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夏初的阳光与温度正好，散步或晒太阳时，会带上汪曾祺的小说。先挑着看，渐渐有感，陆续全数读毕。想知道其作品为何吸引人，便从结尾入手一点点研读。

一部作品的好，通常是整体性的，可要说清，只得分别解读。汪曾祺本人关注，也特别谈到过自己老师沈从文小说的结尾。今天就试着分析一下那些极富人间性灵与滋味的汪曾祺小说“结尾”。

一

汪曾祺有一组短小说，名《故里三陈》。三篇俱佳。我们先看最后一篇《陈泥鳅》。陈泥鳅是船尾涂成黑色的救生船上的水手，有此外号，自然水性极佳。“他也好义，也好利。”他挣钱不少，可花钱散漫，不置产业。喝酒、赌钱，也偷偷赒济一些孤寡老人。他不娶媳妇，怕“瓦罐不离井上破，淹死会水的。”当地一座桥洞下发现一具女尸，头发在水面飘着，卡在洞口。洞身长，水流急，大伙儿想不出办法，“谁也不敢下去。”“去找陈泥鳅！”因为熟悉，陈泥鳅看了看，知道应该是衣服在石头尖角上“绊”住了。“十块现大洋，我把她弄出来。”“要得太多了！”陈泥鳅的两重理由：一、有急用；二、这事玩命。他要顺着水流进洞，一下子拉动了，成；一下子拉不动，自己也会塞进桥洞，进退不得，“那我就只好陪着她了”。公益会人同意了。救人过程简洁精彩，可这不是主题。结尾处，陈泥鳅上岸，穿衣，拿钱，道一声“得罪得罪”，转身就走。人们以为他又去赌场或进酒店，他径直走进陈五奶奶家。作者稍稍缓了一下笔触，说起了这位老人：守寡多年，有个儿子，去年死了，儿媳妇改嫁，留下一个孩子。陈五奶奶守着小孙子过，日子很“折皱”。眼下孩子得了急惊风，浑身滚烫，鼻翅扇动，四肢抽搐，“陈五奶奶正急得两眼发直。陈泥鳅把十块钱交在她手里，说：‘赶紧先到万全堂，磨一点羚羊角，给孩子喝了，再抱到王淡人那里看看！’”“说着抱了孩子，拉了陈五奶奶就走。陈五奶奶也不知哪里来的劲，跟着他一同走得飞快。”

一个结尾，偏偏不落在主人公的高超水性上，似乎宕开一笔，其实正是突出了作品最着意表现的“人”的丰富性。前面过程固然精彩，可这一笔结尾却大大提升了人性的深切温度，光彩照亮全篇。

《卖蚯蚓的人》也是极为简短的篇章，却因一个自然却出人意料的结尾，写出了更为繁复的认知。

小说中，作者以第一人称，说自己在北京玉渊潭散步，结识了一个卖蚯蚓的人。这位卖的蚯蚓是挖的，地点在丰台。数十里地，每天骑车两次来回，一天赚个两三块，补贴家用。此人原来挖药材，认识北京七百多种草木药材，令人感佩。后来，作者又认识了一位大学讲师，一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们对作者跟卖蚯蚓的人交谈有些不屑，认为属于“低级价值”或“社会填充物”。作者却说：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所有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这似乎表现了不同学科对于事件、人物的不同视角。当然，也侧面谈出了学科认知容易产生的局限。

本来已把小说主旨厘清了，可在最后结尾处，忽然添加一人：“这时忽然有一个也常在玉渊潭散步的学者模样的中年人插了进来，他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生物学家。——我听了你们的谈话。从生物学的角度，是不应鼓励挖蚯蚓的。蚯蚓对农业生产是有益的。’”生物学者不仅打破了大学讲师、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视角，也宕开了小说家对人的审美欣赏，集中在批判从事劳作（挖蚯蚓）对象的生物学意义上。这一来“我们全都傻了眼了。”一下子，认知世界的视角再度转换，无声中提醒读者：这个世界，丰富多彩，主要是由每个人自觉的认知来辨识的。

二

说起汪曾祺在小说结尾上的用心，相信凡看过他的短篇小说《陈小手》的读者，一定记得那个既可笑又悲惨的结尾。在小说描写的极为保守的社会时期，作为男性的“陈小手”，却是出名的产科医生。小说介绍说“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这是天生条件。他的出名，更在于他能他人所难能。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这些在乡村会要命的情况，请他才能解决。作者用在医疗难产的病例不多，却花不少的笔墨，去写陈小手那“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走步“又快又细又匀”的马匹上——这当然不是闲笔，而是烘托陈小手的独具特点。

