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件往来中的长者风范——散忆林建法先生
一
最早知道林建法先生的名字，还是我在郑州大学文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大概是2008—2011年的某个时候吧，因为初来乍到（我的本科是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就读），我对于整个阔大的郑州大学新校区都备感陌生，又因为当时心绪上的暂时受挫，我也不太愿意探索那一片广大的郑州大学新校区。于是，当我无意间得知郑州大学文学院还有一个院系图书馆，里面藏有各大文学期刊及文学评论类期刊的现刊时，我觉得自己算是找到了一个“落脚之地”。每次去那儿，我都要将几乎所有现刊都拢到面前，一边速览，一边确定留待详读的篇章，自觉沉浸于其中，是无上快乐的人间乐事。
那时候，《当代作家评论》正办得风生水起，每一期的文章看起来都让人充满敬畏。在诸多文学评论类期刊中，《当代作家评论》的装帧设计似乎也很能吸引我的注意。大概也就是在那时候，我得以频繁看到“林建法”这个名字以及他的照片，知道他是《当代作家评论》的主编。刊物的风格，其实也反映主编的风格，于是我也就对林建法先生产生了初步猜想。我猜想他应该是一个做事很有方法和魄力的主编，因为刊物本身很有批评的锋芒和锐气，很多文章在我看来都很敢说。敢于发表这样的文章，很能体现主编的做事风格。
那时候，我自然也有些憧憬自己有一天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只是这憧憬即便在当时的我看来，也有些渺茫和空荡。硕士研究生毕业需要发表一两篇不要求刊物级别的学术论文，记得那时候为了发表这一两篇学术论文，我几乎已经是捉襟见肘了。《当代作家评论》在那时，只能是作为灯塔一般被仰望着。
二
后来在读博期间的2013年，我的一篇论文有幸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刊发，文章题为《“后伤痕”书写的复杂性——论历史与人性深度交织的〈陆犯焉识〉》。这篇文章是我的导师陈晓明老师主持的师门读书会的一个衍生品，也是我初次尝试用比较严肃的语言书写论文，文章最朴素的内核是探讨在当下书写伤痕文学那样的文学主题和故事，到底有什么值得重视的意义。我跟林建法先生正式结缘，应该就是源于这篇文章吧。
让我印象深刻的首先是林建法先生的工作效率。这篇文章从我发给他到发表出来，只用了两个月时间，意想不到地快。其次是林建法先生的极度包容与宽厚。这篇文章大概一字未改，完全按照我发给他的原稿发表了出来，或者即便有细微调整，也几乎不能被我发现。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我觉得在文章发表之前最担忧、最忐忑的细节，也在林建法先生的极度包容与宽厚的风格下完全没有了任何担忧和忐忑的必要。因为，那个我最为在意的最后一个很长的注释，居然也能完整地保留下来。那是对于冯婉喻在陆焉识即将从狱中归来之前骤然失忆的一个注解，这里不妨将这个注释全文照录如下：
饱受了一生相思煎熬的婉喻，在即将面临那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陆焉识的时候，骤然失忆，进入另一时空。这是小说的一个极为出色的突转:婉喻由此自由了，小说从此进入对于情爱之最深刻一面的传达。在那个定型的、不再有变局、不褪色不变质的、独属于婉喻个人的时空里，婉喻终于永享这份爱。这个情节的设置足以见出严歌苓已非小手笔，这是确凿的大手笔，没有比这更好的收尾了，既让人感怀，又引人深思。在这个意义上，有理由相信严歌苓还会有更精彩的作品问世。
无论林建法先生在决定几乎一字不改的情况下刊发我的这篇文章时真正的考虑是什么，这样极致的包容与宽厚，都让我这个“小小的”作者备感惶恐。惶恐之外，则是无尽的感激和油然而生的尊敬。这篇12000字左右的文章，也是我迄今为止所有文章中被引用最多的（被引用了53次）。2014—2015年的某个时刻（当时我在美国访学），王德威老师曾跟我说，他在台湾即将出版的一本小说集的序言里，引用了我这篇小文章里面的观点，我听得有些发怔，觉得王德威老师所言近乎不可思议。这一切，如没有林建法先生的魄力和果敢，恐怕不会发生。
