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短篇小说处女作《创造》：藏于日常的“革命”隐喻
茅盾《野蔷薇》，其中收录《创造》等五篇小说，上海大江书铺发行，1929年出版。
1928年，茅盾在创作《蚀》三部曲期间，于2月下旬写了第一部短篇小说《创造》。作品刊于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八号，全篇近两万字，算是超长“短篇”，按欧洲古典戏剧的“三一律”结构写成。故事地点发生在卧室内，时间在早晨的一小时左右，人物只有两个：男主人公和他的夫人。
小说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相关评论寥寥无几。笔者查阅庄钟庆先生1984年汇编的《茅盾研究论集》（新中国成立前资料）后发现，书中收录的针对茅盾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中五篇作品的评论，提及《创造》的仅有零星几处，总字数不足两百字。当时读者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蚀》三部曲上，对《创造》这种单线结构的写法有些不以为然，小说自此湮落。直到晚年茅盾撰著《回忆录》时重提这部“短篇”，学术界才开始重视。
一场夫妻间的“创造”与觉醒
《创造》究竟写了什么？茅盾的“重提”又说了什么？茅盾说，这对夫妻，丈夫是“进步分子”，是“创造者”与“带路人”；妻子则是“被创造者”，“一旦她被创造成功，她的束缚被解除”，她就要“一往直前”。他又说：“革命既经发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这里茅盾用“革命”给他的小说定调，也就是说，小说里的夫妻日常具有“革命性”。
初读这篇小说，可能感受不到“革命”的迹象，它写的是普通夫妻的家庭生活，何来“革命”？男主人公所娶的，不过是一位貌美可爱、不谙世事却颇有“潜质”的女子，需要他去调教改变，只是这种“改变”是更进一层的“创造”。他说：“我打算找一块璞玉，由我亲手雕琢而成器，社会既然不替我准备好了理想的夫人，我就来创造一个。”在他看来，理想中的夫人，应该是个懂政治、有知识、有教养、举止得体、谈吐风雅的全新女性。这样的女性，唯有经过“创造”才能实现。可对妻子来说，这场被规划的成长，最终演变成自我意识的觉醒。她心中的全新女性，是拥有完全独立人格与思想的自己，而非丈夫塑造的附属品。
受千年夫权思想的影响，男主人公觉得自己有足够的驾驭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他从政治启蒙入手，推荐各类名家书籍，诸如柏拉图、罗素、马克思等。小说写道：“在短短的两年内，她就读完了君实（男主人公）所指定的书，对于自然科学，历史，文学，哲学，现代思潮，都有了常识以上的了解。当她和君实游莫干山的时候，在那些避暑的‘高等华人’的太太小姐队伍中，她是个“出色的人儿”，她优雅的举止，有教育的谈吐，广阔的知识，清晰的头脑，活泼的性情，都证明她是君实的卓越的创造品。”
是的，男主人公的“创造”似乎成功了，因为妻子都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但似乎也失败了，失败恰恰在于妻子的“照单全收”，因为“被创造”出来的妻子开始有“想法”了，比他更懂政治，更具备开放的思想。此时的妻子——那个被他“引领”的“出色的人儿”已经无法停下脚步，甚至走在了他的前头，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男主人公陷入了沉思，原来他给妻子灌输的那些“思想”“理论”，原本只是用来装点门面，并非付诸实际操作，可妻子却以“行动”实践了他的“理论”，印证了他的“思想”。他对妻子说：“我们鼓励小孩子活泼，但并不希望他们爬到大人的头发梢。”以此责怪妻子做过了头。此处“革命”并未明说，却暗藏“政治”意味，尤其文中提及的《妇女与政治》一书，更暗示妻子已经参加了革命。
小说以心理描写呈现，在回忆与想象之间穿梭。夫妻间的日常磕碰，尽管表现在观念上是各持所见的冲突，但都以“生活化”处理，以夫妻间保有的那份爱意来弭除争执。男主人公最多只是觉得自己的思想“不曾和娴娴（妻子）的‘脑筋’发生过关系”，在“有形的娴娴之外，还有一个无形的娴娴——她的灵魂”不属于他自己而已。所以他埋怨夫人没有很好地理解自己，体会自己的苦心。从这一点说，他是痛楚的，爱愈深伤愈重。最后，他想要再把她拉回原来的轨道。
更具个性化的“大革命”书写
学术界认为，《创造》同《蚀》三部曲一样，都属于“大革命”题材小说，不过《创造》似乎更具个性化。这种“个性化”跟茅盾早年从事党的革命实践活动有特殊的联系。
茅盾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前，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后又在党内秘密刊物《共产党》上发表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茅盾成为第一批正式党员，之后转入地下，作为秘密联络员，负责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工作。
1923年，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茅盾担任国民运动委员，是相关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经常往返江苏、浙江等地，指导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等事宜。此后，他前往广州、武汉，身处大革命的中心，直接负责具体的国民革命事务。
值得一提的是，茅盾在革命期间十分关注妇女问题，经常在《民国日报》《妇女杂志》发表文章，提倡妇女解放。在他的影响与帮助下，夫人孔德沚从识字、求学起步，逐步成长为具有革命觉悟的新女性，继而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妇女运动。可以看出，茅盾既是一位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党员、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思想上的启蒙者、引导者。
作者真实内心世界的流露
虽然无法完全断定《创造》中的娴娴是否是以茅盾妻子为原型，但从人物成长轨迹来看，娴娴正是在君实的启蒙下，才蜕变为超越丈夫、“先走一步”的革命女性。这便引出一个核心问题：原本身为“进步分子”的启蒙者君实，为何最终会被自己塑造的妻子超越，落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结局？
“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奉党中央指示，前往九江，目标是南昌起义，但中途受阻，回到上海。此时，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又被蒋介石政府通缉，一度情绪低落，思想悲观。曾经满怀热血的革命志士，难以承受这般沉重打击，书卷气的茅盾只能重回书斋，通过小说坦露心曲。
小说里的男主人君实是否带有他自己的影子？茅盾认为：“大革命是失败了，阵痛仍在继续，不过，当时乘革命高潮而起的弄潮儿，虽知低潮是暂时的，但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仍在摸索之中。”是的，革命并未停止，仍在发展，并且不可阻挡——就像小说里的妻子一样“一往直前”。但此时此刻，男主人却停滞掉队了，他痛苦迷茫，不得不正视这种无法“赶上来”的落差给自己带来的心理重压，最后以“中庸”“保守”自嘲。从男主人反复多变的情绪里可以窥知，处于低落期的茅盾当时最真实的内心世界。
茅盾早期小说多与他经历的“大革命”有关，革命书写隐晦内敛、不露形迹。读者唯有结合史实，必要时还要融入对作家生平与创作心境的研究，方能真正领悟作品深层的思想意蕴与精神内核。
（作者为中国档案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