐”（汪曾祺好友唐湜以及汪在致远的后任唐祈）协力为《大美晚报》编辑文艺副刊“新写作”，创刊号和第二期即连载汪曾祺小说《邂逅》，此外还刊出汪曾祺到北平之后写给致远诸友的《信》（受信者日后都成了《星期天》的人物原型）。
江流为“新写作”撰写《一抹斜阳——代创刊辞》有言，“关于‘新写作’我不想多说话，只原则地说，是文字的新的运用。汪曾祺的作品便是一个好例。”这是借“汪曾祺的作品”为“新写作”树立标尺。《大美晚报·新写作》几位同仁在汪曾祺离沪赴北平之后，仍不遗余力扩大其文坛影响力。人走茶不凉。
由于江流和“二唐”的提携，汪曾祺在致远教过的女学生张希至以及女同事赵静男都有作品刊载于《大美晚报·新写作》。汪曾祺在上述《信》中询问“赵静男仍在致远否？她问过我一点问题，虽也好几个月了，仍想为她一解答也。”辞气洒脱而朦胧。可惜赵静男在汪曾祺视野里一去杳然，再无声息。
陈敬容随蒋天佐奔赴香港，“诗友”唐祈心无所寄，遂恋上学生张希至。可惜缘浅难偕，很快劳燕分飞。张希至五十年代见过供职于《说说唱唱》的汪曾祺。汪曾祺“复出”之后，她几乎“每年必去看望”。1995年当张希至展读汪老师赠送的《星期天》时，天地玄黄之际沪上小人物的离合悲欢，也只能见到冰山一角了吧？
2026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