我本来设想自己在叩开《当代作家评论》的大门之后，便可以一往无前地向着《当代作家评论》而去了。但事实上由于我对于林建法先生的尊敬之情，在后续的读博阶段，我虽然还能不断地在别的刊物发表文章，却再也不敢叨扰林建法先生。我总想着将来能写出更好的文章，到那时候再让他指正批评，而这一拖，就错过了再与林建法先生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结缘的机会。到了2014年，我得知，林建法先生已经从《当代作家评论》主编的岗位上退休了。
三
知道林建法先生从《当代作家评论》主编岗位上退下来的消息，是通过林建法先生群发的一个邮件。2014年11月8日，在这个收件人一共有51人的邮件里，林建法先生将自己任《东吴学术》执行主编的相关信息告知大家，应该是要大家多多支持他。如今再重看这封邮件里的收件人信息，我却不免心生无限的愧疚。11年多过去了，其他收件人俨然已经成为学界中坚了，而我还相当一文不名，顿觉愧对了岁月的流逝和林建法先生当年的隐约期许。
2015年9月25日晚11点左右，我将自己对于新媒体语境下当代文学境遇的观察和思考写成文章，邮件发送给林建法先生，希望能在《东吴学术》上刊发。我在邮件中跟林建法先生说明，文章写得有点长，故而本来准备刊发的刊物不能刊发了，而对文章的立意做了如下说明：“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文学尤其是当下文学带来了怎样的冲击？这是我这篇小文的一个出发点。对于新媒体与文学之间复杂辩证的探讨因此是文章中心。”没想到的是，林建法先生于2015年9月28日即写了热烈的回邮。邮件很简短，但却十分鼓舞人心：“龚自强您好，大作已收到，谢谢您的信任，大作可用，明年二三期才能排上，特此告知，多谢！林建法。”后来，这篇总字数超过2万字的文章果然发表在《东吴学术》2016年第3期，放在了“中国文学”栏目里，题为《新媒体语境下的当下文学：变动、危机及前景》。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我所发表过的篇幅最长的一篇论文，如今来看，自然不免粗疏，但在当时确实表现了我对于新媒体时代中国文学的变动、危机及前景问题的整体思考。其中关于互联网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区分以及对于互联网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倡，至今都让我觉得热血沸腾。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东吴学术》几乎全面复制了《当代作家评论》的版式，当我收到《东吴学术》时，内心里不免涌动一种学术传承的暖流。而林建法先生对我这篇超过2万字的文章，仍旧一任其是其所是，几乎没有做任何改动，让它得以“足尺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怎能不让我肃然起敬、备感激动和永远感激呢？
在2016年5月29日的回邮中，我激动不已地向林建法先生表达了感激之情，其中的部分字句现在看来仍足以让我落泪：“我已经收到贵刊2016年第3期，并已经收到贵刊所寄的迄今为止我所收到的最多的稿费。十分感激您的认可和帮助！学生心中惶恐而不安。拙文几乎没有做改动，全文发表，这是我还未曾经历过的。从向您投稿到稿子被用，对我是一次很大的鼓励。在您这里，我感到学术研究的地位和尊严。主要是对于作者的尊重。这点让我没有借口和理由不好好做研究。”
我知道事情不容假设，但我想假如我后面的学术之路仍能不断得到林建法先生的无私鼓励和提携的话，恐怕我就不会在工作之后的这最近10年里几乎无所事事，一事无成了。我想，但凡想到林建法先生热切的鼓励，我都会继续认真地写下去，但这一切就都只能是永久的遗憾了。
对于林建法先生，我想我必将感到的只能是两种交织在一起的感情了：愧疚与感激。愧疚于我的未能“好好做研究”，感激于他曾给予我的“足尺寸”的鼓励和提携。我们本来素昧平生，这只能让我的愧疚与感激，更加一倍。
四
