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左行横迆”擦肩而过——《新青年》汉字横排失败原因考论
前言
在晚清以降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潮中，拼音化文字与其横向书写方式一度被认为是先进的、现代性的文字形态。是以，要求汉字效法西文、采取横排的声音不时传出。1908年，吴稚晖提出编造“中国新语”，采取简化字，“用左移横行法” ①。1913年，俞乾三指出汉字从上至下、自右而左的书写方式不良，在科学的名义下，宣称传统写法有“污袖”“心理”“生理”等方面的缺陷，要求“亟宜改为旁行，自左而右，仿西文之成法。”②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时人的重视，更没有得到具体的践行。数年之后，《新青年》再次发起汉字横排讨论，并引发了一波舆论声浪。但是，与提倡白话不同，《新青年》虽然鼓吹汉字横排，但直到终刊也未付诸实践，这引发了后人对《新青年》横排失败原因的探寻。
总体来看，目前学界对于《新青年》横排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种结论。一种结论认为是印刷水平的限制，如张志强认为“承担出版的群益书社却反对《新青年》横排”③，张勇认为《新青年》之所以未能实现横排，“归结为一点其实就是印行的成本”。④另一种结论是同人态度不统一，如杜明星认为“‘左行横迤’没有主编陈独秀和文学大咖胡适的支持，仍难以实现”⑤，潘望舒指出“由于《新青年》内部意见的不统一，胡适认为‘这个究竟还是一个小节的问题’，《新青年》始终没有改成横排” ⑥。也有研究者提出“固然存在印刷困难，同人态度的不一致性才是《新青年》”“难以改用横排的内在原因。” ⑦
将《新青年》横排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印刷技术的限制和同人态度的不一致性，仍然遗留了重要问题：惯于共同行动的《新青年》同人因何在汉字横排问题上态度反常？向来支持《新青年》杂志形式改革，且出版过横排书刊，有过汉字横排经历的群益书社，为何阻止了《新青年》横排计划的实施？影响《新青年》同人与群益书社对《新青年》横排态度的因素主要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探究《新青年》与“左行横迤”擦肩而过之原由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继续挖掘史料并细读相关文本，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探寻《新青年》横排失败的原因。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封面
一、知易行难的汉字横排
1917年《新青年》第3卷第3号的“通信”栏刊载钱玄同的来信，提到“汉文需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 ⑧的主张，陈独秀回信表示赞同，《新青年》的横排讨论自此拉开了帷幕。两个月之后，钱玄同在论应用文的改良策略时，又提出汉字应“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陈独秀依然表示赞成。有此基础，钱玄同继而提议将《新青年》杂志改为横排印刷，并建议从第4卷第1号开始实施。陈独秀对此事答应得颇为干脆，直言与相关人员商量后即可实行。但他显然低估了这件事的难度，《新青年》第4卷第1号依旧竖排，而横排讨论也随之继续展开，引发读者的关注，产生赞同与反对的不同声音。在第4卷第4号中，时为北大教员的孙国璋直言不赞成《新青年》体例上“将文字改为横列”，认为在直行文字中以“习用之圈点”“加以问号和呼号已足”，若改为横排，大多数人难以效法。⑨随后，第4卷第6号中“基督徒悔”也认为“钱君之主张，直至骇人听闻，不能按部就班，以尽诱导之天职”，汉字横排将“使多数人惊异”，并斥钱有“媚外”之嫌。⑩对于此种质疑声音，钱玄同则认为，他们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习惯使然。
接连遭遇两封反对信件后，朱我农、张月濂、张寿鹏、周作人等相继表达了对汉字横排的支持。在“横排派”看来，文字横排既是汉字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西文混杂排列的实际需求。钱玄同提出，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的前提是先“把中国字改为横行” ⑪；张月濂认为，“中西文合并而成之新文学，实为应时势之要求已至瓜熟蒂落之期而产出”，而“新文字之副产物，即文字排列之法须改直行为横行” ⑫；张寿鹏表示汉字横排虽带来阅读困难，但夹带西文却方便，周作人给其回信中也表示赞同汉字横排。⑬
