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力钱锺书、定案陈季同 ——尹德翔《近代中西文学关系新论（1840-1898）》读札
锺书先生尝言曾“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即其中“片段”（《七缀集》[修订本]）。依此文及作者惯有之谦逊揣测，这部未竟“小”书至少在学术分量上颇重，对“近代中西文学关系”当有不少高明之见。不过，憾其未竟之余，我们又堪欣喜，他指明并开辟的这条路径后继有人，且在对话、驳订基础上形成了学术史意义的持久接力，尹德翔新著《近代中西文学关系新论（1840—1898）》（下简称《新论》。以下引文除注明外均引自此书）即是代表之一。
《新论》共三大方阵，第一部分便与钱文《二三事》短兵相接，通过重读细读此文借重的郭嵩焘、李凤苞、张德彝、刘锡鸿、斌椿等人的使西日记，在晚清人士接触、记录和介绍西洋文学这一共同论题上，对钱氏若干论断加以商量、补缀，辨析求真精神贯穿全书，构成“新论”之柱梁。
比如此书首尾呼应的“绪言”“余话”都以钱锺书为对话者，指出钱氏认为晚清使臣对西洋文学颇为“淡漠”，除“热闹热闹眼睛”外没有深入了解的兴趣，《新论》则秉持“以中国人为主体”的视角，将此俯视之态视为“想得太坏”，“持论”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为补正钱文之“持论”，《新论》认真作了文本细读与考订工作，就钱氏相关轻率或疏漏之论断一一剖解回应。如指出《二三事》先认为郭嵩焘未有关于莎士比亚的记述，后在补注中虽做了修正但态度未改，有自我“回护”之意；与之相对，《新论》列出了郭嵩焘在日记中至少三次记述观看莎剧、参观莎翁作品展的条目，及对莎剧表演的褒扬评点，并有关于荷马、维吉尔等古典作家的记录等。《新论》认为李凤苞也不像钱文所说对西洋文学“石头一样冷淡”，考证出其日记对观看歌剧《睡美人》并将其比作《牡丹亭》的记录，他还是中国著作中首次且“称赞”式地提及歌德者等。
《新论》认为这些事实不可轻忽，尤因后人多“崇信”权威，“每于此止步”，不利于论题的纵深研究，其负面影响在书中有相关实例，此处不必细表。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一是钱锺书“天分自高、方人过苛”，二是在当时颇为严酷的民族危机语境下，“包括使西日记在内的各种西学文献迅速贬值”，使论者不能平心静气地给予客观审慎的评价。尹德翔敢于在他人不疑处有疑，专业上的敏锐精通、性情上的谦逊自律、材料上的考辨之功三者不可或缺。且如书中所言，这尤其仰赖时代迁变带来的学术资料条件上的后发优势，“叨时代之惠”，这一高度依赖文献的关系史研究，随着经眼史料的新发现，叙述内容和观点自然随之而变，而对后出转精的优势，作者以高度的“同情之理解”精神予以解说，避免了钱氏曾警示后人的“后来居上的优越感”（《七缀集》）。
相比之下，作为《新论》重头戏的另一标靶、晚清外交官陈季同的问题就更为严重，将其抄袭等问题定案，正是此著的重要学术贡献，尤因晚近30多年来“陈季同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日见其高”之状况而价值愈显。作者没有不加辨别地接受那类赞语，而是敏锐捕捉到一条可疑信息，顺藤摸瓜澄清了一桩历史陈案，纠正了当代学界对陈季同由于“想得太好”而过高的评价，这种过高寄望与悬想亦是当下“文化自信膨胀”的体现。简言之，作者的“最大发现”是把“一个文化英雄推倒了”，考证了一时间风光无两的《中国诗歌之历史》《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的撰写流程及真正作者，揭发了陈季同及其法语老师蒙弟翁的抄袭，厘清了二者的著作权纷争，将两个“学术诈骗犯”缉拿归案，岂是区区“小事”？
作者于此再次展现了敏锐的学术眼力与责任意识，如法官断案般逐步搜罗、列陈证据，纠正了学界的盲信误判，重评了陈季同的地位与贡献。这里不费力还原书中的质疑、取证、论辩过程，只对定论略作总结：其一，1882年发表于《德意志评论》上署名“一个中国人”的《中国诗歌之历史》，是陈季同从法国汉学家德理文侯爵1862年发表的译作《唐诗》“导言”中抄袭而来，只稍微做了删减压缩。其二，蒙弟翁是《中国人自画像》的真正作者，他假陈季同之名予以发表，撰写时让陈季同提供了部分资料，但发现后者的抄袭后“重新做了加工处理”。其三，《中国人的戏剧》亦是蒙弟翁所作而托名陈季同发表，陈提供了一些线索和少量资料，绝大多数则是蒙弟翁抄袭而来，据《新论》估测，此书“从汉学家著作中直接、间接取用的文字和引申的论述占比超过三分之二”。其四，在著作权之争问题上，《新论》认为其合作其实是低下人品的折射，是陈之“滑”与蒙之“骗”的结合：二人由于经济动机而借欧洲流行的“中国书简”之风来牟利，如署名法人蒙弟翁则“无人问津”；蒙弟翁后因间谍罪被起诉，认为有必要“对法国公众自我洗白”，这是引发他就著作权与陈季同纷争的动机之一。
由于缺乏证据，兼之蒙弟翁被毒死，此著作权之争长期成了悬案，反使陈季同实际上成为受益者，特别是蒙蔽了中国学界，被戴上“中学西渐的先行者”之冠冕，直到《新论》作者凭敏锐洞察和非凡功力深度踏入历史现场。这一“定案”可视为对作者多年摸爬考量之功的馈赠，是其《东海西海之间》（2009）、《晚清海外竹枝词考论》（2016）的内在延续，所谓天时，亦天命也。作者先后赴剑桥、牛津查阅大量一手资料，眼界大开、底气更足，此地利也。在材料处理、翻译等方面，他承奥特森等中外学者之助解决了论证的一些关键环节，乃谓人和。当然，与陈、蒙不同，作者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对各方帮助一一说明，不掠人之美，也就无笔墨官司可打。
此书内容翔实，许多细节有独到发现和意趣，并留下了不少线索，对后人深入发掘有奠基之功，诸多精彩回目读者可自行欣赏。
外交无小事。在中西交往中，文学文化更是理解异域民族性格、人性的重要切口，近世中西纠葛中矛盾的发生，一个因素即对对方文化的隔膜，太自以为是，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晚清使臣关于西方文学的记载实有文化先行者、探路者之功绩，对当下及未来都有重要启发。书中曾征引驻德公使李凤苞在览视亨保尔脱所著《考司马司》（即洪堡的《宇宙》）手稿后的感怀，赞“其考订之慎，著撰之勤，非亲阅其稿不知也”。这句话我想借用在尹德翔教授此书上，妥帖与否，请读者诸君评判。
（作者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