2016年7月，我博士毕业后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本来设想的是到一个研究机构做研究，但按照院里的规定，刚入职的新职工都要先到行政岗位上历练。我在行政岗位一待就是5年，直到2021年才调至科研岗位。没承想的是，我在行政岗位工作的这几年，恰恰也是林建法先生人生历程中十分特别的几年。
2016年8月，甫一开始工作，我就向林建法先生投稿，这次投出的是我博士时期写的一篇小文章，探讨电影《盗梦空间》所展示的人类前景。这次投稿未能收到林建法先生的回邮，我的内心不免一顿，也立刻陷入了自我反思。客观上说，我对这篇文章也不是很满意，之所以决定投稿给林建法先生，应该还是觉得林建法先生也许会顾念我们之间的旧日“交情”，给刚踏上工作岗位的我一些鼓励吧。
2017年3月27日，我再次向林建法先生投稿，文章是关于孙频的近作中篇小说集《假面》的评论。文章篇幅不长，但我觉得写得还算用心，同时孙频那几年的创作正逐渐引起评论界注意，我觉得这样的文章给林建法先生，也还算可以不让他为难。这一次很快就收到了林建法先生的回信，回信时间是2017年3月30日。由于回信较短，这里不妨附上邮件内容：“龚自强您好：我去年年底就不做《东吴学术》了，在昆明养病，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森主编的《学问》不错，是国际大刊，我帮他做点小事。孙频是我关注的作家，您如愿意可发《学问》。多谢，林建法。”我看到邮件，回说“没有问题”，也说了一些“昆明天气良好，适合养病，愿您早日康复”之类的话，但内心里其实并没有觉得林建法先生已经生了多么严重的病。当时的感觉，他只是微有小恙，过一些时日，自然就会好起来，因此也就没有真正将他的病放在心上。
2017年3月31日早上8点半，林建法先生又给我发了一封邮件，告诉我他那儿除了孙频这一篇计划发表外，还有我的两篇文章待发，其中一篇就是探讨《盗梦空间》的那篇文章。也就是说，林建法先生无比包容与宽厚，计划将我投给他的每一篇稿子都发表出来，我需要做的只是耐心等待。这封邮件也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温暖，只觉有一种被人尊重和重视的感恩之情，骤然涌上心头。说句实话，尽管我发给林建法先生的文章，都是我觉得还算用心的文章，但也还是经常自我检视，觉得这样接二连三地叨扰林建法先生，总是不太妥当。因此，当林建法先生担心我有所顾虑，特意追加一封邮件以便宽释我可能的忧虑时，我真的觉得林建法先生很不简单，当得起我所有的敬意和尊重。这种对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细心关照和设身处地体察他人处境和心思的周全，至今想来，仍让我肃然起敬，觉得林建法先生的形象愈发高大挺拔。
我也在2017年3月31日给林建法先生回信，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当时绝没有想到，这封邮件，竟是我和林建法先生之间邮件往来的终章。当然，由于我们只是通过邮件联系，此后我们也就再也没有了联系。
五
后来，探讨《盗梦空间》的那篇文章就发表在了《学问》上，时间是2019年，题为《仿真时代的人类悲歌——略论〈盗梦空间〉出示的人类前景》。我还因此收到了一笔稿费。
后来，写孙频的那篇文章以及另外一篇文章，终于再没有了后来。我一面等待结果，一面自身也正在行政工作的漩涡中挣扎，觉得一切都有些无所谓，也就没有认真关切林建法先生的重大身体“变动”。那些年里，我甚至开始回避谈论学术和研究，当感到自己与同龄人的差距逐渐拉大时，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也很烦躁。
有些时候，我也不免疑惑，为啥林建法先生没有消息了呢？但在匆忙的生活里，这也只是一闪念的思想，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关切。
直至2022年5月24日，微信朋友圈突然被“林建法”刷屏，我这才知道林建法先生居然突然去世了，更是由此得知原来林建法先生在此之前曾长年卧病在床，备受病痛折磨。此时再想他2017年年初的邮件，就不免生出一些沧桑和悲痛来。也才逐渐悟出了一个基本逻辑，那就是我们邮件联系的终章，未尝不是林建法先生病情逐渐加重的起点。而我当时即便看到了林建法先生的邮件，却始终都没有将“在昆明养病”和“不做《东吴学术》了”联系在一块思考，也就此忽略了对他应有的关心。这是让我此刻备感遗憾的。