如果说汉字横排为的是便于中西文并用，那么强调《新青年》杂志的横排，则在这一需求之外，还多了使杂志为“社会先导”的用意。陈望道从《新青年》“除恶务尽”的宗旨出发，批评杂志同人即使在实验心理学证明文字当横行后依然“纵书中文”，是缺乏“诚恳的精神”。⑭钱玄同回信中解释了杂志未能横排的原因，并透露有过从第6卷第1号起改为横行的计划。⑮之后，关于横排问题的讨论逐渐稀少。为保护论争之火不熄，维系《新青年》采取横排的一线希望，作为倡导者的钱玄同不得不再次寻找帮手，发表了与陈大齐关于汉字横排的通信。他在从实际需要方面论述了汉字横排的必要性后，邀请陈大齐从生理学的角度阐释汉字横排的合理性。以往关于汉字横排的文字大多夹杂于其他问题的论述中，而这次通信却是汉字横排问题专论，甚至特意打出了“赛先生”的大旗。但事与愿违，它并未在《新青年》上溅起更多的水花——随着杂志同人编辑方式的结束，《新青年》上热闹了两年多的横排讨论暂时落下了帷幕。以革故鼎新为宗旨的《新青年》，尽管打出了“汉字横排”的招牌，却未能身体力行，正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知易行难”的阶段性历史特征。
由上，《新青年》中直接回应杂志横排计划的文字有三次。第一次是第3卷第6号陈独秀回复钱玄同，认为《新青年》改为横排“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⑯；第二次是第5卷第2号钱玄同回答朱我农，“唯新青年尚未改用横行的缘故，实因同人意见对这个问题尚未能一致”⑰；第三次是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复陈望道，“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⑱。通过这三次通信可知，《新青年》改为横排的提议得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认同与支持，但在实行过程中，遭遇了同人与印刷方面的共同阻碍而导致计划破产。
二、群益书社的顾虑：“印刷工资的加多几及一倍”
钱玄同在《新青年》第3卷第6号上建议杂志“从第四卷第一号起就改用横式”⑲，陈独秀表示“十分赞成”，“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⑳。但《新青年》第4卷第1号并未采取横排，陈独秀与发行部、社友的具体商量情况也不得而知。不过，此后钱玄同关于汉字横排的数封通信，大致可见刊物同人围绕这一问题的博弈过程。先是在回复朱我农来信时，钱玄同说《新青年》尚未改用横排，“实因同人意见对这个问题尚未能一致”㉑；其后，他在1918年11月26日致《新青年》同人的信里说，10月份陈独秀就提出从第6卷开始改为横排，但困难在于群益书社提出“这么一改，印刷工资的加多几及一倍”，所以“一时或未必能实行”㉒。直到第6卷第1号出刊后，面对陈望道的批评，钱玄同解释道：“原拟从本册（六卷一号）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㉓。由此可知，导致《新青年》未能采取横排的原因之一便是群益书社的态度。
那么，对于群益书社而言，汉字横排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群益书社具备了汉字横排的能力。汉字横排的直接动机是中西文字与符号相混杂造成的读写不便，因此，横排印刷最早是出现在英汉字典、数字公式较多的科学书刊中，而群益书社在接办《新青年》之前，正是以出版中英文字典和理科教科书为主业。如谷钟琦编译的《平面几何学讲义》（1909年出版）、赵灼译述的《纳氏英文法讲义第二》（1913年出版）等，这些书籍中涉及西文字母、图形符号、数学公式、阿拉伯数字等，均完全横排。而且，《新青年》最初几卷刊载的中英文对照翻译作品中，也存在汉字横排的情况，其排版大致可分为三种：中英文都采取竖排方式；同一页中，英文原文横排在上，中文翻译竖排在下；同一页中，英文横排在左，中文横排在右。在这三种方式里，第三种情况占比最大。这说明群益是具备汉字横排印刷能力的。
其次，受制于印刷工人的技术水平与工作习惯、设备的排版装置，改为横排会降低印刷效率，并增加资金成本。当时陈大齐在京师学务局出版他的《心灵现象论》，因为采用横排和西洋式句读符号，“印了半年多，还没有印好”㉔。可见即使是对有官方背景的京师学务局来说，横排也并不容易。而据胡风的回忆，1928年鲁迅编辑《奔流》时也计划采用横排，但最后并未实行，原因是“工人不习惯，要多费力费时，排字费得增加百分之二十”。㉕甚至到了1949年，印刷业的行规依然是“在铅印排字遇橫排及表格或有算学公式时，按章均须另加费用。”㉖看来群益书社说采取横排会导致“印刷工资的加多几及一倍”，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杂志方不愿负担额外增加的成本，那么作为规模有限的私营出版社，群益书社的拒绝也就在情理之中。
