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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从左至右：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陈师母、陈先生之女。 资料图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筹划的《陈寅恪文集》，最初的主持人，当然是陈寅恪先生本人。到20世纪80年代，《陈寅恪文集》全套七种九册完成出版，实际主持整理刊行事宜的，是陈先生生前托付的早年门人、复旦大学中文系蒋天枢教授。

其间二十余年的时代变迁里，有不少陈先生不同阶段的学生故友参与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不少人不得已离开了这一编纂事务。最终伴随《陈寅恪文集》从酝酿到定稿成书的，只有寥寥数人，其中蒋天枢、黄萱等先生功绩卓著。

这套文集熔铸陈寅恪先生毕生学养，彰显独立精神与文人气节，值得每一位热爱文史、心怀治学初心的读者静心研读、细细品味。

一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出生的蒋天枢先生，1927年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此前他毕业于著名的无锡国学专修馆。他与陈寅恪先生的缘分，回溯起来，颇多“意外”。

第一个意外，是蒋先生原本报考清华研究院，一心向往追随王国维先生，可等到1927年9月入学清华，王先生已投湖自尽，他只能在昆明湖畔凭吊追思。第二个意外，他在研究院确定的研究课题，是给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编纂年谱。而当他1930年以《全谢山先生年谱》作为毕业论文从清华研究院毕业时，直接指导他的导师梁启超先生，也已在前一年病故。

他的毕业文凭上之所以留有陈寅恪先生的签名，完全是在时局人事变动之下顺势而成。他在清华求学期间也曾听过陈先生授课，但他晚年回忆，印象较深的是课程中外文内容繁多，一时难以听懂。

众所周知，清华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王、梁二师不幸先后离世，赵元任先生常年在外进行学术调研，种种客观缘由交汇，蒋先生与陈寅恪先生走近，亦是势所必然。

二

身为师长，陈寅恪先生见识高远、心思通透。他深知蒋先生志趣不在当时自己所擅长的中外不同民族语文的比较研究，而是偏向传统经史之学，便很艺术地将原本专事清代学术史的蒋先生，逐步引向《三国志》校释研究。他将自己亲笔批校点评的竹简斋本《三国志》借给蒋先生，为家境清贫的蒋先生毕业后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助力。只是“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身在沈阳谋生的蒋先生仓皇避难，遗失了这部极具纪念意义的校本。即便身处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辗转迁居重庆北碚复旦大学的蒋先生，依旧依托往日研读积累，撰写出《〈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校记》等优秀学术论文。也正是在一次次实证研究中，蒋先生彻底领会陈先生以诗证史的治学理念，并熟练运用此法治学著文。同一时期，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向也发生重大转变，告别以佛经典籍为主的中外文本的语文比较研究，转向更具现实关怀的中古史研究，着力挖掘魏晋至隋唐历史原貌与深层成因。后来由蒋先生整理汇编的《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收录的大多是陈先生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三

1948年，陈寅恪先生谢绝前往台湾的邀约，南下定居广州，在岭南大学授课治学。抗战胜利后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的蒋先生，得以多次前往南京、上海两地拜见双目失明的恩师。新中国成立后，蒋先生又分别在1953年、1964年两度远赴广州，并接受恩师嘱托，将来为其编一套文集。

1953年师生相见，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陈先生见到这位忠心耿耿的老门生，询问其当下治学方向，蒋先生坦言正在研究屈原与楚辞。陈先生沉吟片刻，道“司马温公不言屈原”，意指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之中，并未提及屈原其人。回到上海之后，蒋先生一边悉心帮恩师整理文稿，互通书信探讨史料考据，一边并未因先生此言改变研究方向，依旧秉持严谨缜密的考据手法，重考屈原生平事迹，校勘笺注《楚辞章句》。他凭借扎实考据证实，屈原确为历史真实人物，《离骚》更是如实记录战国时期楚秦纷争局势的史诗，而他所用的核心研究方式，正是陈寅恪先生倡导的诗史互证法。

四

当身在上海的蒋先生以书信往来的形式，协助陈先生撰写文稿、提前筹备文集编纂工作时，在广州，有两位不朽的女性，也为陈先生的著述，投入了巨大精力。

一位是陈夫人唐筼女士。出身名门的唐筼，不仅数十年操持家事、照料先生起居，还深度参与文稿撰写与书籍出版各项事宜。现存上海古籍出版社馆藏档案里，诸多陈先生与出版社商议文集出版事宜的往来文书，大多出自唐筼女士手笔。1953年蒋先生赴广州领受恩师托付、收存先生著述诗稿，陈先生特意赋诗两首相赠，也就是学界广为流传的“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鲜少为人提及的是，当时陈师母亦提笔和诗两首赠予蒋先生，其中“孙书郑史今传付”一句，直白记录下陈先生托付毕生文稿的过往。

