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934年的北平初秋
1923年10月，已凭借《沉沦》在文坛声名鹊起的郁达夫从上海来到北京，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统计学讲师。1925年2月，他将妻子和幼子留在北京，自己一人前往武昌任职，后来又辗转上海、广州，行踪无定。1926年夏，幼子因病夭折，郁达夫匆忙回京，居住至当年10月离开。这一时期的北京于郁达夫而言，是一座充满晦暗色彩的“死都”。1934年夏天，阔别八年，郁达夫夫妇受友人邀请，在北平[1]停留近三个星期，期间会友，游景，买书，不亦乐乎，并写出了《故都的秋》。此时郁氏笔下的北平，不再是先前那座风雪弥漫的无聊古城，而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人间天堂。
此次居平期间，郁达夫留下了比较系统的日记，记述虽简略，但大体能够还原主要活动。[2]本文以此为基本线索，并结合其创作的小说、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书信等材料，纵向勾勒他与北平的历史因缘，重点描述20世纪30年代中期北平的政治氛围、文化生态以及知识群体的日常生活。同时，考察不同时段郁达夫对北平态度、观感的前后变化，努力挖掘导致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借此阐释作家创作与个人境遇、时代政治环境等之间的复杂关联。[3]
一、“十年不见”
1934年5月底，杭州异常高温，郁达夫与第二任妻子王映霞启程前往青岛避暑。7月16日，郁接到北宁铁路局的朋友王余杞之函，“谓胶济、津浦路免票，可为我办，望我秋后去北平一游。”[4]因考虑到王映霞未曾到过北平，郁在北平也有众多故友，加之便利的交通条件，于是有了这次故都之行。8月14日早晨8点，他们乘坐北宁铁路局的列车抵达了北平正阳门东站，“十年不见之北京故城，又在目前了，感慨无量”。[5]
郁达夫与王映霞
所谓“十年不见”，稍显夸张。郁达夫与北京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19年9月。1913年秋，17岁的郁跟随去日本考察司法的长兄郁华（曼陀）留学日本。1919年9月，应长兄之召，正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学习的郁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北洋政府的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试，但两试不第，未被录取。这一受挫经历对生性敏感的郁打击不小。此时，他不过二十出头，既沮丧失落，更感义愤与不公，曾在日记中控诉：“庸人之碌碌者反登台省；品学兼优者被黜而亡！世事如斯，余亦安能得志乎！”[6]期间，郁曾到过陶然亭，一片荒凉清冷的景象让他幽思满怀，“泥落危巢燕子哀，荒亭欲去更徘徊。明年月白风清夜，应有蹁跹道士来。”[7]他还去了圆明园遗迹，露宿了一晚，因此染了风寒。
11月，郁达夫返回日本继续学业，但对未来很迷茫，“仓卒东行，返国不知当在何日。”[8]离京之前，长兄赋诗送行：“一片卢沟月，怜君万里行。清谈当此夜，难尽别离情。”他回复：“迹似飞篷人似雁，东门祖道又离群。秋风江上芙蓉落，旧垒巢边燕子分。薄有狂才追杜牧，应无好梦到刘蒉。明朝去赋扶桑日，心事苍茫不可云。”[9]本次北京之行是一次很不愉快的经历，这种印象也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奠定了郁对北京的态度基调。
1921年，郁达夫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在日本成立了文学社团——创造社，同年因出版小说集《沉沦》在文坛崭露头角。1922年7月，郁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到上海主持《创造》季刊，后又赴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教书，不过，仅仅几个月之后便辞职，回到上海专心编辑《创造》。
1923年9月，正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的陈启修因要到苏俄学习，于是邀请郁达夫接替自己的统计学课程。二人曾同在东京帝国大学，陈启修是学兄。如前所述，第一次在北京的考试经历原本给郁达夫留下了心理阴影，郭沫若、成仿吾也表示反对，他对北上之事一直心存犹豫。他曾试图向这二位老朋友解释：“我此番北行，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寻快乐而去，我的前途风波正多得很呀！”即便已经从上海启程，行至天津时仍在问自己：“究竟还是上北京去作流氓去呢？还是到故乡家里去作隐士？”甚至还要问一个“诸葛神卦”。[10]