历史地看，《新青年》与群益书社一度是互相成就的关系。《新青年》能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群益功不可没。反之，群益书社借助《新青年》的名声也获益匪浅。因此，历来人们多关注群益之于《新青年》的助力作用，如有研究者认为“上海群益书社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在支持《新青年》杂志的文学改良和版式革新方面，一直是不惜代价的。正是在上海群益书社与《新青年》编辑部的共同努力之下，《新青年》杂志终于扭亏为盈并且成就了自己的‘金字招牌’”㉗。诚然，从资助创办、杂志更名、改革版式等事件上看，群益书社对《新青年》多有支持。1918年10月汪孟邹曾致信胡适：“《新青年》过期太久，炼（按：即汪孟邹）亦深不以为然。但上海印业，商务、中华不愿代印，其余民友各家尚属幼稚。对于《新青年》以为花头太多，略较费事，均表示不愿，目前是托华丰，尚不如前之民友。炼今日代群益向民友相商，子寿之意如可如期，决不惜费，奈民友竟一意拒绝，使人闷闷。”㉘信中所谈各书局不愿代印《新青年》事，就是因为从第4卷第1号开始，《新青年》的白话文章大大增加，而且在印刷上要求添加西式标点符号，故遭各家书局拒绝。无奈之下，群益只好借鉴外文标点符号，自铸铜模来完成《新青年》的印刷。㉙这说明群益书社曾对《新青年》的出版尽心尽力，极力支持。
但在商言商，群益毕竟只是一家私营的小出版社，承担不起过多的亏损，而必须考虑收益问题。尽管群益书社老板陈氏兄弟与陈独秀之友汪孟邹、章士钊等关系亲厚，然而书商身份决定了他们难以真正“决不惜费”地支持《新青年》的任何举措。群益和《新青年》的合作离不开经济因素的制约。群益发行时期的《新青年》有两次休刊的经历，分别是1916年2月15日（第1卷第6号）至1916年9月1日（第2卷第1号），休刊近七个月；1917年8月1号（第3卷第6号）至1918年1月15日（第4卷第1号），休刊五个月。两次休刊都是由于《新青年》销量欠佳，出版方亏损较重。关于第二次休刊，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㉚可以看到，陈独秀对群益做出了一些妥协和承诺，才得以继续出刊。这些妥协和承诺包括，群益不再提供每期二百元的稿费和编辑费，增加一批以北大教授为主的作者无偿为《新青年》供稿等等。足见，群益书社对《新青年》的支持是有条件的，也是有底限的。
最终，《新青年》和群益书社合作关系的破裂，还是由于印刷成本的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出版，群益书社认为，这一期页码增加，用纸多得多，又有锌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如不加价，亏本太多，提出增加费用，而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双方意见难以调和，《新青年》便脱离群益，独立出版。㉛杂志方和出版方，正如商业合同的甲方乙方，各有各的立场，自然也各有各的考量。杂志方要求刊物出得漂亮、符合设想，出版方则要求尽量节约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本来就是一对矛盾。如此看来，群益书社一再拒绝《新青年》全文采取横排，也就是可以理解的。陈独秀向同人抱怨：“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㉜，说明在《新青年》的出版过程中，编辑方与发行方发生分歧是常有的事，而陈独秀在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事件中的“据理力争”，也让他和其他同人在《新青年》横排问题上的态度变得耐人寻味。
总而言之，群益书社有过为《新青年》印刷横排文字的经历，是具备横排印刷的条件的。但是，横排需要增加印刷成本，将有损于其收益，因此群益书社对《新青年》横排并不热心。但是，从群益书社与陈独秀等关于《新青年》出版发行问题的数次争执可知，《新青年》凡是涉及“生意”的改变，往往需要同人竭力向群益争取才能实现。从横排计划的结果看，同人并没有竭力去争取。这说明，让同人对横排实践态度迟疑的原因并不全是群益不愿意横排印刷的问题。
三、同人的态度：“究竟还是一个小节的问题”
同是涉及《新青年》杂志形式的变革，横排问题尽管也经历了比较热烈的讨论，但与运用白话文、添加新式标点相比，参与讨论的更多是《新青年》的读者，而同人对这一话题的态度相对冷淡。首先，审视《新青年》同人对汉字横排的发言，除了钱玄同外，仅有陈独秀、胡适、周作人，而胡适与周作人的发言各仅有一次。周作人还不是专门撰文讨论，只是在给读者回信中顺带提及他对横排“十分赞成”。㉝与此相比，“白话文改革”的讨论，同人几乎都参与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专门撰文论述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必要性，周氏兄弟、刘半农、李大钊等也积极响应，以理论或创作的方式予以支持。而关于标点符号的讨论，胡适就说过，“论句读符号一层，本社同人也不知共同讨论了多少次。”㉞正所谓真理愈辨愈明，胡适也认为“讨论既熟，是非自明”㉟。同人的讨论对确立观念或主张的合法性非常重要，然而，汉字横排却由于同人参与讨论不够，难以使其“是非自明”，这似乎也暗示了横排并没有成为同人共识另外，关于横排的所有讨论几乎都在“通信”栏进行，但“‘通信’是一种‘即席发言’、一种‘思想草稿’”，经由“同人之间的相互辩驳，更能促使讨论深入”，直至“思考成熟，不衫不履的‘通信’，便会成为正襟危坐的‘专论’。”㊱由此可见，尽管《新青年》横排讨论看似也吵吵嚷嚷，众声喧哗，但它最终只是一种“思想草稿”，难以跳出“通信”栏，升格为“思考成熟”的“专论”，而导致这一结果的正是同人之间相互辩驳不够，讨论难以深入。
