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妇人》的“情感经济学”
《超验主义的生意：康科德作家群与美国文学市场》，杨靖著，之间丨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3月版，340页，88.00元
1872年，路易莎·梅·奥尔科特自传体小说《工作》（Work: A Story of Experience）由波士顿“罗伯特兄弟”出版社公开发行。引人注目的是，封面上除了小说名和作者署名（“《小妇人》作者”），还在花丛中放置了一只小蜜蜂——它的右翼背负硕大无朋的“工作”一词，如同打上烙印一般，不由得令人联想起“南方奴隶制的印记”。这一意象似乎在暗示，蜜蜂几乎要被它的工作完全吞没——而这或许正是奥尔科特本人工作及其生活状态的隐喻。
十八世纪哲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曾将人类社会比作一个巨大的蜂巢，将人比作蜂巢中的蜜蜂（“这些不幸的人每天都劳累得精疲力竭，仅仅只是为填饱肚皮”），并认为每个人出于自私的贪婪忙碌恰好能成就“社会公共福祉”。时至十九世纪，在各类社会学著作中，蜜蜂不仅代表传统的职业道德，还象征着一种新近发明的劳动哲学，而这正是美国新兴资本家孜孜以求的“理想工人”的标准。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兴起需要更多定时可用、任劳任怨的产业工人，由此也催生出一种新的工业道德规范——那就是力图将人们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严格加以区分（“公事公办”），强调勤奋和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和及时行乐。
蜜蜂的意象最早出现在《花儿的寓言》（Flower Fables）一书中，这是一本儿童故事合集，是年方16岁的奥尔科特为邻居爱默生的女儿埃伦·爱默生所作。表面上看，《花儿的寓言》作者认同“忙碌的蜜蜂”这一工作理念，并在书中赞颂了勤奋、顺从的传统清教徒价值观。书中的主人公像蜜蜂一样，不辞辛苦，舍己为人，而那些懒散逾矩之人则受到严厉的惩罚。但细究一下不难发现，作者其实也主张休闲放松，反对过度劳作（她认为过度工作贬低人的价值而不是改善人的生活），甚至敢于向这一不合理劳动制度背后的权威发起挑战。通过故事书中的蜜蜂这一意象，可以窥见奥尔科特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工蜂普遍营养不良，它们累垮自己的身体，为蜂巢创造充裕的物质条件以及蜂巢的后代繁衍——它们一方面是受压迫者一方面又是理想的劳动者——岂不正是资本主义文化商品机制下作家奥尔科特本人的写照？奥尔科特本人终生饱受病痛折磨但不辍写作——因为患病，更因为阅读和写作用脑过度导致失眠、头痛等神经性疾病（玛格丽特·富勒以及亨利·詹姆斯之妹艾丽斯·詹姆斯等才女皆患此病）。这也是女性不适合从事“复杂性工作”的一个反面例证。奥尔科特曾在日记中感慨“健康、时间和金钱”三者“不可得兼”，而她本人则注定“劳碌终身”。在《小妇人》中，奥尔科特不止一次用蜜蜂形容“马奇家的女儿”；《工作》中艾丽斯第一次从事的社会工作，恰好是“蜜蜂协会”（Bee Society）——“这是一个缝纫协会，专门为穷人服务。”
《花儿的寓言》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是《百合钟与蓟花冠》（Lily-bell and Thistledown）。该篇描写两位下到凡间的小精灵：前者是光明使者，后者则被称为黑暗精灵。故事的道德教谕是：在善良温顺的光明使者影响下，懒惰成性的黑暗精灵最终认识到勤勉劳动和自我奉献乃是实现灵魂救赎的唯一途径——然而，像班扬笔下的朝圣客，这一目标必须历经艰辛才能实现。故事一开始，他被小蜜蜂领进蜂巢，此处蜂王的座右铭是：“劳动带来真正的快乐”——不幸的是，这一颠扑不破的蜂巢真理却遭到黑暗精灵的质疑：他生性懒散，不喜欢此处的工作环境，蔑视此地的劳动体制——从未感到“真正的快乐”。像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巴库斯一样，黑暗精灵企图用享乐主义对抗（并破坏）严格的纪律规定——他煽动蜜蜂去偷盗为过冬而贮藏的蜂蜜：“让我们在这美好的夏日尽情享用、尽情欢乐……冬天还远着呢，为什么我们要虚度这美好的日子，辛苦工作就为了贮藏我们本应该现在就享受的美食。快来，我们现在享用的可是我们自己的劳动果实。不要理会蜂王的话。”
