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文学魂——追忆周晓先生
我自1982年3月调入少年儿童出版社后，在《巨人》杂志当编辑，当时的《儿童文学选刊》和《巨人》是“兄弟刊物”，都创刊不久，各自都气势如虹。《儿童文学选刊》我很偏爱，期期都看，感念那些大胆而前瞻的作品、目光如炬的点评、极富个性的办刊风格、新锐和古典并存的审美，还能从字里行间确信编者的才华和文学激情。
《巨人》编辑部在主楼的一层，办公室里终年不见阳光，所以每逢午休，我会去花园里见见日光。去得最多的是小楼，那里有一间阳光普照、文艺气息浓郁的“会客厅”，每到中午，聚集着各部门的美编、文编、作家、画家，人来人往，谈笑风生，一起享受日光。一次，聊到有趣的话题，一个女画家开怀大笑，笑声响得出格，一旁的编辑忙示意她克制、不要喧哗，用手指朝上指了指，说：“人家老周在。”
会客厅有一条直直的楼梯通向二层，那朝着楼梯口、小如储物间的斗室，正是《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后来我才对上了号，知道编辑“忌惮”的“老周”，是《儿童文学选刊》的主编周晓先生。
不知因空间拥挤，还是通风需要，《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的门通常是敞开的。周晓先生背对房门端坐，中午不下楼聊天，整日在斗室里埋首校稿，用红笔圈改错字、删改冗文、修正标点，字字斟酌。要是外面的喧闹声打扰到他，他就把门紧紧关上。
我从大家的表情猜出，跻身于斗室的周晓先生老派、古板，和年轻编辑时尚的、日渐宽松的生活状态有点格格不入。
不久我见到了周晓先生。那是一个雨天的中午，他身穿雨衣，手上拎着一个沉重的黑包，从笔直的楼梯走下来。他比我想象中年老，五十来岁，头发花白、额头宽阔，面相斯文，说话中气足，但说得快了，会有轻微的卡顿。
有人问他去哪里，他说，要带着清样赶去常熟印刷厂。
再后来，在出版社的座谈会上，我认识了周晓先生。我尊称他为周老师，他喊我小秦。每次见面，我们会寒暄几句，但是我遇见周晓先生的次数不多。说来奇怪，我好像从没有在社里的食堂或者饮水处等生活场所遇见周晓先生。也许恰好错过了，也许是他对生活小事匆匆解决。
周晓先生和社里其他的文学前辈不一样。当时的陈伯老、任氏兄弟、鲁兵、朱彦、郑马都很关照我，有的和我还相当熟。少有的交往中，我感觉到周晓先生言辞中肯，不像传说中那么犀利，不过他的严谨、学究气质，以及某种耿直，让我和出版社的一些晚辈会本能地感到拘谨，在敬重他的同时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几年过去了，《儿童文学选刊》陆续选登我的《新锁》《少女罗薇》《四弟的绿庄园》《失群的中学生》等作品，还编发了相关评论，后来还编发了我担任责编的很多作品，如《空屋》《啊，小百合》等，但我和周晓先生依旧不熟。
时间到了1989年，有社领导来征询我的意见，问是否愿意调去《儿童文学选刊》，说周晓先生已超龄，让我先担任副主编，再接任主编。我的眼前瞬间出现画面，闪过周晓先生装着刊物清样的死沉的黑包。第一反应是摇头，因为我认为自己更适合创作，不能承担超负荷的重任。过了几天，社领导再次找来，说社里尝试陆续选了其他接任者，因各种原因，都被周晓先生婉言拒绝，他要为心爱的刊物寻找靠谱的后任，正是他提名我的。
后来，出自对周晓先生以及当年的《儿童文学选刊》的敬意，我答应了下来。《儿童文学选刊》是新时期儿童文学佳作迭出的阵地，青年作家们渴望被看见，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以作品入选《儿童文学选刊》为荣。正是周晓先生带领的“选刊”，努力托举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力量，成就了一批有为的作家。很少有这样的刊物，让我每一期翘首以待。
刚就任时，我不太适应狭小编辑室堆满油墨清样、读者来稿、译稿、旧书的环境；桌上台灯昏黄，油墨味、纸张味混杂。但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常被周老师的工作状态所感动，并亲眼见证了他的严苛。刊物的每一篇选稿都要经过再三讨论。读到好稿，他拍案叫好，整个编辑部都跟着他唯作品论高低，六亲不认，同时注重新锐的视野，饱满的激情，以及纯正的文学趣味。虽然也有人认为这有点偏激，但至少它的初心是极其清澈的，没有一点污泥浊水。
