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孙武有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情报是战争中极为重要却极易被忽略的要素。晚清以来，中日之间对峙不断，除了战场上的拼杀，在文化领域的另一个战场，日本侵略者也在持续不断地投入。时至今日，重新回溯和审视这段历史，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俞凡教授的《面具之下：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活动》，为读者介绍了彼时日本对中国的渗透，更从四位代表性人物——宗方小太郎、水野梅晓、鹫泽与四二、末次政太郎入手，展现了情报工作的复杂性，这种全景式的梳理，尤其予人启发。

相比于日寇的武力侵略，“文力征伐”在长期持续进行，为诸多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情报。晚清以来，朝廷对于日本间谍的警惕性不足，以至于戴季陶曾说：“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全面侵华之前，日本的情报工作旨在扶植亲日势力，寻求两国民众情感的融合，收集必要情报。其中，像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东亚调查会等组织都很有代表性。之后，随着抗战爆发，情报更多用于军事，但也有以“中日亲善”为目标的宣传任务。

最早的“中国通”之一宗方小太郎，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他的中国“旅行”。宗方对于镇江、大连、威海等一众战略要地，进行了深入考察，以今天视角看，他当时的记录为其后甲午战争提供了重要情报。辛亥革命期间，他竟然闯入武汉，把第一手的情报传给了日本海军，可见其能力之强，作为对比，当时连很多国人都对武昌起义“雾里看花”。

宗方曾在汉口创建《汉报》，批评清廷统治，并认为清廷已经无可救药，日本可以图谋中国。表面上，他与维新人士往来，实则是利用舆论，将彼时革命形势引导到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同时，他还创立东亚同文会，该组织宣传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名义上促进文化交流，实则培养了更多像他一样的“中国通”间谍。宗方堪称是一个有“信仰”的侵略者，他认为晚清无可救药，而日本正是“救世主”。他以最亲近的专业主义姿态，为侵略充当了马前卒。

水野梅晓早在民国时期，就广泛结交各路人等，曾创立《中国时报丛刊》，并一步步被日本当局吸纳为重要参谋，他隶属于日本军方和外务省支持的多个“调查组织”，核心任务就是利用文化认同，消解中国人的抗日意识。

水野还创建东亚研究会，并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持续输出他对中国的研究，比如1938年，他就发表《应该如何对汉民族进行指导统治》，以一种提纲挈领的方式从历史里寻找方法，正如他所说：“有必要对中国及中国人进行根本上的了解，并且对过去的统治者的业绩进行一番讨论。”水野这样的敌人，正是把学术间谍和文化侵略交织在一起，是一种看似温情脉脉的险恶。

鹫泽与四二曾任职于《华北正报》《时事新报》，对于民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如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向军方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情报。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发表“开发中国论”，为战争鼓噪。他所谓的“开发”就是盘剥中国的土地、煤炭、人口等一系列资源，妄图以武力将华北、东北从中国分裂，并让这些地方成为日本出口商品的倾销地。

末次政太郎其人则兼具文学爱好者、基督教徒、新闻记者、军国主义分子四重身份，在当时的华北地区为侵略、宣传和情报服务。俞凡认为：“他从文学青年到军国主义分子的转变过程，乃是当时无数普通日本人自觉地转向充当战争机器零件的一个缩影。”

如今，全球范围的右翼风潮愈演愈烈，而本书启示我们，真正的威胁不是单纯的叫嚣和鲁莽的拒斥，闭目塞听既不能认清自己，更不能理解所谓的“敌人”。有了解的警惕远好过简单化的排斥。如果要战胜敌人，就要有直视深渊的勇气和能力，在信息战愈发重要的今天，重读日本报人对华的情报史，应当更加令人警醒：发泄无能狂怒并不能真正打击敌人，专业且长期的投入，才能铸成坚固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