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年轻时，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国，对于西餐、日餐、阿拉伯餐、东南亚餐、北非餐等，来者不拒，都能接受。比如老挝的蚂蚁汤，汤盆上浮着一层白花花的蚂蚁蛋，盆底是黑色油炸大蚂蚁，有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我觉得味道酸溜溜的，还行，如果再放点辣子，那就是纯天然的酸辣汤啦。再比如叙利亚招待贵宾时，将小羊肉、羊肝捣成泥而生食，我也能吃两口，于是自以为可以勉强忝列饕餮之徒。

但进入耄耋之年后，牙齿松动，胃肠蠕动缓慢，心理、生理、脾气、秉性、味觉都在变化，有些爱吃的东西不吃了，有些想吃的东西吃不动了，而面对没吃过的东西，兴味索然，连尝也不想尝。每到饭点，老伴问我吃什么，我总是说，不知道。而“不知道”的饭食，大概是世界性的难题，无人能解。有时我想，“馋”是多么美好，那是生命力旺盛的表现，所以老人们常说，小孩子肚子里有“馋虫”，吃什么都香。但我肚子里的“馋虫”也老了，喜欢软烂细碎蒸煮炖烩的食物。

任溶溶先生在《病中三记·抒怀》中说：老夫九十三，从小就嘴馋，食粥要有味，菜好才吃饭。最爱吃甲鱼，也爱鱿鱼干，可惜没了牙，对之空自叹。如今我也快到面对美食，身不由己地“空自叹”、干着急的年龄段。唏嘘之余，不由得想起了这位爱吃爱说爱笑，可亲可爱可敬的前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作协恢复工作不久，就与菲律宾作家协会建立了双边交流关系，来往频繁。菲律宾地处东南亚，气候炎热，考虑到这一气候特点，我们一般夏天请菲律宾作家团来访，冬天，即每年12月至来年2月，天气凉爽时，组团访菲。

因为大家平素都埋头创作，不太留心有关信息，那时出访，外地作家要先到北京报到，开几次会，请外交部官员介绍该国与我国的外交关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情况，请研究文学的专家介绍该国文学史、重要作家与作品，再由作协领导提出出访要求，宣讲外事纪律，力争在出访前，对该国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实践证明，这种临阵磨枪式的“学习班”立竿见影，卓有成效，于是就成了出访团组的保留项目。

记得1980年年底派出的访菲团，规格很高，其中只有两位外地作家，一位是写过《平原烈火》《小兵张嘎》的河北作家徐光耀，另一位是名满天下的上海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徐光耀是全团第一个来报到的，他12月3日上午就手拿通知书，找到了作协。他个子很高，但很清瘦，话语简洁，衣着朴素，举止言谈，有几分军人的飒爽和干练。

下午，任溶溶从上海来报到。我以前“望文生义”，以为这是位明丽如水的女作家。当一头白发笑容可掬的任溶溶出现在我眼前时，吓了我一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他热情，随和，爱说话，平易近人，亲和力极强，很快就把我“溶”为忘年交。

我说，看您的名字以为是位女士，甚至是个小姑娘，没想到是位老爷爷。他笑着说：“您说的没错，确实是个小姑娘的名字。我原名叫任根鎏，1940年读初中时，到苏北参加新四军，为防止连累家人或被家人找到，就利用出发那天17日的谐音，改名为任以奇。1947年大女儿出生，取名任溶溶，我当了爸爸，喜欢得不得了，从那以后，每有得意之作，就情不自禁地署名任溶溶。一来二去，任以奇就变成了任溶溶。”

任先生是著名儿童文学家、翻译家、编辑家、评论家，作品又多又好，深受孩子们喜爱。时至今日，他的《丁丁探案》《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给巨人的书》《小孩子懂大事情》《没头脑和不高兴》，以及译作《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彼得兔系列》《长袜子皮皮》《小飞侠彼得·潘》《普希金童话》等，依然是孩子们心爱的读物。