在退休前一年多的日子里，周晓先生敦厚的身影总是执着地出现在编辑部。每日每时，只要对刊物有益，事无巨细，他都投入巨大的热情。那些经过校对的稿件，他还是一字不肯放过，盯着一个个版面看，错字、漏句、语病必全部标出，排版行距、标点格式皆有规矩，职业的洁癖让他毫不妥协。
我敬佩他，但也怕自己也会“陷进去”。结果，周晓先生的“爱刊如命”，以及独一份的使命感，还是深深地影响了我。从1991年至1999年我担任《儿童文学选刊》主编期间，一次也没打退堂鼓，凡事尽心尽力，既是出自对儿童文学的感情，还有几分是不想让周晓先生失望。
我和周晓先生成为同事之后，工作上的事无话不谈，但生活上的联系少之又少。有印象的是周晓先生搬迁至宛平路新居时，我和张洁前去祝贺，送了他一个落地的、灯罩是米黄色的台灯。后来的几十年，这个台灯始终在他的客厅里。还有一次，周晓先生出访日本，给我和张洁带回来巧克力。其余那数十年的回忆，全部是有关创作的、工作的。
后面的几年，《儿童文学选刊》和其他儿童刊物一样，面临着发行量和生存的压力。周晓先生无数次给我打电话，商量如何保住刊物。为此，我找到熟悉的银行朋友联系到童车广告，又找来供电局的朋友，赞助《儿童文学选刊》向偏远地区送刊物。那个活动，特意邀请了周晓先生带队，大家一起远赴云南等地参与送刊。
周晓先生退休后，编辑部最紧密的“三人小组”：周晓先生、我、张洁保持着联系，偶尔也聚会、吃饭。2006年起，我被任命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儿童文学卷》。这一文学时段的作品我读过，敬佩过，质疑过，有的甚至遗忘过，但是当我把它们放在一个理性阅读的认识链上，面临的是侧重和选择。思来想去，我决定以《儿童文学选刊》上刊登的作品为蓝本，进行删节和扩充。
我订了清静的茶室，约来周晓先生、张洁，和我一起谈各自挚爱的作品。为这个事我们前后喝过两次茶，一次是中式的，一次是西式的。张洁特意带来全套的《儿童文学选刊》合订本。周晓先生对新时期的作家、作品如数家珍，更令我没想到的是，他还透露了对一些佳作的新想法和别样的专业定义，细致到某些篇章、段落。我们三人对不少作品有惊人的共识，说着说着，感慨起来。我恨不得时光停驻，回到当年在《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漫谈作品时的亲切情境。
后来，我为“儿童文学卷”写下了万余字的序言，将新时期儿童文学分为话语时代（80年代初）、探索时代（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趣味时代（90年代）和之后的多元时代。序言发表前，我特意请周晓先生审读，他表示赞同和祝贺。
再之后，我和周晓先生仍常联系。他每次去南方，也会来电话说一下，怕我们找不到他。那时他说话很大声，和我讨论稿件的事，谈谈近况，也会讨论安装助听器什么的。再后来，随着周晓先生离开家，常住医院，和我的联系渐渐少一些，偶尔通短信，后来则发微信。其间我去医院看周晓先生，明显感觉他的听力越来越差，话也少了。2024年年末去看他那次，他在我们面前努力地稳步走路，露出绅士般的笑容，但是明显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和我们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浅。我感到无助和悲伤，感慨人生的晚秋都悲凉，连周晓先生也难以幸免。可是这般的隔阂，谁也无力挽回。
2025年，我收到周基亭先生的微信，说他去看望了周晓先生。周晓先生一直躺在床上，已经不起来了。我问，得什么病？照片里周晓先生为什么瘦了？他说不是得病，是老了，已经九十三岁。后来基亭还发了一条微信给我说，你若是去看周晓先生，要有心理准备，心里会难过的。我在默默地做心理建设，想着周晓先生听力不好，再去看他要带好纸笔写给他看，字要写大点。又过了一阵，得知卫平去看望了周晓先生，张洁也去看望周晓先生，想着再过一阵吧。想不到，周晓先生辞别了尘世，我心里的不舍难以言说。
2025年11月18日，作为著名的评论家、编辑家的周晓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精辟独到的观点、丰富的论著、对文学的激情，让很多人缅怀、追忆，我们在心里纪念着他的荣耀、他的成就，敬佩着他的无畏、他的率真。2026年3月，从常州回上海的高铁上，我郑重和卫平提起了一个愿想：我们一起策划为周晓先生开一个追思会，纪念他，也纪念那一段璀璨的文学时代，纪念坚守的文学理想的初心和奖掖新人的宽厚襟怀，传承那一份对儿童文学纵深感探索的永久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