另外，主要骨干对《新青年》横排的态度显得犹疑、模糊。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群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们对《新青年》汉字横排的言语和态度需要重点关注。陈独秀作为杂志主编，不仅公开表示赞同汉字横排，也支持《新青年》改为横排。但《新青年》直至终刊也未能横排，显示出陈独秀本人对这一改革，并没有“不惜一切代价”去推行，而只是在一定限度内赞成和支持，他不愿为此与出版方冲突即是证明。从“商量同意”“讨论一番”等软性词语的不断出现，可以看出陈独秀似有所迟疑。㊲有研究者甚至提出，正是陈独秀一反常态的“拖泥带水”态度与胡适的“公然反对”，造成“元典的遗憾”㊳。陈独秀在横排问题上的迟疑态度，可能与胡适在同人中的话语影响力有关。《新青年》转由同人编辑后，已然接近一个“文化团体”，“一旦成为‘团体’或‘准团体’，杂志的个人色彩以及主编的控制能力，必然明显下降”㊴。陈独秀对影响刊物命运的根本性改革举措，也就难以独自拍板决定了。
胡适对横排问题的态度最耐人寻味。一方面，胡适并不反对汉字横排。不仅如此，他与汉字横排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创刊于1915年的《科学》是中国最早横排的杂志，由成立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科学社”（后改名“中国科学社”）所创办，其创办者任鸿隽、赵元任、杨杏佛等是胡适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兼好友。胡适不仅是中国科学社成员，也在《科学》上刊发过文章，这表明胡适较早接触了汉字横排。1918年7月，在与张元济商谈北大教科书出版事宜时，胡适就提出印刷版式“拟用四号字横行，书照‘科学’式，用五号”㊵的要求。《科学》乃科技杂志，需要“照《科学》式”出版的北大教科书可能也主要是算学、理化一类。对于科学类书刊，胡适是赞成横排的。
另一方面，胡适在《新青年》采取横排问题上并不热心，仅在与朱我农的通信中对横排问题做过一次回应。《新青年》第5卷第2号发表朱我农致胡适的信，信中对《新青年》改文言为白话等主张均表赞成，并极力支持改用横行。由于朱我农是胡适好友朱经农之兄，所以胡适对朱我农信中所论均予以诚恳回应，包括一般由钱玄同负责回复的横排问题：
《新青年》用横行，从前钱玄同先生也提议过。现所以不曾实行者，因为这个究竟还是一个小节的问题。即如先生所说直行的两种不便：第一，“可免墨水污袖”自是小节；第二，“可以安放句读符号”固是重要，但直行也并不是绝对的不便用符号。先生所见《新青年》里的符号错误，乃是排印的人没有句读知识之故。《科学》杂志是用横行的，也有无数符号的错误。我个人的意思，以为我们似乎应该练习直行文字的句读符号，以便句读直行的旧书。除了科学书与西洋历史地理等书不能不用横行，其余的中文书报尽可用直行。先生以为何如？㊶
显然，朱我农提出的“直行的两种不便”（墨水污袖和安放句读符号）并不足以说服胡适认同《新青年》用横排。在胡适看来，《新青年》当时有着比改横排更加急迫的任务，如“改文言为白话”以及采用何种白话、如何写白话诗，甚至采用西式标点符号等等。相较之下，“横排”只能算是“一个小节的问题”。
此外，胡适明确表示中文书报的排版应该遵循“科学书与西洋历史地理等书”用横行，“其余的中文书报”用直行的规则，《新青年》既然属于“其余的中文书报”的范畴，便也不需要横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钱玄同在提议《新青年》横排时主张，“《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所有认做‘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㊷以杂志作为同人主张的“试验场”，“实行除旧布新”“以为社会先导”，本应是同人对《新青年》的共识，钱玄同正是在期待《新青年》“为社会先导”的心理下提出横排的倡议。然而，胡适、钱玄同在横排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显示了《新青年》同人在锐意革新的宗旨和遵循社会习惯之间的两难。
四、知易行难的汉字横排
胡适给朱我农信中所说的“除了科学书与西洋历史地理等书不能不用横行，其余的中文书报尽可用直行。”㊸并非他自己对中文书报排版方式的设想，而是对当时已有的书报排版情形的描述。其实钱玄同也有类似的观察：“我极希望今后新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不必专限于算学、理化、唱歌教本也”㊹，还提到《科学》和《观象丛报》“这两种杂志都是讲科学的，常有算式表谱嵌在文章中间，用横式便利，自不消说得。”㊺这说明“科学书与西洋历史地理等书”用“横行”，“其余的中文书报尽可用直行”在当时的出版界已是约定俗成的规矩。
