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与《晋察冀文艺》
《晋察冀文艺》第4期封面、封底副本
1940年7月2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在阜平县连家沟村召开成立大会（简称“边区文协”），推选沙可夫、田间、魏巍、邵子南、康濯等为常委，沙可夫为主任，田间、康濯、孙犁、邓康、曼晴、丁克辛等六人为驻会人员。孙犁在文协主要工作是编辑刊物、文学创作、评论写作、在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兼职教学、协助田间筹备成立边区文联，日寇扫荡期间，随军转移中也进行通讯报道工作。
1942年1月20日，作为“边区文协”机关刊物的《晋察冀文艺》创刊。按照周进祥在《晋察冀文艺社团简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中的说法，《晋察冀文艺》共有10期，月刊，油印，但目前所见只有6期5册（5、6两期是合刊），藏于国家博物馆。此刊每月20日前后出刊，这样看，它的终刊日期当在10月，最迟到年底。据梁斌回忆：1942年反扫荡后的秋天，他住在边区文联，又把原来发表在《山》上的短篇《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发展成中篇，篇名仍为《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在《晋察冀文艺》分期连载时，编辑部改名为《父亲》。1942年晋察冀边区反扫荡的时间是9月至12月，梁斌的回忆说明，1942年9月以后，《晋察冀文艺》还在出刊，这与10期的说法是吻合的。《晋察冀文艺》停刊后，孙犁在1942年12月1日又以晋察冀边区文协“鼓社”的名义创办了《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鼓》作为文协机关刊物，共12期，1943年4月18日终刊。
管蠡在《孙犁传略》中，认定孙犁是《晋察冀文艺》的主编，但查阅历史资料，又有不同的说法。1943年5月1日出版的《华北文艺》创刊号介绍《晋察冀文艺》时说：它由田间主编，白晓光、魏巍任编辑，因经费关系，已与剧协、美协、音协合出《华北艺术》。杨朔1942年11月25日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敌后文化运动简报》的文章，其中有“油印的《晋察冀文艺》由田间同志编，是文艺战线的轻骑兵”的说法。孙犁在晚年的回忆文章和访谈中，也只说自己编辑过《鼓》《山》《平原杂志》，鲜有提及《晋察冀文艺》，更没说自己是“主编”。
要厘清孙犁是否主编的问题，首先要确定他这一时期的工作和行踪。孙犁于1941年9月离开平西回到冀中探亲、养病。期间，参与编辑了《冀中一日》。其后，他应王林要求，根据《冀中一日》的材料，编写了《区村和连队文学写作的课本》，1942年1月12日完成《后记》并监督刻写、油印，这一工作在2月15日春节前后完成。按常理，孙犁应当在3月1日过完元宵节之后回平西。孙犁在《〈善闇室纪年〉摘抄》中回忆这一阶段历史时说“春末，回路西文联岗位”，也间接证明了他是春节后走的。
决定孙犁回平西时间的关键因素是上级的指示。1942年，从春天开始，日寇增兵华北，轮番扫荡，使冀中区大部分地区变为敌占优势地区。鉴于当时形势，为了便于开展平原游击战，彭真在收到黄敬、刘澜涛关于冀中情况的电文后，于3月向冀中区发出工作指示，“凡是不能立足的干部应断然调离”。孙犁作为文职人员，理应遵命在最短时间内撤离。3月20日出版的《晋察冀文艺》第3期刊登了一则消息，说“孙犁同志已返回本会”，这就确认了孙犁离开的时间是在3月。至于孙犁晚年回忆中所说的“春末”，与3月没有太大的冲突。
由此推断，《晋察冀文艺》第1期、第2期，甚至第3期的编辑工作，孙犁都没有参与。在第4期中，孙犁发表了《检查自己》《加强文艺的武装力量》两篇评论，内容涉及作家下乡、整风等问题，显然是平西“反扫荡”和整风双重语境下的写作。第5、6两期是诗歌专号，登载了孙犁三篇诗歌短评，是刊物编辑的应时之作。综上，孙犁参与了《晋察冀文艺》的编辑工作，田间既是编辑，也是主编。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942年2月20日，《晋察冀文艺》第2期刊登了孙犁的《新人物·感情·气氛》，文章是他对刚刚经历的“冀中一日”群众写作运动中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的评论。既然1942年1月至3月，孙犁在冀中的时间线清楚，那么这篇文章就不是他在平西写的或在冀中写完并亲自带回平西的，它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文章由别人顺便带回并发表。1941年12月16日在平山出版的《晋察冀日报》副刊《晋察冀艺术》第24期，发表了孙犁《论战时的英雄文学——在冀中〈前线报〉文艺小组座谈会上的发言，〈前线报〉文艺小组记录》就属于这种情况。与《新人物·感情·气氛》同期发表的冀中文建委副主任王林的《关于写作的二三事》也许是与孙犁的文章同时被带过去的。