悲剧在于大小军阀的野蛮权力。一个孙传芳手下的团长，驻扎在这里。他的太太难产，叫来几个老娘，还是生不下来。在“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中，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过程基本略过，大人孩子都保住了。结尾，吃过酒席，团长送上“太重了”的二十块现大洋：“陈小手出了文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摸！这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团长觉得怪委屈。”

一笔突兀却不觉冲突的结尾，实在是作者理性及形象思维的合力创获，既暴露权力的泛滥，又何尝不使我们窥见背后“深沉”的文化土壤。

这几篇小说中，作者从不站出来，以作者的全能身份，说几句拔高或点题的话，却收到回甘不尽的绵长韵致之效。这样的处理，应该来自作者的思考。

汪曾祺曾在名为《小说技巧常谈》的文章中，专门以“含藏”作为小标题,提到过：“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是一种“庸俗的处世哲学”，可“写小说却必须这样”。“李笠翁云，作诗文不可说尽，十分只说个二三分。都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契诃夫写《万卡》，万卡给爷爷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诉说他的悲惨的生活，写完了，写信封，信封上写道：‘寄给乡下的爷爷收’。如果契诃夫写出：万卡不知道，这封信爷爷是不会收到的，那这篇小说的感人力量就大大削弱了，契诃夫也就不是契诃夫了。”

我们今天看很多小说散文，篇幅颇长，结果读毕却一片茫然，实在缺乏应有的艺术感召力。其实，作者本人应该也不愿读这样的东西，可运起笔来，却认为人人都该接受自己的一腔空洞热情和浮泛流水账。写出人们喜爱的作品的汪曾祺说过：“‘话到嘴边留半句’，在一点就破的地方，偏偏不要去点。”“在‘裉节儿’上，‘七寸三分’的地方，一定要‘留’得住。”裉节儿，是上衣靠近腋下的接缝部分，也就是关节紧要处。“尤三姐有言：‘提着影戏人儿上场，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把作者的立意点出来，主题倒是清楚了，但也就使主题受到局限，而且意味也就索然了。”最后，他坚决地强调：“小说不宜点题”。

三

汪曾祺说“含藏”，在笔者看，就是分寸感。对此，不妨再举一个例子——他的名篇《八千岁》。“八千岁”是一家米铺的老板。按说，他不缺钱，可却“无冬历夏”，穿一身“全城无二”的“一身老蓝布”。当时有了色泽鲜亮的“阴丹士林”，本地土织的老蓝布已不再生产。可他年复一年，洗得开始发白，加上补丁，依然如故，甚至儿子也这身打扮。仅仅这段介绍，八千岁的性情已经跃然纸上。还有，开着米店，却吃最差的“头糙红米”饭；“菜是一成不变的熬青菜，有时放两块豆腐。”

八千岁当然花钱，还不吝啬，譬如看中两匹大黑骡子，花去八百现大洋。他“厚实”，共计五匹拉碾米大碾子的大骡子。对自己的吝啬和为生意的不计成本，可见其积累的尽心竭力。还有，竖着的匾侧面写着“僧道无缘”“概不作保”。不施舍，也不替人担责。小说的尾部，一个驻在当地的军阀旅长，要敲他竹杠，说他卖米“资敌”，立即铐上锁走。说到最后，花费九百大洋才把人放回。旅长用这笔钱，大半给情人买狐皮衣饰，余钱办一桌吃一整天的满汉全席，其中还从八千岁处买了糯米。因为自己经他人保出，不好意思，把门口“概不作保”刮去；“僧道无缘”留着没意思，也刮去。老蓝布长衫褪去，换成阴丹士林长袍，儿子也换装。到了晚茶的时候，儿子买来吃了几乎一辈子的“草炉烧饼”，“八千岁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这个大动作和声音，只不过一碗略略增加几分钱的“三鲜面”——就算遭逢如此花钱当冤大头，一辈子的吝啬底色，依然无法放肆起来。通篇读下来，八千岁就该是如此表现，倘若叫一碗大肉面，或还是原来的烧饼，都无法表现他此时的心情和人物的基本秉性。汪曾祺这应该是听从了沈从文老师“贴着人物写”教诲的成绩，是践行自己“不点题”，不失人物分寸感的最佳证明。

汪曾祺小说在结尾上构思处理的自觉，其中的或扩大延宕，或含藏收敛，除去能够提升读者的阅读审美以外，应该还可以给今天的写作者带来精致构思、不随意泛滥情感的深切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