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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的宣礼塔：欧洲穆斯林文化之旅》，[英]塔里克·侯赛因著，王宇洁译，商务印书馆，2026年5月出版，344页，78.00元

即使把整个希腊排除在外，巴尔干地区也算得上是特别受旅行文学的青睐，包括中文原创作品在内，可以轻松列出一个长长的书单。即使与那些最成功的作品相比，塔里克·侯赛因（Tharik Hussain）的这部《山间的宣礼塔：欧洲穆斯林文化之旅》（Minarets in the Mountains: A Journey into Muslim Europe，以下简称《山间的宣礼塔》）也算得上是极有特色、别开生面之作。一方面，与旅行写作的传统相适配，《山间的宣礼塔》写的是作者和家人的一次暑期旅行；另一方面，这趟旅行又不是泛泛地游山玩水、访古猎奇，而是精心安排的主题旅行——探寻巴尔干地区留存至今的伊斯兰古老建筑与仍然活跃的穆斯林社区。这是一个英国作家对巴尔干的匆匆一瞥，当然算是一种他者书写；但这又是一个孟加拉裔的伦敦穆斯林对巴尔干伊斯兰世界的观察和体验，多多少少具有某种内部书写的意味。专注于特定主题的田野调查性旅行，是近年旅行写作的新趋向，而巴尔干的穆斯林文化遗产这个主题，几乎是第一次在现代旅行文学中获得如此贴近的凝视与满怀温情的赞叹。

巴尔干是欧洲的一部分，但可能是在文化和地理意义上都相当“偏远”的一部分，通常最为人知的，仅仅是它如何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它在国际政治层面作为“欧洲火药桶”的种种描述。冷战结束以后，巴尔干地区再度引起关注，主要是前南斯拉夫各国因宗教、族群和领土之争而爆发的血腥冲突，其血腥程度震惊世界，可以说开启了二十世纪末以来三十年间全球范围内宗教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的新浪潮。随着北约介入，暴力平息，巴尔干又从西方的传媒新闻和大众关注中消失。甚至当西方面对中东政治和难民危机的复杂局势，当反全球化、反移民、排外恐外、仇穆恐伊，乃至新纳粹等，一切既古老又青春的思潮与力量，如海啸般卷进当前的时代，人们似乎忘记了在欧洲还有一个角落，那里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穆斯林社区，其历史要追溯到拜占庭帝国覆灭之前。那里的穆斯林很多都是金发蓝眼，他们平静坚强地经历了五六百年的风风雨雨，成为巴尔干所有元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塔里克·侯赛因的这本书，就是要揭示欧洲历史与现实的这一面。

塔里克·侯赛因

出生在孟加拉国的塔里克·侯赛因1980年代初随父母移民到英国，在伦敦东区长大，从事过记者、教师等工作，为报刊和网络平台撰稿。他在伦敦有一个温馨的家庭，妻子塔玛拉（婚后皈依伊斯兰教），女儿阿马尼、阿奈雅和玛雅，除了最小的玛雅，她们都是塔里克·侯赛因在巴尔干的重要旅伴，也都在这本书里扮演重要角色。塔里克·侯赛因的家庭背景使他有不同于一般英国人的成长经历。他说自己从小就经历了身份危机，这促成他探索父母的文化之根，特别是与伊斯兰教信仰相关的一切。他对西方（包括欧洲和北美洲）穆斯林社区与伊斯兰建筑所做的深入调研，使他成为这方面专家级别的研究者和写作者。《山间的宣礼塔》是他的第一本书，在写这本书之前，他已经有了非常好的知识储备，包括奥斯曼帝国和苏非德尔维什的历史。2014年夏天，塔里克·侯赛因和家人在保加利亚旅行时，意外地看到了为数不少的穆斯林村庄与城镇，于是他转而探索巴尔干穆斯林社区的历史，开启了他和家人2016年夏在西巴尔干各地的旅行，以及随后此书的写作与出版。