尽管如此，作为边区文协的住会人员和机关刊物的专职编辑，无论是写作还是编辑，孙犁都在《晋察冀文艺》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当前所见5册《晋察冀文艺》刊载内容以诗歌为主，兼及小说、报告文学、剧本、批评和文学活动报道，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边区文协工作的面貌。文章作者既包括田间、邵子南、康濯、鲁藜、邓康、红杨树（魏巍）、孙犁、丁克辛、陈辉、蔡其矫、曼晴等边区著名的作家、诗人，也有业余作者，如马头八连的史秉廉、望都高小的李振河和李光波等。刊物对批评情有独钟，推介了许多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如对田间的长篇叙事诗《铁的子弟兵》、孙犁的《鲁迅、鲁迅的故事》等进行了专题批评，第5、6期诗歌专号还设置了田间、鲁藜等诗人的批评栏目。这些文章篇幅较长，内容深入，可以看做是边区文艺批评的代表性作品。《晋察冀文艺》高度关注新人新作，第1、2两期专设了《大众习作》栏目，第1期刊登了新作者牧人的《初步》，并为此配发了以文协·文学顾问委员会名义写的评论《我们对于〈初步〉的意见》。重视业余作者，重视新作者，通过专栏设置以及专门指导，促使他们尽快进入成熟作者群，是边区文艺报刊优良的编辑传统，这在孙犁主持《文艺通讯》《鼓》和后来的《平原杂志》中都得到了集中体现，他也是这种传统的优秀代表。刊物秉持193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传统，重视俄苏文学作品与重要作家的理论的译介，几乎每期都有这方面的重要稿件，如许立群翻译的《夏伯阳》，沙可夫翻译的比亚力夫的《高尔基的美学观点》，曹靖华翻译的A·托尔斯泰的《致青年作家》，赵洵翻译的科赤耶夫和爱伦堡的诗歌。《晋察冀文艺》还以“编后记”“编缀”“文协简报”“补白”的方式，报道边区文学创作的动态、作家行踪、文学活动等，使读者及时、全面地了解晋察冀边区文学的发展。如1942年鲁迅文艺奖金春季奖文学作品的介绍，关于孙犁《鲁迅、鲁迅的故事》和《区村和连队文学写作的课本》出版的报道等，今天来看，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
《晋察冀文艺》也是孙犁重要的作品发表园地。所见6期中，他一共发表了8篇文章，分别是第1期的人物特写《王福绿——人物速记》和评论《<铁的子弟兵>读后》，第2期的文艺杂谈《新人物·感情·气氛》，第4期的文艺杂谈《检查自己》《加强文艺的武装力量》，第5、6期的文艺杂谈《诗言志》《战争和田园》《朗诵》。在这些文章中，《<铁的子弟兵>读后》是首次发现的佚文，也是关于田间长篇叙事诗《铁的子弟兵》最早的专论之一。
杂志第4期所刊作家丁克辛对孙犁《鲁迅、鲁迅的故事》的评论，是迄今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评论。丁克辛认为这本小册子文字“精炼却像原作一样”，它“把原作倒写、侧写、反写等笔法以及严密的章法很巧地改过，变为直捷单纯，而仍不失生动”，“全书不论哪一篇，都充满了丰富的感情，强烈的憎与爱”。
孙犁最早在边区文联机关刊物《山》上编发了梁斌的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后又在《晋察冀文艺》上为他连载了中篇小说《父亲》。这两篇作品是名著《红旗谱》的雏形，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1943年秋，两人在雁北相见，孙犁将几期《晋察冀文艺》给了他，称赞《父亲》写得好。梁斌特地买了一只猪腿、一点肉以及酒，由邓康作陪“宴请”孙犁。这算是对孙犁的答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