谁能想到，林建法先生就这样突然离开了呢？这样的消息究竟过于突然，以至于让人无法接受。
六
林建法先生去世当天，我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当代作家评论》发布的讣告，表达了一些自己的哀思。其中对于林建法先生的评价是“十分热切，宽容，求稿若渴”，还说“在这样的编者那儿，作者能感到被尊重”。这些都不是场面话，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想法，是建立在我们邮件往来之上的个人观察。如今想来，我真的是十分有幸，才能碰巧跟林建法先生有这些可遇不可求的缘分。从《当代作家评论》到《东吴学术》再到《学问》，我个人生命的某些年头居然跟林建法先生生命中的某些年头有了重合之处，这只能是“上天的安排”吧。尽管客观上说，如果我现在正好站在林建法先生面前的话，我想我所拥有的更多还是愧疚之情。
希望我能在未来的时日里，稍微弥补一下曾经的缺憾吧。林建法先生走了，但林建法先生温暖的鼓励和极度宽容的风格仍在我心中涌流，它们那么鲜活如初，不由我不去继续努力，加倍努力！
最初，《当代作家评论》在我眼中只是一个学术刊物，等到我真正读懂林建法先生这本“大书”后，我才知道站在学术刊物和学术场背后的，乃是一个个如同林建法先生一般拥有着高尚人格和长者风范的人。人与刊物的交流，终有“尽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才真正持久绵长，可以穿越岁月，达于永恒。
如今想来，给每一份学术刊物注入自己个人的精神能量和情感力度，恐怕才是林建法先生最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
七
我一直以为，我与林建法先生素昧平生，从未见过面。但此刻却突然想到，我其实曾经见过林建法先生一面。那还是在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接到通知，要从郑州大学新校区到位于市区的郑州大学老校区听讲座。文学院的老师们那一次请来了三位重磅演讲者：林建法先生、程光炜老师、王尧老师。我想那时候我应该还没有发现文学院图书馆那个“落脚之地”，也就不太知道林建法到底是何人，因此虽然文学院的老师们介绍说三位演讲者都是学界权威，但我的印象仍比较浅淡，内心里更多的是一种被强制要求参加讲座的那种不悦。
现在回想，演讲时的林建法先生文绉绉的，语速比较轻快，音色也不是很亮，他倒是一直带着笑意，似乎很熟悉自己要讲的内容，说到得意处，眼神里是有光芒闪烁的，但我确实真的没有记住什么。不仅如此，程光炜老师和王尧老师讲了什么，我也完全没有了印象。印象中只是有这么一件事，算是我最初见到学界大咖的经历，但那时候的我，并不觉得这样的经历跟我的当时和未来到底有啥关系。那时候的我，的确懵懵懂懂的，不知道珍惜与学界大咖相遇的时间。
那时候，我也许第一次跟林建法先生说了几句话，已经忘了是讲座开始还是结束之后了，我们人数众多的师生曾一道走在郑州大学老校区的林荫道上，到底那时是否跟林建法先生说了话，我已经没有了什么印象。我们的真正认识，应该还是要从2013年的邮件往来开始。在邮件中，他有时候会称我为“自强”，我则总是称他为“林老师”。
而如今，我却觉得只有称他为林建法先生，才算妥当，也才能略微表达我内心对他的崇敬和怀念。在发掘引导当代文学重要潮流、引导评论家和作家充分互动，尤其是确认文学评论在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价值等方面，林建法先生对于当代文学的贡献，已经不是什么秘密，通过邮件往来，我所认识的林建法先生则更像一个亲切而宽厚的长者，更有人性的温度和情感的力度。
邮件往来之中无所不在的宽厚品德和长者风范，注定让我再也无法忘记林建法先生。在这个意义上，“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甚至比在世时活得更加鲜艳，更加明亮，更加热烈，因为有绵绵不绝的思念，因为有不可计数的人们的绵绵思念，因为爱和尊重永远不会消散！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