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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端午，不仅有龙舟竞渡、艾草飘香，也寄寓着驱邪除恶、祈求清明的愿望。其实，对于晚清法学家沈家本而言，他毕生所追求的，正是在制度层面实现这种“清明”——平反冤狱、废除酷刑、重修律法，使司法摆脱积弊，走向公正。

作为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重要奠基者，沈家本的一生，几乎与晚清法律改革同步展开。

沈家本

疑狱之中见锋芒

沈家本进入公众视野，缘于轰动晚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余杭发生命案。葛品连暴亡后，其母诬告儿媳毕秀姑（绰号“小白菜”）与举人杨乃武通奸并合谋投毒。知县刘锡彤借机挟嫌报复，严刑逼供。案件历经县、府、省三级审理，杨乃武与毕秀姑屡次喊冤。

《申报》持续跟踪报道此案，杨家亲属两度赴京控告，朝野舆论沸腾,举国关注。

案件移交刑部复核后，时任刑部候补员外郎的沈家本受命整理卷宗、研究案情。他没有拘泥于口供，而是从时间、证据和检验结果入手，逐条梳理。

经过细致考证，他发现所谓毒药来源、购买时间、尸检结果等关键证据均存在明显矛盾，而案卷中又处处可见刑讯逼供痕迹。沈家本据此认定，此案证据不足，疑点重重，不宜定罪。

最后，朝廷下令重审，二人终得平反昭雪。

在这场震动全国的疑案中，沈家本并非主审官，却凭借严密的逻辑分析和扎实的律学功底，准确指出案件症结所在。“精于律例”的声名，也由此开始传扬。

秋曹深处铸法魂

沈家本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浙江归安（今湖州）。五岁时，父亲沈丙莹考中进士，入刑部任职，全家迁居北京。

书香门第的熏陶，使他自幼养成酷爱读书的习惯。青年时期随家人辗转湘黔，书籍匮乏，他便四处借书阅读。后来回忆此事时写道：“道远且阻，书多置不携，惟向他人借观。”数年之间，遍览经史子集，眼界大开。

十九岁时，他因校勘古籍中的讹误而受到称赞，却并不自满，而是总结出自己的治学心得：“书不可不多读，不可不稳读。”

与学业上的精进相比，他的科举之路却颇为坎坷。中举之后，又连续三次会试落第，直到四十三岁才终于考中进士。自中举至登第，历时整整十八年。

然而，漫长的科考失意并未消磨他的志向。早在同治初年，他便进入刑部任职，从普通司员做起，长期埋首案牍之间。别人汲汲于功名，他却将主要精力投入律例研究。

在刑部工作期间，沈家本以审案细致、办稿严谨著称。同僚遇到疑难案卷，常请他帮助起草。时任刑部尚书潘祖荫发现，不少精彩案牍竟都出自沈家本之手，不禁感叹：“吾固知非沈君不办此也。”正是在这样的磨炼中，沈家本逐渐成长为刑部公认的律学专家。

读法更知人间事

四十三岁考中进士后，沈家本也并未热衷仕途经营，而是更加专注于法律研究。

光绪十二年（1886年），他刊行《刺字集》，系统考察中国古代“刺字”等肉刑及刑罚制度的源流与演变。所谓刺字，即在犯人面部或额头刺刻罪名，再涂以墨色，终身不得磨灭。

遍考历代典籍之后，沈家本认为，这种刑罚不仅有辱人格，也使许多偶然触法者终身蒙受耻辱，因此主张废除。这种观点，在当时已显现出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

此后数年间，他又陆续撰写多种法律著作，对历代律例进行系统研究，逐渐成为晚清最负盛名的律学家之一。

光绪十六年（1890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谒祭东陵。刑部侍郎薛允升奉命随驾，并特意点名让沈家本同行，负责处理沿途“叩阍”案件。

所谓“叩阍”，即百姓拦驾鸣冤，俗称“告御状”。一路之上，申诉案件接连不断。面对形形色色的冤抑诉求，沈家本既要依据律例辨明曲直，也要在纷繁复杂的人情世故中寻找事实真相。