其实，郁达夫也知道“北京空气的如何腐劣，都城人士的如何险恶”，感叹“上北京来本来是一条死路”。不过，此时编辑《创造》的境况也不佳，他形容自己在上海“同死水似的一天一天腐烂下去”，担心自己精神和肉体同时崩溃，为了“转换转换空气，振作振作精神”，于是不顾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劝阻，执意接受了这份邀请。[11]后来在小说《十一月初三》中仍强调，这一次北上是“在上海想以文艺立身的计划失败之后，不得已承受了几位同学的好意，勉强的逃到北京来”。[12]1923年10月，郁来到北京，正式开启北大统计学讲师的生涯。
郁达夫是决心重启一种新的生活的。到京次日，“剃了数月来未曾梳理的长发短胡，换了一件新制的夹衣，捧了讲义，欣欣然上学校去和我教的那班学生相见”。不过，这种状态并未能够持续多久，他的热情就消失了。当然，这也符合其一贯消极而颓废的个性。郁本以文学闻名，却在经济系讲授统计学，感觉到“无穷限的无聊和无穷限的苦闷”。到了北京三个多月后，他给郭沫若、成仿吾写信自述这种苦闷状态：“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来的样子。我的职业，觉得完全没有一点吸收我心意的魔力，对此我怎么也感不出趣味来。”他曾与往来的朋友订了一个规约，“请他们见面时绝对不要讲关于文学上的话，对于我自家的几篇无聊的作品，更请求他们不要再提起。因为一提起来，我自家更羞惭得窜身无地，我的苦闷，也更要增加。”除了一些涌现灵感的发作，写下一些文字的瞬间，大部分时间，郁达夫都是日夜呆坐，“我的情感，意识，欲望和其他的一切，现在是完全停止了呀，M！我的生的执念和死的追求现在也完全消失了呀！”“人生到了这一个境地，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希望呢？”[13]郁还在报纸上公开坦露，自从到北京后，“只觉得生趣萧条，麻木性的郁症，日甚一日”。[14]
在北京生活了半年多以后，因为“生活太干寂了，太可怜了，胸中在酝酿着的闷火，太无喷发的地方了”，郁达夫回了一次上海。当列车刚出正阳门站，与北京渐行渐远时，他在心理诅咒：“美丽的北京城，繁华的帝皇居，我对你绝无半点的依恋！你是王公贵人的行乐之乡，伟大杰士的成名之地！但是Sodom的荣华，Pompey的淫乐，我想看看你的威武，究竟能持续几何时？”“像我这样的无力的庸奴，我想只要苍天不死，今天在这里很微弱地发出来的这一点仇心，总有借得浓烟硝雾来毁灭你的一日！杀！杀！死！死！毁灭！毁灭！我受你的压榨，欺辱，蹂躏，已经够了，够了！够了！”他给郭沫若写信倾诉：“沫若，我是一个从来不愿意咒诅任何事物之人，而此次在车中竟起了这样的一段毒念。你说我在这北京过度的这半年余的生活，究竟是痛苦呢还是安乐？具体的话我不说了，这首都里的俊杰如何的欺凌我，生长在这乐土中的异性者，如何的冷遇我等等，你是过来人，大约总能猜测吧！”[15]
创造社成员，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为了排遣苦闷孤寂，郁达夫经常游荡在北京前门外的酒馆、妓院、戏园之间。在这一期间写成的小说《薄奠》中，他记录了主人公百无聊赖时的消遣：“我一个人渺焉一身，寄住在人海的皇城里，衷心郁郁，老感着无聊。无聊之极，不是从城的西北跑往城南，上戏园茶楼，娼寮酒馆，去夹在许多快乐的同类中间，忘却我自家的存在，和他们一样的学习醉生梦死，便独自一个跑出平则门外，去享受这本地的风光。”[16]
作为一个典型的“自叙传”者，郁奉行“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他小说中很多情节都有自身经历作为支撑，至少也反映了相似的境遇。[17]当时在北大读书的冯至就曾回忆：“有时郁达夫和我们不期而遇，便邀我们到任何一个小饭馆里小酌。我难以忘记的是一个晚春的夜里，断断续续地下着迷濛的小雨，他引导我们在前门外他所熟识的酒馆中间，走出一家又走进一家，这样出入了三四家。酒，实际并没有喝多少，可是他的兴致很高，他愤世嫉俗，谈古论今”，“直到子夜后，大家才各自散去。”[18]
这段时期导致郁达夫如此心境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源自其本身的个性，另一方面也与北大的纷争有关。郭沫若当时反对郁北上的理由之一即是北大门户既成且壁垒森严，难以施展。后来的情况也正如他所预料，郭也用略带讥讽地描述，“以达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几年，却始终是一位讲师，足见得那些‘朋友’对于他是怎样的重视了”。[19]在京期间与他交往较多的北大学生孙席珍对此也有类似的观察，他认为，以郁达夫的声望、地位、资历和成就，不应该只是讲师，只是由于当时北京文教界“派系林立，壁垒森严，他和各派都并无恩怨，便在他们的相互排挤倾轧中成了三明治”。[20]