很显然，奥尔科特小说描绘的是蜂巢，影射的却是人类社会：蜂王垄断了整个蜂巢的物资调配权，亲自部署属下分工合作，采花酿蜜。然而身着长袍、戴着镣铐的“工蜂”在各自的岗位上并不开心，因为它们无从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在此，奥尔科特含蓄地将蜂巢和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蜂王不停地赞美“勤劳”品质时表现尤为明显——蜂王说道：“要使我们的家园美丽可爱，那么必须依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在这里，我们所有人组成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没有悲伤顾虑，大家和谐共处。蜂王努力想成为一个明智而仁慈的统治者,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她的命令。”但奥尔科特随后的描写却揭示出：尽管蜂王声称蜂巢是有爱的大家庭，是命运共同体，人人享有平等和自由，但实际上她却像母系氏族的家长一般进行统治。她给予臣民的是威严而不是慈爱——蜂巢的结构设计和经济秩序说到底都是为最高统治者一人服务。蜂王再华丽的词藻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
奥尔科特用象征勤奋工作的蜜蜂这一意象去影射美国现代工业制度，可谓是一大发明。黑暗精灵故事的前半部分表明一种乌托邦理想：通过自由享用自己生产的劳动成果，人们将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后半部分却证明这只是一套安抚和麻痹劳动者的说辞。由此，《百合钟与蓟花冠》的故事不仅揭示出资本主义工业化体制下恶劣的工作环境，同时也对工业劳动背后的社会理念提出质疑：黑暗精灵反对蜂王以及其严格的管理策略，从某种意义上便体现出女作家对十九世纪社会劳动制度理论和实践的不满，以及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反抗。如果说在《花儿的寓言》中，这种反抗的态势在作家笔下只是一股潜流，则在成熟期的作品如《小妇人》、特别是《工作》中它已转变为公开的“愤怒”——借小说人物之口，奥尔科特在《小妇人》中宣称“我不会坐等男人赐予我独立自由，我要靠自己争取。”而在《工作》中，她不止一次对女性艰辛工作获得的微薄薪酬表示愤慨。在给妇女协会的回信中，她曾愤怒揭示当下女性面临的经济困境，并预言“我们一定会赢！”
在《小妇人》一书中，马奇家四姐妹在康科德家中自发组建了“忙碌蜜蜂协会”（Busy Bee Society），它要求每一个成员都要从事某种有用的工作，比如缝纫或者编织，来分担家庭的经济压力——无疑代表了一种理想的劳动和工作状态。与此同时，在《小妇人》第十一章“实验”中，借马奇太太之口，奥尔科特提出一个重要的见解：即休闲娱乐也可以像忙碌的蜜蜂那样富有成效——马奇太太设计的第一个“实验”便是让女孩们知晓：“只有娱乐没有工作，和只有工作没有娱乐一样糟糕”，因为无所事事的生活滋生的是厌倦而不是幸福。而当姐妹们宣称，周末“我们要像蜜蜂一样工作，并热爱它”时，马奇太太又提醒道：“只是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像奴隶一样工作。工作和娱乐都要留出固定的时间，让每一天都有用且有趣。好好利用时间吧，由此也证明你理解了时间的价值。”换言之，她要求她的女儿们不要像蜜蜂（奴隶般的工蜂）一样工作，而是首先需要明确人类有限的工作能力和无尽的欲望之间的界限。通过平衡“工作和娱乐”，女孩们既能发现工作中的乐趣，也能发现娱乐中的乐趣，便是最理想的状态。可见，奥尔科特在此嘲笑的不仅是流行的女性小说（如苏珊·华纳《辽远的世界》）中泛滥的情感主义，还有资本主义清教伦理中“忙碌的蜜蜂”这一严格的工作理念。
诚如评论家所言，《工作》通过描写一位追求独立自主的女性通过克服性别偏见走向成功的故事，为普通读者就劳动和闲暇如何取得和谐一致的问题树立了样板，同时也对清教工作伦理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弊端进行了强有力的针砭。小说采用线性叙事模式，讲述女主人公克里斯蒂离开养父母出门闯荡，经历帮佣、演员、家庭教师和有偿陪护等多种职业考验，最终实现个人经济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故事——其主旨在于宣扬“有偿工作”可以给女性带来体面的生活——在19世纪70年代这种言论可谓“相当激进”。更重要的是，通过克里斯蒂求职屡屡碰壁的经历，奥尔科特试图揭示女主人公外出寻找工作时受到的阻力并非来自工作本身，而是来自于她的动机——她在小说一开头便发布“独立宣言”——后来即便在家庭收入足以维持生活时仍坚持离家外出工作，以实现个人价值。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甚至当女主人公步入婚姻生活以后，她仍未像时人预期的那样甘愿做“家中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而是选择再次走上社会，继续自己的人生追求。
