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世界之潮流，求吾国美育之发展”
李叔同题写《美育》刊名
《美育》杂志1920年创刊，两年间仅出七期，后因经费困难停刊。但《美育》并不是一份匆匆而过的小刊物，它以办刊为支点，推动了一场由理念走向公共实践的美育尝试。自1919年中华美育会成立，到1920年《美育》创刊，再到1923年《艺术评论》周刊创办及“中华全国艺术协会”的发起，吴梦非、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围绕这份刊物，逐步搭建起一个横跨十余省、拥有数百名会员的美育网络。更重要的是，这一网络并未停留于观念倡导，而是不断转化为现代美育传播的现实力量。以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为例，办学七年间毕业生达410人，来自当时17个省份，多数后来进入中小学任教，为中国现代美育在基层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人力基础。
对“主智教育”的一次纠偏
1920年4月20日，中华美育会会刊《美育》正式创刊。刊名由李叔同题写，上海国光书局印行，大32开本，每期约百页。创刊号所载《本志宣言》开宗明义提出三项目标：“救济一般烦闷的青年”“改革主智的教育”“希望用美来代替神秘主义的宗教”。这几句话看似简短，所回应的却是现代中国文明转型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新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新的社会，又应建立怎样的精神生活。也正因此，《美育》的办刊旨趣并不止于介绍艺术知识，而是试图以艺术教育纠正“主智教育”的偏失，以“民众艺术”弥合精英文化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以“发挥本国美术”回应中西文化冲突中的文化焦虑。在这个意义上，美育在中国现代历史中从来不是教育的附属点缀，而是现代中国重塑人格、更新风气、重建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文化努力。
对“主智教育”的批评，在《美育》各期文章中反复出现。它不是简单地反对知识教育，而是指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只重智识、不问品格的教育偏向，会使学生变成“不完全的残废的人”。丰子恺在《画家之生命》中对此有过更深入的阐发：科学帮助人理解世界的结构，艺术帮助人感受世界的意味；科学回答“是什么”，艺术则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值得”。两者各有功能，却同样构成人的完整成长。到了1924年，《美育》同人创办的《艺术评论》周刊上，吴梦非在《艺术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又更明确地提出“用艺术改造社会”的主张，从而将美育的问题由个人修养进一步推进到公共文化建设的层面。
从学校走向社会的“民众艺术”主张
《美育》的一大贡献，在于它将美育从学校课堂推向更广泛的社会公共生活。“民众艺术”成为杂志的一个核心关键词。1920年创刊号上，欧阳予倩发表《民主的文艺与贵族的文艺》，明确提出文艺不应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应面向更广泛的人群，倡导一种注重个性、追求自由平等的民主文艺。同年第四期，俞寄凡在《德谟克拉西的艺术》中进一步以“民主主义”为关键词，强调“平等的精神”乃是艺术教育的基础。在他看来，艺术既然是“人类情感的具体表现”，便不应为任何特权阶层所独占，而应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否则，即便最有天才的艺术家，其作品也可能不过止于“娱己”，难以真正“有益于社会”。
到了1923年，《艺术评论》周刊第15期刊载吴梦非《民众艺术》一文，又将这一主张推进了一步。在他看来，所谓“民众艺术”，并不是从既有艺术中分析、切割出一部分归于民众，而是根植于现代无产阶级现实生活、并从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艺术形态。也正因此，艺术教育运动的意义，并不在于把艺术封存在少数人的趣味与修养之中，而在于使更广大的国民能够经常接触艺术，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感受艺术、理解艺术的能力。
这种“民众艺术”的取向，也体现在对美育媒介的选择上。吕澂在《美育》上撰文推重“演剧”，认为这种艺术形式更容易进入现实生活，也更便于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传播并引发共鸣。这表明，《美育》对美育媒介的理解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美育不再只是课堂中的讲授和静态的作品欣赏，而是开始借助更具社会传播力的艺术形式，走向现实生活，走向更广大的民众。
在世界潮流中重申中国立场
《美育》杂志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它在积极借鉴西方美育理论的同时，始终强调立足本国“国情”与“民性”，探索适合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1920年第二期，李鸿梁在《音乐与道德》中提出，建设“新中国”固然是时代潮流，但在国民基础薄弱的情况下，社会改造并不能一蹴而就。正因如此，改革不能脱离现实条件，必须充分顾及“民性”与“国情”，重视本国“乐风”的发挥，而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
同年第七期，吴梦非对这一立场作了更系统的阐发。他指出，近些年来，“西洋画”声势日盛，有人因此主张特别提倡“国粹画”，担忧本国艺术会被西洋画所“灭亡”。这种心情固然可敬，但在他看来，终究还是一种“消极的思想”。真正积极的做法，不在于消极抵制，而在于“把本国的美术广大发挥起来，使人人晓得本国美术的价值”。唯有如此，无论西洋学术如何发展，中国美术“总可以占得优越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思路下，他进一步提出，中国应当建立独立的《中华美术史》，因为中国学术包括美术在内之所以一代不如一代，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缺乏“系统的组织”。
这种既开放又自信的态度，贯穿于《美育》杂志始终。一方面，杂志持续介绍西方美育理论与方法，从创刊号吕澂的《说美意识的性质》，到后来对德国福尔凯特移情论美学的引介，都体现了对西方学术资源的主动吸收；但另一方面，这种吸收并不是简单移植，而始终服务于一个明确目标，那就是“趁世界之潮流，求吾国美育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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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看《美育》，其意义正在于提醒我们，美育从来不是教育的边缘装饰，也不只是个人趣味的陶养，而始终关乎如何成就更完整的人，如何涵养更健全的社会精神，如何在世界潮流中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化自觉。也正因此，“趁世界之潮流，求吾国美育之发展”不仅属于百年前，同样也为今天重新思考美育何以塑人、何以化人、何以成其为公共文化力量，提供了深远的启发。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