这些都是外人的观感，那么他本人的体会如何呢。郁达夫对这些说法应该是认可的，后来在几处文字中都流露出对北上任教这一决定的悔意。他曾在武汉送别成仿吾时表示，自己不应该在创造社根基未定之时，“一个人独善其身的跑上北方去的”。最终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一个无聊”。“京华旅食，叩了富儿的门，一双白眼，一列白牙，是我的酬报。现在想起来，若要受一点人家的嘲笑，轻侮，虐待，那么到处都可以找得到，断没有跑几千里路的必要”，“大都会！首善之区！我和乡下的许多盲目的青年一样，受了这几个好听的名字的骗，终于离开了情逾骨肉的朋友，离开了值得拼命的事业，骑驴走马，积了满身尘土，在北方污浊的人海里，游泳了两三年。”[21]
到北京仅仅半年之后，郁达夫就有了离开的想法，他渴望能够不用再教书，回到上海，回到浙江老家去实行“乡居”的宿愿。1924年5月那次回到上海，实际上也有寻找机会的用意，以便脱离那“万恶贯盈的北京，而别求生路”。不过，上海的情形更让郁绝望，于是觉得北京比“卑污险恶的上海，还要好些”，只能感叹“万恶的首都，我还是离不了你！离不了你！”[22]不过，他还是等来了机会。1925年2月，郁达夫应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新任校长石瑛之请，从北京大学离职，进入该校国文系任教。不过，这份工作他也没做多久，同年11月便辞职。1926年年初，郁与创造社同人一起奔赴广州。期间，妻儿一直居住在北京，他也因此经常往返南北之间。
1926年6月，正在广州的郁达夫得到儿子病重（脑膜炎）的消息后返回北京，只看到了自己门上的白纸条儿，龙儿的尸体已经埋入妙光阁的广谊园，从此阴阳两隔。丧子的悲痛几乎让郁达夫夫妇难以承受，他们一家在什刹海租住的那个院落的一切无时无刻都在提醒这里有一个鲜活的儿童的生命曾经存在过，“院子里有一架葡萄，两棵枣树，去年采取葡萄枣子的时候，他站在树下，兜起了大褂，仰头在看树上的我。我摘取一颗，丢入了他的大褂兜里，他的哄笑声，要继续到三五分钟。今年这两棵枣树，结满了青青的枣子，风起的半夜里，老有熟极的枣子辞枝自落”。“更深人静，方能入睡。在这样的幽幽的谈话中间，最怕听的，就是这滴答的坠枣之声”。当年十月，郁独自一人离京，在南返的列车上想起了卢骚（按：今译为卢梭）晚年《孤独散步者的梦想》的开头：“自家除了己身以外，已经没有弟兄，没有邻人，没有朋友，没有社会了。自家在这世上，像这样的，已经成了一个孤独者了。”至此，他与这座古城的固有联结彻底中断了，“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更远了，自家只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中大约是完不了的飘泊。”[23]
全部算来，郁达夫在北平断断续续居住的时间不过两年多一点，他只是一位行色匆匆的过客，这是一段浑浊而伤心的经历。在1934年从杭州启程去青岛之前，郁一直未曾再次北上。此次因有朋友邀请，因缘际会，于是有了一趟计划之外的故都之行。除郁达夫夫妇及他们的一个孩子外，还有其嫂（郁华之妻）也一同前往。她是为打理北平阜成门旁巡捕厅胡同的老屋（此前郁华一家已经移居南京），那也是郁1919年第一次来京时的居所，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这一次，他们仍在此居住，不过已物是人非。与先前相比，郁的声望、心境以及北平的政治局势、文化环境等，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访友
郁达夫在北平停留了约三个星期，一项主要活动是访友，有七十多个名字出现在他这段时期的日记中，其中有几人需要重点提及。
第一位是沈从文。1924年冬日的一天，郁达夫收到了一位青年人的来信：“生活她正同弃我而去的女人一样：无论我是如何设法去与她接近，到头终于失败。一个陌生少年，在这茫茫人海中，更何处去寻同情与爱？”[24]他于是围好围巾，冒着寒风在紫禁城东侧，北大红楼附近银闸胡同一间阴暗潮湿的屋子里，见到了穿着单衣正在裹着被子御寒的沈从文，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画面。二人面谈了一会，郁请沈在附近的小饭馆吃了午饭，并把剩下的钱给了沈。当天返回之后，郁达夫写下了《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将一位似乎已经走投无路的文学青年的窘境公开发表出来，同时也借机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愤怒与不满。[25]他还将沈从文的《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向《晨报副刊》推荐，并介绍该刊编辑刘勉己、瞿世英与沈认识，这也是据现有史料已发现的沈从文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字。[26]由此，沈从文推开了那扇曾经对他紧闭的文学大门的一个缝隙。