由此看来，《工作》绝非传统意义上描写家庭生活的小说：它的前半部分展示出独立女性能够从事的不同工作岗位，后半部分则着力刻画女性从事社会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尽管两个部分不可避免地存在抵牾之处，但女作家仍不遗余力地试图居中调和。鉴于战争时期“英雄主义”一词的特定涵义（克里斯蒂的丈夫奔赴前线，为拯救战友而捐躯），奥尔科特反对将无私奉献形容为一种女性独有的美德，而是将理想的自我奉献延伸至整个社会，将其提升到一种道德责任的高度——既适用于男性，也适用于女性；既适用于整个社会，也适用于单独个体。《工作》再现了一个将（男性）美德和（女性）自我克制两者融为一体的模式，以此代替残酷的市场竞争机制。
与竞争市场相对的“道德市场”（moral marketplace）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清教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融合的产物。根据这一法则：市场会奖赏那些兢兢业业、胸怀壮志、才华横溢之人，而惩罚那些慵懒堕落、急躁冒进、挥霍无度之辈。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社会矛盾的缓冲与和解。不同于丛林法则主导的竞争市场，“家庭避风港”作为一种情感象征，通过为男性提供家庭生活的情感慰藉来减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破坏性影响——这既是从激烈竞争中的暂时逃离，也是投入下一步竞争的动力。在奥尔科特的笔下，家庭生活好比是一个稀缺品“仓库”，其中藏储着忠诚、合作、自我奉献等资本主义竞争经济中缺失的社会价值——其作用无可比拟，亦无可取代。通过将妇女的工作领域从狭隘的私人家庭扩展到广义的社会生活，小说将为公共利益而牺牲的美德与女性情感的无私精神融为一体——女性将家庭劳动视为“无私奉献”，以此缓和男子个人主义与商业竞争带来的影响，并构建出一个“任何一种劳动形式都能得到合理报酬”的经济，以此来解决道德自我牺牲与经济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
这就是奥尔科特所倡导的“情感经济（Sentimental Economy）学”——这种经济学将两种对立的形象——如独立与依赖，工作与闲暇，自我奉献与利己主义等——合为一体，同时也意味着将自我奉献重新定义成“为爱而工作”。换言之，《工作》试图用家庭之爱来代替经济报酬，让爱成为一种理想的工作动力，并以此构想出一种合理公平的补偿来掩盖社会不公和不平等。这一理念一方面揭示出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背景下的社会矛盾以及性别歧视，另一方面也表明女作家力图对上述经济制度进行改良和变革的良好愿望。在像奥尔科特这样的改革者的想象中，让家庭与爱作为回报成为竞争性经济制度的有益补充，不仅能够促进生产发展，也能适度鼓励消费，从而得以有效缓和阶级、社会矛盾。
1870年代，《小妇人》在文学市场大获成功。凭借源源不断的版税和稿酬，奥尔科特不仅支付了全部家庭账单——包括购置房屋，送妹妹梅（May）去巴黎学习艺术，不定期向慈善机构捐款，而且将部分资产委托银行家亲戚代为理财，以保障全家（即便在她死后）衣食无忧。对于奥尔科特来说，这是她从事供养家庭这一道德事业（moral enterprise）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符合她的“情感经济学”伦理——恰如评论家对《工作》封面上“忙碌的蜜蜂”这一意象的阐释：“她们（工蜂）似乎死的很突然。似乎在最后的日子里，甚至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他们还在从事有益的工作”——或许这也是她构建浪漫的情感经济学的全部意义之所在：通过自我奉献所获得的“爱的回报”远高于市场价值。综上所述，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奥尔科特在《花儿的寓言》《小妇人》《工作》等小说中表达的乌托邦愿景根本无从实现，但至少为现代经济学说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一种文学参照，也为普通读者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
（本文选自《超验主义的生意：康科德作家群与美国文学市场》第五章《奥尔科特的“双面写作”》，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文字稍有改动，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