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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京卷的高考作文聚焦于“规划”，正如题干所言：“无论是个人的阅读与成长，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说来也巧，四百多年前的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大明皇帝也曾就“该如何规划国家的发展”这一宏大命题，向学子们发问。

那一年殿试的考题原题是《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最终，一位时年二十五岁、名叫赵秉忠的青年脱颖而出，摘得了那一年的状元桂冠。更幸运的是，他当年答题的考卷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唯存的明代状元卷孤本。

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历史滚滚向前，从不回头。大明王朝虽已成为过往，但透过赵秉忠的那张试卷，我们依旧能够读懂文化的演进、明代考试制度的变迁，以及彼时士子深陷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与悲凉。

被误解的八股文

与今天考试用的大卷子不同，赵秉忠当年用的考卷为长条形折叠样式。他在卷面上以一厘米见方、工整堪比印刷体的馆阁体小楷，工工整整地写下了2460个字。及至今天，许多刊物及分析文章在提及此卷时，都不约而同地称这份明代万历年间的殿试状元卷“是一篇典型的八股文”。

说句玩笑话，倘若赵秉忠当年在殿试上写的真是八股文，他别说考上状元了，恐怕连“及格”都难。道理很简单，这就好比如今的高考阅卷，如果考生作文严重超出规定字数，阅卷老师自然很难给出高分。

今人皆知，八股文有着极其严苛的固定体例。除了结构固定，其在字数方面同样有着死板的硬性规定，这在史料中均有明确记载。《明史》记载：“《四书》义一道，二百字以上。经义一道，三百字以上。”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规制。而据《明会典》所载，至万历八年（1580年），朝廷“奏准限五百字，过多者，不许誊录”。这意味着，如果考生的文章超过五百字，一概不予录取。

出于各种历史原因，现代人提及八股文往往充满了误解与批判，鲜有人承认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清代有一部名为《易馀籥（yuè）录》的典籍，书中首次系统提出中国文学发展“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其中写道：“唐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录八股文。一代还其一代之胜。”如今谈及明代代表性文学体裁，人们最先想到的多是古典小说，但在明清两代文人学者眼中，八股文才是明代的代表。

明代科举的兴盛，让八股文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是不争的史实。但反直觉的是，八股文并非伴随着明朝的建立而立刻定型，学界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文体直到成化年间（1465年至1487年）才最终形成定式。因此，亦有学者形象地比喻，成化、弘治年间（明代中期）的八股，“犹唐诗之初”，正值生机盎然的起步阶段。

一种文学形式在发展壮大的早期，势必充满着生气与活力。今人将八股文视作迂腐的代名词，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误解。譬如，就连向来批判八股弊病的思想家顾炎武，也在《日知录》中记录过这样一件事：天启七年（1627年），阉党魏忠贤权倾朝野，有官员趋炎附势，上书请求在国子监为魏忠贤建立生祠。同年江西乡试，八股考题赫然定为“皓皓乎不可尚已”（语出《孟子》，意为光明洁白得无可超越）。考官借圣人言语将讽刺效果直接拉满。

由此观之，文体虽死，用文之人却是活的，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八股文就等同于陈腐与落后。

当然，八股文字数受限、条条框框繁多，再加上科举长期以此为核心考核内容，确实会束缚读书人的眼界，久而久之催生思想僵化的弊端。难道皇帝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他们怎么不直接取缔八股文呢？

八股文发展到崇祯时代，“犹唐诗之晚”，但正如身处晚唐的诗人无法跳出历史去总结唐诗的发展脉络一样，明朝的皇帝们在当时也不可能具备超越时代的思维，去主动废除作为立国之本的考试文体。

相比之下，清初的统治者倒是有此觉悟。早在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康熙皇帝便发布诏谕：“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表、判中出题考试。”

然而，到了康熙七年，朝廷便迫于现实压力，全面恢复了八股取士。之所以无法执行下去，原因甚至有些令人啼笑皆非：其一，朝中大臣忧心，倘若学子不再研读儒家经典，人们的道德与思想岂非要全面“滑坡”？其二，若废除八股，考题难度将大幅降低，不好给考生排名次。

残酷的科举路

古代学子的应试，艰辛程度远甚于今天。唐代曾有一位考生赋诗云：“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丹成鼎未开。”诗句生动还原了考生彻夜苦思、挑灯作答的模样。

看过《宰相刘罗锅》等古装影视作品的我们也清楚，明清两代考生的应试处境，亦是大同小异。那么疑问也随之而来：既然古代考试只考“语文”，且一篇八股作文不过三五百字，考生们何至于这般废寝忘食、受尽煎熬？

答案其实很简单：考场之上，考生绝非只作答一篇文章。明代中叶学者罗玘（qǐ），曾记录下河南一场乡试的完整流程：出题人需提前备好三场试题，考题“例三十七首”。这意味着，考生必须在连轴转的三场考试中，思维不停、笔耕不辍地答完几十道题目，整体篇幅最少可达五六千字，工作量可想而知。

考生若白天未能完成作答，夜晚须点燃蜡烛继续考试，这项制度名为“继烛”。但秉烛作答极易滋生舞弊行为，因此宋代朝廷开始逐步限制，到元代更是彻底废止。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重新恢复了这一规则，他规定，黄昏后可向考生发放三根蜡烛，但“烛尽文不成者，扶出”。意思是说，烛火燃尽仍未答完试卷者，将直接被人“扶出”考场。至于这个“扶”字在实际执行中有多粗暴，恐怕就毫无文人的体面可言了。

