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3年6月15日，杨义老师在珠海病逝。去世前，他已动笔在写一本关于《左传》的书。听师母说，大部分章节的标题已经拟出。他当然还有更多的研究计划，比如《孟子还原》《荀子还原》他很早就写完了初稿，尚待整理修订。又据冷川兄介绍，一百七十余万字的《兵家还原》已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并进入出版流程。不知道他是如何拖着病体在电脑上用一根手指（他不大会用双手打字）敲出这么大体量的著作的。77岁并不是一个称得上高寿的年龄，杨义老师就此搁笔。一切戛然而止，熟悉他的人都深觉难过和惋惜。

遗体告别仪式是在珠海举行的。当时是经所里授权，由赵稀方老师牵头，加上若干同门，我们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告别仪式联络小组，大家共同负责现场的联络与服务工作。各地师友和同门纷纷赶来，送杨老师最后一程。那段时间，现场事务的忙碌冲淡了内心的悲痛。稍后静下心来，与杨义老师整整十五年的师生之谊及日常细节，纷纷涌上心头。留存在手机记事本上的这些零碎的回忆，写于不同时期。今重新整理，借《中华读书报》一角刊出，表达对杨义老师的怀念。

从2008年到2023年，是我人生中至为宝贵的十五年，也是有杨义老师指引和关怀的十五年。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那天，考博成绩上线的我前来北京复试。在复试现场，我第一次见到杨义老师。参加复试的老师有五六位，好几位老师都问了问题。记得杨义老师问到对哪些领域感兴趣，我答在整理逯钦立先生书信和手稿，对史语所学人群体感兴趣；另外也在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藏中看到各机关职员们遗落的不少日记、文章和小说手稿，可以从“普通民众的文学想象”这一角度做点研究。杨义老师似乎是满意的。

2008年9月份开学报到。周二返所，赵稀方老师说，我带你去见杨老师。这是第二次见到杨义老师。自此以后，我便成了杨老师办公室的常客。几乎每周二都会见到。再转眼过了春节，2009年3月份，我开始做杨义老师的助手，为期一年。

那时候，所长办公室是在科研大楼7楼朝南的一个套间，杨义老师的办公桌在里间。陶国斌老师是所长助理，外间靠窗的办公桌是他的。外间还有一个电脑桌，在里间一出门左侧，靠墙摆放，桌上是台式电脑。这就是我的工位了。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赵月华老师正准备出版杨义老师的学术自选集。杨老师嘱我配合她，将候选文稿尽快整理出来。书中大部分内容，是我根据发表后的论文原件逐篇录入的。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有幸第一时间拜读了杨老师刚完成初稿、后来陆续交付出版的各种文稿。

一年助手期满，工作由下一届的新同门接任。我每周二照常来所。杨义老师曾将他的借书证交我保管，常让我到院图书馆帮他查书、借书。也去所图书馆借过。可惜他手写的那些借书单我没有保留下来，否则该是多么珍贵的纪念啊！在这宝贵的一年中，师徒交流的机会加多、加密，感情由此加深。在敬、畏、爱之外，我对杨老师更多了一份无话不谈的亲切。

我做助手的后半年，杨义老师从所长位置上退了下来。所里要装修，办公室需要腾出，方便工人进场施工。于是杨老师每周都带一个行李箱来，下班时用它拖书回家。我读博期间在望京花家地小区租住，可与杨老师坐同一方向的班车。我们一般提前一二十分钟下楼，在班车对侧的路边闲聊。这个时间，刚好够他再抽一支烟。班车上认识他的人不少，他有时说点笑话，把大家逗乐。

从2011年9月到2013年9月，在澳门大学，我又有幸成为杨义老师的助手。澳门时期杨老师专攻先秦诸子，我也由原来的“学术助手”转型为“行政助手”，不过是跑腿出力，帮着处理一点杂务和琐事而已。杨义老师之前的研究如文学图志、文学地理、叙事学之类，我还能略有所知；他到澳门后所讲的话题，多是我未曾系统阅读和思考过的，所以并没有深入对话的能力。不过，他当年与我们几位博士后所做的那些深夜长谈，很多内容后来都写进了书中。我们荣幸见证了他学术灵感迸发的许多个瞬间。