我是学日文的，深知掌握一门外语不易，但先生却通晓英、俄、意、日四种，而且都有译作，不禁心生羡慕，向他请教。先生说：“我的意大利文和日文是在‘文革’时学的。我学外语，与你们年轻人不同，不是从字母语法开始，而是看书。我学意大利文，就是为了翻译我最喜欢的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文革’一开始，我就靠边站，无事可做。我早就想学意大利文，可惜没有时间，现在正是好时机。我晚上把单词和语法抄在薄纸上，白天上班在单位偷着背，再加上一本意大利文的《毛主席语录》，就这样学会了意大利文。过去，我也学过一些日文，但出于抗日情绪，不愿意学，所以是‘半吊子’。后来，我从干校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室，重拾日语。我的目标明确，就是为了看小说，能看懂就行。那时候，整天无所事事，有的是时间，但当时书籍都查封了，无书可读，幸好资料室有我一个朋友，我就央求他拿几本日文书来读。他悄悄地带给我，我悄悄地读，读完还书时，我把书放在书包里，见到他就还，见不到他就赶快回来，免得被人发现。开始时，读一些简单的书，后来就读深一点的，资料室的日文书《日本文学集》《日译世界文学集》等，各有几十本，我一本本借来读，不仅学会了日语，也长了许多文学知识。”

当时，任溶溶在出版社编《外国文艺》，鼓励我也搞点翻译。他说外语要用，长期不用就会荒废，你在工作之余，不妨译点东西，一可巩固提高外语水平，二可增加对日本文学的了解，加深与日本作家的交流，有利于工作，何乐而不为？对尚未介绍到中国的日本文学流派、思潮、作家、作品，尤其欢迎，选稿时会优先考虑。在先生的热情鼓励、提携下，我遵照先生提出的新思潮、新作家、新作品的三新原则，在1982年《外国文艺》第3期发表了三浦绫子的世态小说《尾灯》和《在污秽的浊流中》；在1983年第2期，发表了渡边淳一的医学小说《乳癌手术》和《猴子的反抗》；在1985年第1期发表了高桥揆一郎的市井小说《浅蓝色的围墙》和《鸽子笼》等。后来我还译了三浦绫子的中篇小说《逃亡》，长篇小说《泥流地带》《冰点》（合译），渡边淳一获直木奖的成名作《光与影》、长篇小说《花葬》，还想把高桥揆一郎获芥川文学奖的《伸予》等也译出来，编一套日本北海道文学丛书。

这三位作家，都出生在北海道，虽然风格不同，但都会讲故事，在日本列岛名声赫赫。我之所以对北海道文学情有独钟，一是因为1981年，我与韶华、何为应邀去北海道“洋插队”两个月，体验生活，绕着北海道走了一圈，回国后每人写了一本书，对北海道是有感情的；二是北海道人热情好客，心胸开阔，草原牧场，水色山光，与我的故乡相似，可能是“爱屋及乌”吧，我对北海道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雄心勃勃，想把北海道文学与中国东北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以人和自然为中心，写本书，但后来因故未果。

我经常带外国作家团到上海，有时一年去好几次，但与任先生见面并不多。我知道他很忙，既搞创作，又搞翻译，还要编刊物，写评论，时间金贵，不忍心打扰。

我们见面时，主要是谈选题，比如日本文学的新人新作，日本三大儿童文学组织——日本儿童文艺家协会、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日本国际儿童图书评议会（推荐国际安徒生奖候选人），对促进日本儿童文学发展的作用与影响等等。

当然，谈得最多的是翻译。他认为一个好的翻译，要像演员一样反复揣摩原作的语言、人物。想要百分之百地、原汁原味地译出来不太可能，但要努力无限地贴近原文。他对译文的信、达、雅有自己的理解。他说：信最重要，但不是死抠字眼，而是要忠于原作的思想感情、风格趣味；达是通达顺畅，符合中国语言规范和儿童阅读的习惯。儿童文学的雅，绝对不是追求文字的高深典雅，而是儿童的朴实真诚、天真无邪。他说他翻译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孩子们看得懂，读得顺，觉得好玩儿、有趣。

