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伯驹

1932年春，张伯驹(右一)在位于弓弦胡同的家似园举办雅集，梅兰芳、陈半丁、齐如山、黄秋岳、李释戡、姚玉芙等人参加

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向以“收藏大家”“词坛名家”“戏剧专家”著称于世。他倾家荡产典守《平复帖》《游春图》等国宝的故事，早已成为文化界广为传颂的佳话。世人向来多关注他在收藏领域的传奇、诗词戏曲方面的造诣，却鲜少有人注意到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小说家。

2024年6月8日，一部尘封了八十年的长篇小说《过江梦》被笔者偶然发现，多方考证后确认为张伯驹亲笔所作。这部小说创作于国难当头之际，以作者亲身经历为蓝本，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文人雅趣与家国大义，堪称映照民国文化的一块活化石。

一

《过江梦》的重现，恰似一场跨越八十年光阴的文化奇遇。1944年，这部小说以笔名“天马居士”连载于西安《正报》副刊《豳风》之上。而张伯驹“天马居士”这一旧笔名，早已被文坛淡忘。八十年来，这部小说静静地沉睡在图书馆的故纸堆中，作者的真实身份无人知晓，直至2024年才得以揭开其神秘面纱。笔者长期从事张伯驹书画和佚文佚诗的搜集整理，以及张伯驹生平研究，通过笔迹比对、生平轨迹与文本情节互证，层层考辨，最终确定“天马居士”正是张伯驹本人。著名学者陈子善教授评价，《过江梦》的发掘“是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史上的一个颇为重要的收获”，为重新解读张伯驹、探究民国文学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新史料。

相较文本本身，《过江梦》的创作历程更为惊险传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书中的每一个文字都历经了乱世烽火的淬炼。据张伯驹1968年7月16日撰写的《为西安〈正报〉编辑副刊经过》一文所述，《过江梦》原本计划创作二十回，是他于“一九四一年在上海被汪逆精卫驻沪伪军绑架拘禁中写的”。文中所说的这场绑架，发生在1941年6月5日上午，时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总稽核的张伯驹，在上班的途中，被三名持枪歹徒拦截，随后被强行挟持拘禁。这伙歹徒隶属于汪伪“76号”特务组织，他们早已对大收藏家张伯驹虎视眈眈，此次绑架的目的便是勒索巨额赎金，开价高达300万伪币。彼时的张伯驹，为收购《平复帖》《上阳台帖》等稀世国宝，早已散尽家财。面对绑匪“不缴赎金便撕票”的威逼，张伯驹始终坚守底线、不为所动，甚至以绝食抗议。夫人潘素前来探望时，他反复叮嘱“宁死魔窟，也绝不能变卖我的收藏”。这句掷地有声的嘱托，既是一位爱国收藏家对国宝文脉的执着守护，更是乱世文人不折腰、不附逆的气节坚守。这场绑架僵局整整持续了八个月，绑匪见勒索无望，最终将赎金降至40万元。经潘素多方奔走筹措，终将张伯驹救出魔窟。

这段经历，是张伯驹人生中的至暗时刻。被囚禁的八个月里，暗无天日、未知生死的煎熬，足以压垮常人的意志，可谁也未曾想到，张伯驹竟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于绝境之中寻得一份从容，悠然提笔，开启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也可以说，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遭遇，这份绝境中的感悟与沉淀，最终催生了《过江梦》的创作。

张伯驹经此一劫，身心俱损，为保护国宝与家人的安全，1942年10月，他下定决心离开危若累卵的北平，前往国统区西安避祸。在西安期间，张伯驹受邀主编《正报》副刊，便将小说《过江梦》进行整理，分56期连载于副刊《豳风》之上。从囹圄绝境中构思落笔，到颠沛流离间公开发表，《过江梦》的问世过程堪称一段传奇。

二

作为自传体小说，《过江梦》最大特色便是文如其人、事事纪实，人物塑造与情节脉络，几乎都能在张伯驹真实人生中找到原型对应。例如小说主人公“章孟龙”，便是张伯驹的艺术化身，其命名暗藏巧思：“章”与“张”读音相近，“孟”与“伯”含义相通（皆有长子之意），“龙”则暗喻“驹”，巧妙地将自身真实身份融入艺术创作之中。而小说中的女主角“白琴”，对应着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潘素原名潘白琴，后经印光长老加持，易名为“慧素”，小说中“白琴”这一名字，既保留了她的本名印记，也饱含着张伯驹对妻子的深厚情愫。

这种虚实交织的叙事手法，使《过江梦》跳出了普通回忆录的范畴，成为独属于张伯驹的个人心灵独白与生命印记。在小说中，章孟龙淡泊富贵、醉心书画戏曲、坚守民族气节的人生选择，完全复刻张伯驹的人生轨迹；离乱之中，白琴不离不弃，更是潘素最真切的写照。这种虚实交融的创作方式，既赋予文本充沛的文学感染力，又赋予其无可替代的以文证史的价值。

除了主人公的人生经历，《过江梦》中的诸多细节，都真实还原了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与文人群像。其中既有第六回“扫地熏天记开盛会”中，孟龙邀约师友春游大觉寺、共赴雅集的细致描摹，这段情节正是张伯驹1935年与傅增湘等人同游京西大觉寺的艺术再现；也有第九回“为桑梓合串福全馆”中，对1937年张伯驹四十寿辰时福全馆义演的生动还原。这两个场景，分别从文人雅趣与家国担当两个层面，勾勒出民国文化的鲜活景象。