塔里克·侯赛因还邀请了一个特别的旅伴，加入他和家人的巴尔干之旅，这个人就是奥斯曼历史上最伟大的旅行家埃夫利亚·切莱比（Evliyâ Çelebi，1611—1682）。埃夫利亚·切莱比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期，他几乎到过帝国广大疆域的每一个角落，也到过帝国之外（包括欧亚非三洲）的许多地方，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为见多识广的人之一。在他超过四十年的旅行生涯中，他写下大量旅行记录，后来汇编为皇皇十大本《旅行之书》（Seyahâtnâme），可以说是古代旅行写作的巅峰。切莱比以罕见的、似乎永不衰减的好奇心观察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记录下一切有趣的事物，至今仍被视为了解那个时代奥斯曼帝国的最佳读物之一。他对文学、音乐和语言的兴趣，使他对跨文化人群做各种比较时，常有惊人的发现。比如，他1665至1666年访问维也纳时注意到德语与波斯语存在某种相似，是最早注意到这一语言现象（一个世纪后印欧语理论才正式提出）的非欧洲人。切莱比在奥斯曼治下的巴尔干旅行主要在1660至1670年间，旅行记录主要收在《旅行之书》第五部。由于《旅行之书》篇幅过于巨大，所有翻译都是选取片段。最早的英译《旅行之书》是奥地利东方学家约瑟夫·冯·哈默—普尔格施塔尔（Joseph von Hammer-Purgstall）于1834年在伦敦出版的选译本，但译文艰涩难读，早已无人问津。突厥学家罗伯特·丹科夫（Robert Dankoff）和金顺永（Sooyong Kim）2010年推出最新的选译本《一个奥斯曼旅行者：选自埃夫利亚·切莱比〈旅行之书〉》（An Ottoman Traveller: Selections from the Book of Travels of Evliya Çelebi），是英语世界目前可以见到的最佳读本，塔里克·侯赛因使用的就是这个译本。他在西巴尔干地区拜访过的所有地方，切莱比几乎都去过，书中留有描述和评论。带着切莱比的书，相当于有他同行，塔里克·侯赛因的旅行一下子就有了时间深度。一个是全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一个是纷纷独立建国的二十一世纪，相隔约三百五十年，彼此瞻望，会看到什么呢？

《一个奥斯曼旅行者：选自埃夫利亚·切莱比〈旅行之书〉》

塔里克·侯赛因和家人的巴尔干之旅是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始的，接下来依次是塞尔维亚、科索沃、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黑山，最后返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萨拉热窝结束旅行。他们一共到访了二十多个村镇和城市，进入了数十个古老的清真寺和苏非道堂，看了数不清的奥斯曼时代的官私建筑（或遗迹），一路上与许多穆斯林（包括职业的伊玛目）交谈，对巴尔干的伊斯兰传统及其当代处境有了真切的了解。他在书里记录了一些令他动容的温暖时刻，比如小镇上依然遵循穆斯林传统不向“旅行者”收费的店主；也记录了一些令他深深忧虑的现象，比如苏非传统的消逝和来自阿拉伯半岛正统伊斯兰教派日益明显的影响。他一再回望历史，既惊叹奥斯曼帝国黄金时代的宗教宽容，又痛惜当今再难看到族群和教派之间的和谐共存。他没有止步于赞美与祈望，而是严肃地面对困境：无论是远近历史上的暴力创伤，还是当下仍在涌动的仇穆恐伊暗流。在许多地方，塔里克·侯赛因都感受到了对于巴尔干穆斯林历史的冷落、忽视或有意删改。历史并不完美，现实令人忧心，唯其如此，他的旅行和写作才有了独特的价值，那就是用已有的人类经验想象一个由宽容精神所主导的未来，不仅是宗教之间、族群之间、社区之间的宽容，而且还有宗教内部、族群内部、社区内部的宽容。

《山间的宣礼塔》处理的是一个并不轻松的主题，但塔里克·侯赛因却把这趟旅行写得妙趣横生，令人向往。那些关于建筑、美食和风景的描写，一方面继承了旅行文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暗含了苏非神秘主义的智慧与安详。切莱比说：“世界是一本大书，不旅行的人只不过读了其中的一页纸而已。”看到的越多，心胸就越开放，宽容精神可能于焉而生。旅行和旅行文学的意义正在于此。据说牛顿讲过，我们应该多建桥梁，少砌高墙。在巴尔干地区旅行的人很容易注意到，那里有很多古老的石桥。现在塔里克·侯赛因用他的书为巴尔干献上了一座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