寒窗书生赴考之路，不仅充满艰辛，甚至还要忍受诸多难堪。但即便如此，科举改变命运，仍是古代绝大多数读书人毕生追求的目标。

如今普遍说法认为，明代学子想要凭借科举“鲤鱼跃龙门”，需要依次历经童试（考秀才）、乡试（考举人）、会试（考贡士）和殿试（考进士）这四个阶段。但在明朝人的定义中，“童试”这类初级考试，可能压根不算正式科举的一部分。譬如《大明会典》等官方典籍的记载中，自始至终都在强调，正式科举考试仅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不过，明代文人虽然在“战略”上蔑视初级考试，但在“战术”上却不得不重视。毕竟，作为开启科举之路的“入场券”，秀才的头衔也不容易获得。据现代学者统计，明代全国各地的秀才录取率大致在10%上下浮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曾做过粗略估算：“合天下生员（即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

那么，在全国这浩浩荡荡的50万名秀才中，最终能成功中举的又有几人？答案是残酷的，因为乡试的录取有着严格的地域和名额限制。据《明史》记载：“洪熙元年（1425年），（乡试）始有定额。”不幸的是，随着时代的推移，由于“僧多粥少”的矛盾日益加剧，明代科举越到后期，竞争便越发趋于白热化。

以数据为例，明末万历年间，全国乡试的法定录取名额仅为1185名。若直接用这个数字除以50万的秀才基数，中举率竟然低至绝望的0.24%。当然，考虑到全国50万秀才不可能在同一年悉数齐聚考场，这种统计略显偏颇。但即便是退一步，按照实际进入考场的考生数量来核算，据现代学者计算，明代中后期的乡试录取率，也仅在3%上下徘徊。

纵观整个明代，乡试的竞争无疑是最为惨烈的。对考生而言，熬过这一关，好消息是，接下来的会试与殿试录取率会相对提升；坏消息则是，越往上的金字塔尖，所要对决的竞争对手无疑越发强悍。

殿试是终极关卡

明代会试的平均录取率不足10%，通过者被称为“贡士”。贡士只要参加殿试，成为进士的概率几乎是100%。

明代殿试仅考一天，整场考试只有一道考题，考题以皇帝名义颁布，称作“制策”，其命题方向大抵围绕“治天下之道”展开。对字数的要求，则因皇帝而异。

纵观明代帝王，对策题字数要求最少的，当数明太祖朱元璋。他在殿试初设时明确要求：“惟务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此处规定了千字的下限。朱元璋生平最痛恨“虚词失实、巧文乱真”的官样文章，因此一千字绝非他的底线。到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殿试，他甚至要求考生只须阐述500字。

作为对比，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对考卷字数的要求则多到令人咋舌。究其原因，彼时朱棣篡位初登大位，对这份“新工作”还比较陌生，于是乎，在永乐二年的制策中，他从天文地理、历法气象一直问到礼乐制度，无所不包。这可难坏了考生们，那一届的状元曾棨（qǐ），足足写了一篇长达6900多字的“鸿篇巨制”。

可以说，殿试是整个明代科举中最务实的考试。考试的各个环节都体现出国家对人才的尊重。按祖制，哪怕适逢先帝驾崩，新皇帝也务必要亲临大殿赐策。到了阅卷环节，一甲前三名更是由皇帝本人钦定并御笔批阅。

也正是由于考卷上面留有皇帝本人的“圣意批示”，按《大明律》：“凡盗制书及起马御宝、圣旨、起船符验者，皆斩。”因此，明代的状元卷是绝不允许被私人带出宫廷收藏的。

那么，当年赵秉忠究竟是如何将自己的考卷“调包”出宫的？此事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不过结合他的生平履历也能做出合理推测——赵秉忠后来官至礼部尚书，掌管全国文教与科举事务，职务之便为他提供了机会。类似事例在古代文人笔记中也有记载，《惜抱轩文集》就提到，万历年间进士孙慎行就曾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试卷原件“官礼部时自取出以藏于家”。

赵秉忠二十五岁高中状元，一路官至礼部尚书，晚年辞官归乡。正史中并未为他单独立传，相关记载零散简略。但由于赵秉忠辞官之时，正值魏忠贤专权乱政。于是，今天许多历史散文在论述此事时，纷纷称其“以忤魏忠贤削籍”，将赵塑造成了一个对抗黑暗势力的孤勇者。

说来也巧，关于赵秉忠辞职的真实内幕，在正史中其实是有白纸黑字记载的。据《明史·黄尊素传》记载：“（黄尊素）而劾尚书赵秉忠、侍郎牛应元、通政丁启睿顽钝。秉忠、应元俱引去。”

黄尊素何许人也？是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的父亲，更是魏忠贤的死对头、铁骨铮铮的东林党骨干。赵秉忠绝不可能是阉党成员，那么，作为清流的黄尊素之所以弹劾赵秉忠，极有可能是因为赵秉忠甘愿当一个明哲保身的中间派，或者他反抗魏忠贤的姿态不够激进，这也正解释了为何弹劾奏折中会使用“顽钝”二字。

然而历史的讽刺之处在于，赵秉忠因此辞官还乡后，不久又遭到了另一派势力（非阉党，魏忠贤死对头）的弹劾，罪名竟是“党附东林”。最终，他在党争的夹缝中被开除官籍，贬为庶民。

再次回望赵秉忠二十五岁参加殿试时的考题：《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二十五岁的他风华正茂，笔下纵论治国大道，满怀抱负。可真正踏入官场之后，却深陷党争漩涡，曾经的理想与志向，最终只停留在了那张状元试卷之上。

作为一名应试考生，赵秉忠无疑是幸运的；但身为朝堂臣子，他的一生却满是无奈与失意。反观当下，无论是奔赴考场的高考学子，还是选择另辟蹊径的年轻人，都远比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幸运。时代舞台广阔，人生轨迹皆可由自己执笔规划，只要脚踏实地奋力拼搏，前路便充满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