有研究者指出，晚清民初，横排的书刊主要是英汉双语读物和含有阿拉伯数字的算式与理化公式的西方自然科学类书籍。㊻这些书籍之所以需要横排，乃是因为其中的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公式、图标等既无法竖排，也无法竖写，而汉字可以横写、横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了避免读写不便，只能改变汉字的排版方式。因此，汉字横排在最初是无可奈何，或者说权衡利弊的选择。《科学》杂志的主编刘咸曾回忆，汉字右起竖排的传统“对于刊载科学论文有诸多不便（如不易排列算式、公式）。因此经过认真考虑，权衡利弊，1915年创刊始，《科学》上所有文字（包括目录、图注）均采用横排向右方式。”㊼《科学》在创刊号“例言”中专门指出“本杂志印法，旁行上左，兼用西文句读点乙，以便插写算术物理化学诸方程公式”。㊽其另一任主编张孟闻也说过类似的话，“这是第一本横排的中国书刊，为了便于与西文和数理化公式接连的缘故”。㊾可以看到，彼时出版者并不以横排为进步，反而要不断解释迫不得已选择横排的原因。究其根本，乃是因为横排违反了读者根深蒂固的阅读习惯。这同样可以从横排书刊遭到的社会批评上来看。1916年胡适的《论句逗及文字符号》一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编者特意在文首加“识”说明：“本报自出版之始即采用西文句读法，海内外颇有以好新无谓非之者”。㊿可以推测，这里被讥为“好新无谓”之举的，除了西式标点符号，应该也包括其横排的版式。张志强在其研究中提到，《科学》由于提倡横排和西式标点，“因而也遭到了看不惯的国人的非议”。51黄春宇也指出“这种创新遭到了一些守旧文人的非议”。52因此，尽管早期中文横排的出现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时人对这种新的排版方式的接受仍然有限，尤其是以汉字为主的书刊。
1933年，有读者东方曙光致信《东方杂志》，希望其《五百号纪念特号》及未来之合订本能够采取“横行”，以实现“澈底的改良”。53稍后，《东方杂志》编辑的记事中透露“这个意见就成了许多读者质问反对者[的]对象”，不少读者都写了长信来辩争。连编辑自己也认为：
万覩君的主张，并非绝对不可采择，即如将球自然科学的图书报章，特别关于数理化学等科目，横行比较纵行写起来方便，读起来容易，（中略）说到本志，除却间或登载几篇译稿，或创作里面注脚内引用西文参考书，宜于横排外，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纯粹的国文，自然没有改横排的必要。54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即使中文书刊横排早有先例，主流舆论依然将横排看成一种“好奇立异”行为。书刊编辑和读者大多仍然坚持“纯粹的国文”没有采取“横排”的必要。那么，那些敢为天下先在当时选择横排的中文报刊，命运又如何呢？
1931年4月10日，《民众呼声》日报在山西出版，该报是杜白公在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的授意下创办，采取左起横排的版式。出版之后，商震对杜白公说：“你们的报纸我看到了。版式很别致，就是人们看不惯。不过我常看英文报，还不觉得什么。”55显然，反对的声音主要还是来自普通读者。创刊于1933年1月16日的《大美晚报》也想采取横排，但“他们恐怕读者一时不习惯看横排报纸，而影响销路，于是变通办法，先把评论一页改为横排，以作试探，果然读者不赞成，纷纷致函反对。试行一个月后，该报就把评论一页恢复为直排。”56
但是，从1919年起，有一批纯汉字类的期刊选择了横排。1919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月刊》《新闻周刊》采用横排。1928年傅斯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时，将其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采取横排。陶孟和作为参与《新青年》横排问题讨论的重要成员，在他创办的《社会科学杂志》（1930年创办）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2年创办）也采用横排。另外，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主办的《国学季刊》（1923年创办）、《歌谣周刊》（1924年创办）、《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创办）、《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26年创办）也是横排。从这些杂志的横排时间和创办者身份不难看出，《新青年》提出的书刊横排观念对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倡导者们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在自己主办或主持的刊物上做了尝试。这些杂志之所以取得版式上的突破，乃是由其传播范围与接受对象所决定的。这些横排杂志以学术期刊为主，其读者对象主要是精英知识分子和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而且依托高校研究机构所创办，属于机关刊物一类，不存在紧迫的财政问题，其发行销售较少受限制，故而可以积极实践横排。