小说第六回中写道，孟龙从上海回到北平之时，“已是三月中旬，园子里杏花深红浅白正烂漫的开着”，北方晴朗和煦的天气，让他生出“同见了故人一样”的亲切感。这份对北方春光的眷恋，正是张伯驹的真实心境。张伯驹1898年出生于河南项城，成长于京津一带，对北方的古寺雅韵、春日盛景均有着天然的热爱。于是，他吩咐家人备妥酒食点心，邀请表叔凌晓东（原型为爱国将领李鸣钟）、方康伯（原型袁克定）、朱拜杰（原型朱虞生）等九家友人及眷属，相约次日一同春游大觉寺。

这段纪游情节中，大觉寺的眠云堂、白塔、泉水、古玉兰，以及与师湘伯（原型傅增湘）共同修筑的“北梅亭”“倚云亭”，在现实中均真实存在。小说中“只见院内两树玉兰正盛开，琼葩玉蕊，映着太阳洁白如雪”的叙述，正是大觉寺四宜堂前，那两株北京最古老的白玉兰树的真实写照。张伯驹曾在《八仙庵、大觉寺玉兰》一文中记载，这两株玉兰“传为乾隆下江南时宫监买得盆花，携归种于此”。张伯驹一生钟爱玉兰，曾以“千斤一扫镇风流，城主芙蓉召玉楼”的诗句，赞颂其高洁风华。而小说中章孟龙赞叹：“北方的杏花枝干高古，花蕊肥丽，南梅实不能及，南方杏花并不多见，不知何以说‘杏花春雨江南’。这杏花可称为北花了。”更是张伯驹的肺腑之言。大觉寺的杏花从黑龙潭至鹫峰绵延三十里，春日里云蒸霞蔚、景致绝佳，张伯驹一生偏爱这份盛景，晚年仍以“年年红杏旸台路，不换花光只换人”的诗句，慨叹追忆这段赏花雅事。

小说中，友人们在花下品茗、亭中闲坐、席间谈笑的场景，生动还原了民国文人雅集的真实样貌。而第九回 “为桑梓合串福全馆”，则完整还原了1937年张伯驹四十寿辰赈灾义演盛事。为救济河南旱灾，北平福全馆名流云集、车马辐辏，上演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堂会。当日的大轴戏为《空城计》，小说中，章孟龙亲自饰演诸葛亮，羽扇纶巾、风神俊朗；徐老板（原型余叔岩）、梅筱阁（原型杨小楼）、汪鸾卿（原型王凤卿）、陈启后（原型程继仙）等京剧泰斗甘做配角，分别饰演王平、马谡、赵云、马岱，阵容堪称空前绝后。名角甘为票友配戏，成为梨园佳话。这场义演，既奠定张伯驹京剧名票地位，更彰显民国文人风雅与大义共生的精神底色。

除了文人雅集与梨园大义，《过江梦》还完整留存了“七七事变”等重要历史细节，细致刻画了乱世民生凋敝与文人家国担当。《过江梦》之“过江”，既是从北平辗转沪宁的地理渡越，更是从个人命运到家国情怀的精神升华。小说中，孟龙眼见山河破碎、生民流离，悲愤满怀却初心不改，拒附敌伪、死守文脉，正是张伯驹一生爱国立场的艺术写照。他一生笃信，小事可以看淡，爱国绝不能糊涂。这份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贯穿《过江梦》始终，成为这部小说最厚重的精神内核。

三

令人惋惜的是，这部承载着时代印记与个人悲欢的作品，最终未能完稿。1944年9月11日，《正报》“豳风”栏目刊登启事：“《过江梦》上卷已完，下卷待续。”遗憾的是，不仅下卷从未问世，就连上卷这半部残稿也被湮没在岁月长河之中，直至八十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尽管《过江梦》只是半部残稿，但它的史学与文学价值却依旧熠熠生辉。陈子善教授甚至将其与舒伯特未完成的《第七交响曲》、曹雪芹的《红楼梦》残稿相类比，认为未完成的状态“均不影响这些作品的伟大的艺术价值，张伯驹这部《过江梦》虽然只有上卷，但故事已相对完整，无疑也应作如是观”。从文学价值来看，《过江梦》采用传统章回体写法，语言典雅流畅，兼具古典文学的韵味与现代小说的叙事张力，在新文学旧体小说创作中独具特色；从史料价值来看，它以个人视角记录了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文人生活与文化风貌，为研究民国金融史、文化史、戏曲史提供了鲜活的实证资料。

《过江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26年1月版）的重见天日，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张伯驹鲜为人知的文学才华，更让我们得以透过这部作品，回望那个风雨飘摇却又风骨凛然的时代。在此之前，公众印象中的张伯驹，是那位捐赠国宝的爱国名士，是精于书画的艺术大家，是余派唱腔的票友名家，而《过江梦》的被发掘，则让我们看到了张伯驹作为文人的另一面，这体现在他对生活、情感的细腻审视，对家国情怀的深刻叩问，对时代风云的敏锐洞察，以及在绝境中依然坚守的从容与豁达。而且，作品早已超越了普通小说的范畴，成为留存民国文化记忆、解读民国文人精神的重要文本，是名副其实的民国文化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