他在长期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十分简单朴素，与那些玄而又玄、神乎其神的翻译理论有天渊之别，但又不是谁都能轻易学到手的，因为译者必须以孩子为中心，经过刻苦的磨炼，才能使译文具有乐观、幽默、温暖的力量。

我在翻译时，尤其是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尽力把欧式长句子打碎，用短句表达；尽量不用成语和冷僻字、书面语，而用常用字和鲜活的、但经过提炼的大白话；尽力改变西式的表达方式，使之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就是受他的影响。他说，有些译者喜欢添油加醋，浓妆艳抹，或偷工减料，任意删削，这是违背职业操守和道德的旁门左道，最终会失去读者的信任。翻译要老实真诚厚道，“不要骗小孩子，小孩子会长大的”。

任先生热情好客，知道我来了，肯定会来看我，请我吃饭，记得红房子就去过好几次。每次去红房子，那里的人都与他打招呼，服务也格外用心周到。看样子他是这里的常客，与他们很熟。这使我想起陆文夫。我每次带外国作家代表团到苏州时，一般都由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陆文夫出面宴请。他一落座，饭店的气氛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经理肯定会出面，表示欢迎。因为陆先生写过《美食家》，懂得吃，其中仅“头汤面”的吃法，就罗列了十几种。但他与那些肥头大耳、大腹便便、满面红光、狼吞虎咽的吃货完全不同，面容清瘦，文质彬彬，谈吐举止高雅，双眼炯炯有神。尤其是他吃东西时，慢条斯理，完全看不出热烈的期待和激情。酒，每次轻轻拿起，抿一小口，再轻轻放下。菜，每次只搛一点点，慢慢咀嚼，好像在咂摸滋味，而且都是面无表情的慢动作，搞不清他是喜是厌，一副云山雾罩、高深莫测的样子。人家问他菜怎么样，他不说好，也不说坏，只说“还可以还可以”。给人的印象是，细心品味，是个复杂的审美过程，不可轻易下结论。“还可以”的意思，可能是及格，但离炉火纯青、出神入化，还很遥远。

我想红房子的服务员见到任先生，心里也打鼓吧？

任先生说：“我父亲爱吃西餐。我小时候，他就带着我到处吃，还讲哪家好，哪家不好，为什么，培养我对西餐的兴趣。”

我记得一位上海朋友说：“任先生是广东人，从小爱吃会吃，是天生的美食家，餐馆的好歹，他心里门儿清，可能都怕他来‘检查工作’。在‘文革’中，造反派抄他的家，以为他会有大笔存款，但翻来翻去，存折上只有一块四毛钱，认为他隐瞒藏匿，逼他交代。他说：对不起，我生来嘴馋，工资和稿费全进了肚子，实在抱歉。那时美食销声匿迹，无处可寻，他忍无可忍，只好自力更生，亲自操练，实践出真知，烹炒煎炸，无所不精，练就了一身好本事。”

我说上海素有冒险家乐园之称，想必也是美食家的摇篮和乐园。北京古老，但藏龙卧虎，美食家也不少。饭局上人们常常议论文化界谁最爱吃，谁最会吃。有人说，京城应该首推文博大家王世襄，他精于烹调，造诣极高，且以此为乐。也有人推举汪曾祺，说他堪比大仲马，会吃会做会写，还有发明创造；有关吃的文章，他写得有滋有味，令人垂涎欲滴，高邮的双黄咸鸭蛋就是他忽悠起来的。我不知任先生修炼的是中餐还是西餐，也不知是否有人品尝过，但我相信，一个严肃认真，富于想象力、创造力且味觉发达的作家、翻译家，苦心孤诣练就的厨艺也会不同凡响，卓尔不群。因为说到底，厨艺的最高境界是艺术，是创造。难怪张大千说：一个人连美食都不懂得欣赏，他哪里能学好艺术呢？

2026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