另一位便是陈先生晚年的得力学术助手黄萱先生。黄先生出身厦门望族，其父黄奕住是民国知名华侨实业家、金融大家，丈夫周寿恺更是业界名医。她能读古籍，做事尽心尽责且不计酬劳，性情爽朗豁达，深得陈氏夫妇信赖。1958年受时代环境影响，陈先生渐渐失去在校授课、招收门生的机会，黄先生常年伴其左右，协助查阅典籍、整理文稿，成为先生晚年治学路上莫大的精神慰藉。漫长岁月里，她还常年充当陈先生与蒋先生之间书信传递、学术沟通的中间人，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除却陈夫人与黄萱先生之外，彼时任职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周连宽先生，也为陈先生搜集各类史料，甘做幕后助力。而在上海地区，据学者高克勤考证，20世纪50年代为陈寅恪著作出版奔走出力之人，除蒋先生外，还有同出清华研究院的陈守实先生。1950年《元白诗笺证稿》由岭南大学先行刊印，后续交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再版重印，联络对接事宜，基本都由陈守实先生一手操办。

五

陈寅恪先生晚年耗费心血最多、篇幅最长的著作，是八十万字的《钱柳因缘诗释证》，正式出版时，定名《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别传》署名“陈寅恪著”，这里所说的“著”，是传统文史学界的旧式著述定义。依照如今通用的学术著作编撰准则，称此书为陈寅恪主撰或主编，或许更为贴合真实史实。全书编撰期间，蒋先生付出的心血最多，他甚至动员亲友参与其中，安排彼时任职于上海博物馆的胞弟蒋天格先生，前往浙西嘉兴一带，搜集钱谦益、柳如是相关诗文与地方文献；又多次托付挚友张公逸赴北京图书馆，手抄誊录稀缺古籍史料。

大江南北搜集而来的各类史料，尽数汇总至上海，由蒋先生筛选甄别，挑选重要内容整理后寄往广州。遇到《河东君传》这类核心文献，蒋先生亲自抄录不同版本，选定底本与参校本，细致完成文字校勘工作后一并寄出，供陈先生参考取用。陈先生收到寄来的史料，交由黄萱先生逐字诵读，听完内容后指明还需考证核实的疑点，由黄萱先生用红笔在文稿上标注清楚，再寄回上海。蒋先生依照标注意见继续寻访考证、增补史料，如此往返沟通经年累月，日积月累攒下厚厚两册手抄史料底稿，成为如今研究陈先生晚年治学心境与著书历程，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原始文献。

六

1969年10月7日，寓居广州的陈寅恪先生含憾离世，同年11月21日，相伴一生的唐筼女士也随之溘然长逝。彼时动荡时局尚未平息，悲痛之余，年事已高的蒋先生抱病重启陈先生遗稿整理工作。

1976年时局迎来安稳，已是七十三岁高龄的蒋先生一改往日低调内敛的行事风格，想方设法寻访动乱时期被抄走散落的先生文稿，全力推进《陈寅恪文集》整理出版。

诸多有心人士纷纷出手相助，助力这项传承文脉的大事。陈先生晚年绝笔之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原本留有两份完整誊清稿，动乱年代其中一份被中山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取走流失。为寻回这份珍贵遗稿，蒋先生通过多方努力终得成效，经由各级领导重视批示，散落在中山大学化学系、历史系及相关部门的《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残稿悉数寻回，经由陈先生女儿转交蒋先生，编入文集，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七

《陈寅恪文集》七种九册于1982年全部刊印出齐。素雅大方的蓝色封面，搭配洁白书脊，堪称那个年代重启面世的经典学术佳作之一，在学界广受好评。只是极少有人知晓，这套文集封面题字来源不凡，除陈寅恪先生、唐筼女士、蒋天枢先生之外，文集中排次第一《寒柳堂集》的书名，由文坛大家钱锺书先生亲笔题写。

钱锺书先生天资过人、傲骨自持，早年学界流传吴宓一番评述，称清华老一辈学者之中学识顶尖者为陈寅恪，青年后辈里才华出众者当数钱锺书。钱先生听闻，非但不喜，且以为比拟不当，因为他自认当时已经超过陈先生。

请钱先生为文集题写书名的人，正是蒋先生。二人相识渊源颇深，早年间或许在无锡国学专修馆求学时期便已结交。同出身清华的二人，为人处世风格迥异，治学研究的志趣方向也截然不同，却丝毫不影响多年相交的情谊。近年新发现的钱锺书先生往来友人书信中，便能看到他应允蒋先生嘱托，协助审阅勘校陈寅恪文稿的相关记载；蒋先生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卷首，也专门留有笔墨致谢钱默存先生，二人交谊，由此可见一斑。

历经几十年辗转守候，众人接力整理编撰，让陈先生毕生心血，留存于世。

（作者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