杨义老师固然有众多为人熟知的学术头衔，但在弟子们眼里，他就是一位和善慈祥的老人。每隔两三周，他会带我们前往拱北口岸，去逛地下一层的文华书城。然后将购书打包，各背各书，在珠海街头觅食。有一家小餐馆我们常去，师徒四人，点三五小菜，大菜通常是酸菜鱼或猪肚鸡之类。有时也会加一瓶啤酒，每人豪饮半杯。茶足饭饱，再一起排队通关过口岸，兴尽而归。过口岸时，我们会趁机跑去免税店买点烟。免税店买烟有数量限制，我们人多，额度是充足的。当然每次他都坚持自己付款。杨老师是学界著名的资深烟民，烟是他的日用口粮。夕阳西下，我们沿着回澳门大学必经的漫漫高坡向上爬，累得气喘吁吁。杨义老师一手拎书，一手持烟，身形矫健，走在所有人的前面。那恐怕是他最开心满足的时刻。

除了逛书城，他还带我们去爬澳门大学不远处的小潭山。有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们在小潭山的山顶赏月。他还提议一起去珠海郊外一个位于海边的小吃城，请我们吃生切的象拔蚌。就餐环境比较简陋，象拔蚌看上去也有点吓人。龙其林学弟胆大先尝，我则迟迟不敢动筷。杨老师一再相劝，说不吃你会遗憾，直劝到每个人都品尝到象拔蚌的美味为止。

学术方面，他不仅为我们指引选题的思路，还鼓励我们出去搜集资料。我想去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看书，杨义老师十分支持。他还带我们去英国访问，搜集国外的资料。2012年，在澳门大学经费支持下，他带我们访问英国。汉籍收藏较丰富的几所英国高校图书馆及大英图书馆，我们都去了。杨义老师与英国学者多有交往，这次访问对我帮助很大。我的近代来华传教士研究尤其受益于此次访学之旅。

杨义老师在世的时候，每次聊天，他都会讲到自己最近读书治学的收获。比如，在讲墨子时他常会提到一个词——“草根显学”，并引《墨子·贵义》篇中将鄙贱之人比作“一草之本”的话作为例证。杨义老师说，墨子是以“草根显学”与儒家的“士君子显学”分庭抗礼的。如果以“草根显学”为关键词作检索，就会发现，称墨子之学为“草根显学”，其实是杨义老师自己“发明”出来的一个表述。这与他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时期提出的“边缘活力说”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他有次与我们闲谈，说孔子与鲁迅二人的思想虽然相隔两千年，但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我们问他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他说如登一座大山，各人路径不同，但总会在山顶相遇。这可以称作“登高趋近”。写到这里，我又想到：杨义老师去世后，海内外师友同道对他“为学术的一生”不吝给出相当高的评价，当代学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不也是“登高趋近”现象的复现吗？

当然，从学术风格及治学路径来说，杨义老师所说的“趋近”并不意味着忽视分歧。换句话说，“趋近”并不是思想者或学者们著书立说的必然归宿。“道”既是路径，也是宗旨。“道”既不同，“趋近”也只能是相对的，最终多会分道扬镳。即以道家而论，老子与庄子应当是较为“趋近”的，实则老子之道与庄子之道差异巨大。对于先秦诸子，胡适在长文《说儒》中有精彩的分析。若照胡适的思路，杨义老师近于庄，大概应算一位讲究开拓的新儒。

有次和杨义老师在前往澳门大学食堂的路上闲谈，说起“边缘的活力”这个话题。他说如果学者总在会议主席台正襟危坐，就不大容易说得出有活力的新鲜话。可是，许多年来在主席台居中或接近居中端坐的不也是杨义老师吗？于是我想，当一位学者成名成家，身处学术要津的时候，能够关心重视各种意义上的“边缘”人物或现象，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品质。听说杨义老师在一些重要场合呼吁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准不能过于依赖数量，恐怕只有像他这样高产的学者才能说，说出来才有说服力。

2020年以后，因为出现了疫情，和杨义老师见面的机会变少。2023年，杨义老师病情见重，我去医院探访过两次。第三次再去，已是天人永隔。杨义老师猝然离世后，学术界师友们的真诚悼念也令作为弟子的我们深为感动。

有一年杨义老师从澳门回北京参会，在院部餐厅门口的凉亭下，他对一众年轻人说，穷孩子出头不易，所以大家务必努力，要“考必胜”。那天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是昨天。人生之路漫长而又坎坷，几人能做到“考必胜”呢？想起杨义老师更勤奋、更争分夺秒的晚年，心中竟感到莫名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