可见，对于看重传播范围或销售数量的现代书刊来说，读者群体及其阅读习惯是制约文字排版方式的重要因素。在理清这一事实后，返观胡适等对于《新青年》横排提议的态度，就会发现“其余中文书报尽可用直行”一语背后潜藏着横排可能会有损《新青年》发行传播的担忧。试想，如果《新青年》改用横排，固然会得到少数开明读者的支持，但倘若遭到大众读者的反对和批评，这显然是不利于文学革命、思想启蒙的主要任务的完成。因此，钱玄同打破中文书报直行惯例的激进议案得到其他同人顾虑、犹疑或沉默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如此一来，同人参与讨论、向群益书社争取横排的力量是分散的，这造成《新青年》与“左行横迤”的横排实践擦肩而过。
结语
肇始于近代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最底层的逻辑是开启民智、普及知识以实现民族国家的富强。因此，白话文、新式标点符号、横排等实践都要围绕普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核心目的展开。胡适等发动白话文运动以及倡导使用新式标点，出发点也是实现言文一致，让知识普及于大众。而钱玄同提议汉字横排主要解决的是便于夹西文、标点，免于墨水污袖等问题，对于减轻识字难度，辅助知识普及并没有直接的作用，相反，还会因改变固有阅读习惯而增加普通大众的阅读困难，这导致它难以取得广泛支持。
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中，汉字横排被看作汉字进化的产物，是思想文化革新的成果，因而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推崇。在汉字改革没有完成的现代时期，汉字横排问题中依然隐藏着深刻的士庶矛盾。《新青年》改行横排的倡议也在无意中使潜在的矛盾浮出水面。同人陷入支持杂志革新与迎合读者喜好的两难之中，处理不当将会影响杂志的生存与发展，事关重大，因而采取了相对保守、谨慎的态度。
《新青年》横排计划的落空，凸显了读者大众在形塑《新青年》形象过程中的重要性，也提示着《新青年》在文化改革上取得的成就是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共同参与的结果。因此，对于《新青年》的研究也应重视读者的角度。同时，《新青年》横排的失败也是同人顾及传播效果而采取的策略性调整。横排所代表的科学、效率与启蒙的精神内在一致，本身构成了启蒙内容的一部分，是“现代性”在物质形式上的体现。但是，横排也是承载白话文和新思想的形式，改《新青年》为横排就意味着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激进，虽则能够传递更彻底、更绝决的革新意图，但也将那些对形式变革感到不适的读者推的更远，势必影响启蒙的范围和效果。是以，《新青年》同人选择暂时放弃横排，沿用传统的竖排形式以将新文化传送给更广泛的读者，体现了启蒙实践向传统的动态协商。
注释：
①燃：《编造中国新语凡例》，《新世纪》第40期，1908年3月28日。
②俞乾三：《论中国文字足以统一世界》，《教育周报（杭州）》第6期，1913年5月8日。
③张志强：《中国书刊文字排式的演变》，《编辑学刊》1997年第2期。
④张勇：《新文化运动中的汉字横排问题——以<新青年>同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7期。
⑤杜明星：《左行横迤——中文版式变革研究》，《大艺文艺》,2020年第8期。
⑥潘望舒：《论“新文化运动”对汉字版式及书籍生产的影响》，中国美术学院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⑦袁一丹：《创造一种新的可读性——文学革命前后的句读论及其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6期。
⑧⑲钱玄同、陈独秀：《通信·致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⑨孙国璋、钱玄同等：《通信·论Esperanto》，《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⑩悔、钱玄同等：《通信·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
