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拟刻《皇清经解续编》考
凡治中国经学及清代学术史者，无不奉《皇清经解》正、续编为津逮渊海。道光五年（1825），时任两广总督阮元于广州学海堂辑刻《皇清经解》，严杰任总编辑，至道光九年刊成，收清初至乾嘉间73人著作183种，计1400卷。《皇清经解》网罗略备，犹不免遗珠之憾，且道咸以降，名家继起，著述斐然，有识之士遂倡续辑之举。道光末，李祖望、汪喜孙曾商议续补书目，不知是否定稿；咸丰初，刘恭冕曾自拟续编目录并作序，今其序犹存；同治初，戴望、俞樾亦曾商定续刻目录，曾国藩有意刊行，后因曾氏去世未果。至光绪十二年（1886），时任江苏学政王先谦于江阴南菁书院设局辑刻《皇清经解续编》，王先慎任总编辑，光绪十四年竣工，汇刊清代101人著作209种，计1430卷。（虞万里《〈正续清经解〉编纂考》）《皇清经解》正、续编后先辉映，既总清代经学之成，又为后学的兴起指示了方向与门径，进一步推动了经学的发展。
在王先谦辑刻《皇清经解续编》的同时，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也在广州筹备此事。光绪十年，张之洞就任两广总督，当时戎马倥偬，无暇文教。光绪十二年三月初七，张氏檄饬两广盐运司开设广雅书局，函云：“刊布经籍，乃兴学要务，致用之本源。……即在菊坡精舍设立书局，委蒋署运司总理局事，委候补知府方守功提调局事。延请顺德李学士文田为总纂，南海廖太史廷相、番禺梁太史鼎芬、番禺陶孝廉福祥为总校。”此时，张之洞只说开设书局旨在“刊布经籍”，并未明言选题方向。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吴大澂联名奏陈《开设书局刊布经籍折》云：
窃惟经学昌明，至我朝为极盛。道光年间，前督臣阮元校刻《皇清经解》一千四百余卷，藏板学海堂，既以表彰先正，亦以鼓舞来学。于是海内通经致用之士，接踵奋兴，迨今六十余年，通人著述，日出不穷，或有稿草遗篇，家藏椠本，当时未见，近始流传，亟应续辑刊行，以昭圣代文治之盛。况学海堂为当日创刊经解之所，是粤省尤当力任此举，勉绍前规。臣等海邦承乏，深惟治源，亟宜殚敬教劝学之方，以收经正民兴之效。此外，史部、子部、集部诸书，可以考鉴古今，裨益经济，维持人心风俗者，一并搜罗刊播。上年即经臣之洞捐赀设局举办，然必须筹有常款，择有定地，方能经久。现经臣等公同筹度，即将新城内旧机器局量加修葺，以为书局，名曰“广雅书局”。臣之洞捐银一万两，臣大徵捐银三千两，顺德县青云文社捐银一万两，仁锡堂西商捐银一万两，省城惠济仓绅士捐银五千两，潮州府朱丙寿捐银五千两，共银四万三千两，发商生息，每年得息银二千三百六十五两。又诚信堂、敬忠堂商人每年捐银五千两，共七千三百六十五两，以充书局常年经费。
由此可知，其一，广雅书局之设，意在继踵阮元学海堂之前业，续辑《皇清经解》；其二，广雅书局以刊布经籍为主，史部、子部、集部诸书次之；其三，为保障刻书经费，张之洞多方筹措，集资四万余两白银，另有每年七千余两供书局日常运营。
张之洞在致宝廷信中云：“鄙性于汉学、宋学皆所敬爱，尤深恶好奇蔑理之汉学。今刻《学海堂续经解》，自当谨择。阮之文学，薄劣何敢望，然学术趋向不同，即有人以阮公相拟，亦不乐口。”（《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正因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续刻《皇清经解》，自然有人比之于阮元，而张氏自谓学术取向与阮氏不同，可见其拟刻《学海堂续经解》（即指《皇清经解续编》）于选目取舍另有法度。张之洞又延聘远在京师的缪荃孙为书局采访兼总校，其致缪荃孙信云：“广州开书局刊书，拟分三类：一续《学海堂经解》；一补史、考史、史注之属；一洋务。……此外如子、集两部有佳者，亦可带刊。”（《赵凤昌藏札》第5册）张氏幕僚王秉恩致缪荃孙信中亦云：“春中宏开书局，大抵以经学续学海堂，别开史学与之并峙。”（《艺风堂友朋书札》下册）这都证明广雅书局初开之时，是以辑刻《皇清经解续编》为首务的。
至于广雅书局为辑刻《皇清经解续编》而搜访书目的实例，则有刘岳云致梁鼎芬信札为证。刘岳云，江苏宝应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深通矿务，为经世之学，其师成蓉镜、族兄刘恭冕皆扬州学派名儒。光绪十二年，刘氏签分户部江西司行走；光绪十三年，兼广西司行走。张之洞曾欲委之以矿政，被其推辞。当时，梁鼎芬在张之洞幕中，为端溪书院主讲、广雅书局总校，因而与刘岳云结交。今见刘氏致梁氏手札，盖作于光绪十三年上半年刘氏将离粤之际，据其信中所言，梁鼎芬曾以拟刻《皇清经解续编》之事相告，并请刘岳云提供知见书目，刘氏便据其食旧德斋中所藏扬州学者著作，共列举13人计20种书目，其中如潘槐庭《仪礼图》、潘咏《伯琴札记》、刘恭冕《公羊礼释》、刘瑢《蘗庵札记》、刘玉麐《尔雅补注残本》今皆亡佚。刘氏又承诺返乡后，当遍索山阳丁氏，仪征阮氏、刘氏，句容陈氏，江宁汪氏，江都凌氏书目献上。
结合张之洞奏折与刘岳云信札，可见光绪十二年至十三年，广雅书局刻书的主调均在《皇清经解续编》，但随后竟无成事。究其原因，当是风闻王先谦捷足先登，尤其是王刻《皇清经解续编》于光绪十四年六月告成，宣播海内，广州诸儒便望尘莫及了。吊诡的是，缪荃孙其实在光绪十二年初便已得知王先谦于南菁书院开局刊刻《皇清经解续编》之事（杨洪升《缪荃孙年谱长编》），当其受聘广雅书局之时，不可能不将此事告知张之洞。且兹事体大，学者间风声四起，故张之洞和王先谦一开始便必然知晓对方也在辑刻《皇清经解续编》。两家几乎同时起手，皆不轻言放弃，其抗衡争先之意昭然若揭。再看张之洞奏折中称“学海堂为当日创刊经解之所，是粤省尤当力任此举，勉绍前规”，实隐隐以学脉正统自居；而王先谦于南菁书局外又设局于长沙，又请江苏书局代刊四百卷，数处并行，并日兼程，两年成此巨帙，今日看来，实欲以速求胜。
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刊成后，学海堂不得不取消了辑刻计划，转以刊刻史籍为主。梁鼎芬在致缪荃孙的书信中云：“昨集众议，定刻《史学汇函》，经学附刻。如有可刻之书，祈随时示知。”（《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可见其以史学为主，经学为辅。此信落款七月十九日，考其情势，疑当系于光绪十四年。伦明尝谓：“张之洞督粤日，开广雅书局刻书……所刻多乙部切用之书。盖之洞雅慕阮文达，文达轫学海堂，之洞亦轫广雅书院；文达刻解经诸书，之洞则刻考史诸书，不相袭而遥相师也。”（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学者恒喜称引此言，以为高论，今考其实，恐未必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皇清经解续编》分类整理与综合研究”（25VJXT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大学中国经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