这段经历，使他更加真切地接触到基层社会的疾苦，也进一步认识到旧有法律制度在实践中的诸多弊端。从埋首书斋考订律例，到直面现实社会中的司法问题，沈家本开始转变为一位思考法律改革方向的实践者。

国破城陷见风骨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国变爆发。

这一年，沈家本正由保定知府调任陕西。未及启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西狩，华北局势骤然失控。

联军占领保定后，以“纵容义和团、迫害教民”为名大肆搜捕地方官员。直隶布政使廷雍等多人相继被处决，沈家本也被拘押。

生死关头，他之所以能够幸免，并非侥幸。原来早在天津任知府期间，他曾设法保护教堂以及部分教士、教民。相关人员后来出面作证，证实其并未参与迫害教民，联军最终免其死罪。

然而，在此后的数月里，他实际上一直处于被拘押与被监视状态。

国家积贫积弱，朝廷流亡在外，个人命运更如风中飘萍。身为研究法律数十年的官员，他亲眼见证了“弱国无尊严”的残酷现实。

令人动容的是，在这段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并未留下激愤悲怆的文字，而是以近乎冷静的态度面对生死。诗中写道：“舌以柔存齿折刚。”又写道：“柴市从容成素志，孤忠终不愧宗臣。”

字里行间，没有慷慨激昂的呼号，却有一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从容。

数月后，沈家本获释归来。这段经历也使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国家若想获得真正的尊严，仅有军事力量远远不够，还必须拥有与时代相适应的制度和法律。

修律十年开新篇

庚子国变后，清廷终于意识到，要挽救危局，法律制度上也必须迎来改革。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朝廷启动修律工程。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沈家本，与长期接触西方法律的伍廷芳一道，被委以重任。

此时的沈家本已年逾花甲。与许多骤然接触西学的人不同，他既精通中国传统律例，又愿意认真研究西方法律思想。对于这位浸淫律学数十年的学者而言，修律不是简单的废旧立新，而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修律馆成立后，一方面翻译德、法、日等国法律著作，系统引介近代法学理论；另一方面全面检讨沿袭数百年的《大清律例》。

在研究过程中，沈家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刑罚，已经不符合近代文明的发展方向；缘坐等制度，也常常使刑罚超出罪责本身。

对此，他主张大胆革除。

新律草案公布后，围绕礼教与法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朝野展开长期论辩，史称“礼法之争”。经过多年努力，宣统二年（1910年），《大清现行刑律》正式颁行。新律废除了许多沿袭数千年的酷刑，吸收近代法律原则，并对刑事、民事作出新的区分。这部法典虽并未改变清王朝行将终结的命运，却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三鞠躬别旧王朝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次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幼帝溥仪名义颁布退位诏书，延续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至此终结。

这一天，紫禁城乾清宫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仪式。

身为司法大臣的沈家本，与其余十三位国务大臣一同入宫觐见。按照新的礼仪制度，大臣们不再行跪拜叩首之礼，而是向隆裕太后和溥仪行三鞠躬礼。

鞠躬取代叩首，共和取代帝制。礼仪的改变，折射的正是时代的巨变。

对于沈家本而言，这一刻或许格外复杂。他是传统士大夫，也是推动新法制的重要人物；他亲历了晚清最后数十年的风云激荡，也见证了自己倾注心血的改革尚未完全开花结果，王朝便已轰然谢幕。

清室退位后，民国政府曾邀请沈家本出任司法总长。他以年老多病为由婉辞，退居著述。

北京宣武门外沈家本故居里，有一栋二层的小楼名为枕碧楼。当年，枕碧楼典籍环列，书香依旧，晚年的他继续整理法律文献，编纂《汉律摭遗》《枕碧楼丛书》，梳理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脉络。

1913年的端午节，这位为中国法制变革奔走半生的老人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三岁。

百余年后，当路过金井胡同的沈家本故居，当端午的艾香再次飘起，人们或许也会想起法学家沈家本，以及一代士人在时代转折关头留下的担当与探索。

纵观沈家本的一生，他既不是政治强人，也不是将帅名臣，他的功业，更多体现在案牍之间、法典之中，但他参与开启的法制近代化进程，他追求公正与法治的理想，仍在后世不断向前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