⑪钱玄同：《论注音字母》，《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⑫张月濂、钱玄同：《通信·汉文改革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⑬㉝周作人、张寿鹏：《通信·文学改良与孔教》，《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⑭陈望道、钱玄同：《通信·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⑮钱玄同、陈望道：《通信·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⑯⑳ 陈独秀：《通信·复钱玄同》，《新青年》第3卷6号，1917年8月1日。
⑰钱玄同：《通信·复朱我农》，《新青年》第5卷2号，1918年8月15日。
⑱钱玄同：《通信·复陈望道》，《新青年》第6卷1号，1919年1月15日。
㉑钱玄同、朱我农：《通信·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㉒钱玄同：《致<新青年>同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㉓钱玄同、陈望道：《通信·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㉔陈大齐：《通信·鬼相与他心通》，《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15日。
㉕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2页。
㉖肖世荣：《中国科学期刊协会年会印刷报吿之一 一个新印刷方法的尝试》，《申报》1949年3月6日。
㉗张耀杰：《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㉘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76页。
㉙㉛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㉚鲁迅：《180104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页。
㉜黄兴涛、张丁：《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１期。
㉞胡适、慕楼：《通信·论句读符号》，《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
㉟胡适、陈独秀：《通信·致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㊱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
㊲邓伟：《试析<新青年>“左行横迤”与标点符号的倡导》，《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㊳张宝明：《<新青年>为何坐失“左行横迤”的良机》，《寻根》2004年第6期。
㊴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㊵张元济著，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57页。
㊶朱我农、胡适：《通信·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㊷㊹㊺钱玄同、陈独秀：《通信·致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㊸胡适、朱我农：《通信·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㊻薛冰：《书事》，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82-186页。
㊼刘咸：《我前后的几任<科学>主编》，《编辑学刊》1986年第4期。
㊽任鸿隽：《例言》，《科学》第1卷第1号，1915年1月。
㊾张孟闻：《科学的前三十年》，《编辑学刊》1986年第4期。
㊿胡适：《论句逗及文字符号》，《科学》第2卷第1号，1916年1月。
51 张志强：《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字编排方式的变迁》，《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52 黄春宇：《百年不孤独：<科学>杂志与中国科学社》，《文汇报》2015年6月12日。
53《通讯·万覩先生来函》，《东方杂志》第30卷第7期，1933年4月1日。
54 胡愈之：《辩难》，《东方杂志》第30卷第20期，1933年10月16日。
55 张全盛：《<民话>日报和<民众呼声>日报》，《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6卷》第61辑-第72辑，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9年编印，第838页。
56 罗智国：《近代中国书业的非凡时代1905-1937》，黄山书社2017年版，第194-1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