后来，郁达夫的中学同学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连续刊出沈从文的多篇作品，他的名字开始和梁启超、胡适、赵元任、张奚若、刘海粟、丁西林、余上沅、闻一多、陈西滢、梁实秋等人并列出现，这是一个重大的跨越。可以想见，这份提携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有多么重要。1927年，徐志摩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出版了沈从文第一本小说集《蜜柑》，使沈在文坛站稳了脚跟。在出版于1936年的《从文小说习作选》中，沈从文特别感谢了徐志摩、胡适、林宰平与郁达夫，“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种种的帮助和鼓励，这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27]
在北平期间，郁达夫几次与沈从文等人聚餐，经常参与者还有凌叔华、陈西滢、杨振声等人，也曾专门前往史家胡同甲54号陈西滢、凌叔华宅中探访。这一群体多以当时北平的“京派”作家为主。如果再向前追溯，他们都与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新月派”与“现代评论派”有深厚渊源，这两个社团的成员均以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群体为主，相互之间多有交集，郁达夫在北大教书期间就与他们经常往来，尤其与现代评论派关系密切，曾参与创办《现代评论》。[28]而郁的同乡、中学同学徐志摩则是新月派的核心人物，他充当起了一座重要的沟通的桥梁。郭沫若后来也曾提及：“达夫和上海新月社的人们太接近了”。[29]
凌书华绘《我们北平的家》
相对而言，郁达夫与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胡适的关系则颇有意味。来到北平大约十天之后，他曾在日记中记下次日准备去探望胡适，不过，这次会面是否如约成行则属未知，他后来没有相关记载。而从1934年7月14日一直到8月26日，胡适也暂停了记日记。只是在8月27日写下“这一阵太忙了，把日记搁下了，今天又续记下去”。[30]郁在北平停留时间比较充裕，频繁与诸多故友相见，有些还见过多次，胡适对此不会没有耳闻。但目前笔者尚未见到双方会面的记录，这一现象本身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如果他们均有诚意相见，不会没有机会，更不会没有留下只言片语。[31]
郁达夫与胡适可谓“不打不相识”。早在1919年郁第一次来北京参加文官考试失意之时，曾给素不相识的胡适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的郁闷，期待从这位“大人物”那里得到安慰。[32]胡适长郁五岁，当时已因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而郁只是一个尚在日本留学的青涩学生，二人虽年龄相差不大，但社会地位并不在一个层面。他敏感、孤傲，甚至在信中还忸怩地提出希望胡适来探望，但却未向胡适告知自己的姓名。对于这样一封有些莫名其妙的来信，胡适可能并未在意，也没有回复，更没有回访，这可能伤害、刺激到了当时正处于失意中的郁达夫。
1922年8月，郁达夫发表《夕阳楼日记》，批评余家菊翻译《人生之意义与价值》所犯的翻译错误，其中还顺带提及“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33]此时，杜威正在中国各地演讲，作为学生的胡适随同。郁的所指，不言自明。胡适于是亲自下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骂人》一文，一方面为自己的学生余家菊辩护，同时也批评了创造社。这不仅是胡适与创造社交恶的开始，也开启了与郁的一段小恩怨。
不过，这场风波后来随着胡适的一封和解信而收场。二人握手言和，成为了不错的朋友。郁达夫1923年进入北京大学之后，他们成为同事，多次共同参加宴聚。1925年上半年郁在武昌师范大学之时，曾与同在武汉大学执教的杨振声、江绍原一起促成胡适南行。[34]胡适在记录此次行踪的《南行杂记》中记：“此次在武汉见着许多新知旧友，十分高兴。旧友中如郁达夫、杨金甫，兴致都不下于我，都是最可爱的。”[35]
郁达夫在北平的诸多旧友中，关系最深厚的前辈，应属周作人。郁刚到北平时，周氏尚在日本东京，9月初返平后，双方至少见过两次。据郁9月1日日记：“大约周启明氏，将于明日到，以后又有一二日忙了。”3日，“晨八时半，访周作人氏，十年不见了，丰采略老了些。”[36]虽仅几语，但也勾画了双方的状态与心境。9月4日晚，章川岛在家里为郁达夫、周作人洗尘，有许季茀、废名、孙百刚等，但郁日记对当日会面情形未做记载。
郁达夫与周作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1921年10月，郁的小说集《沉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这被认为是“五四”以来最早的新文学白话体小说集，其中充满了对自我幽暗心理的大胆袒露与剖析，《沉沦》在一个月之内连印三版，行销近20000册。不过，《沉沦》也因“肉欲描写”“诲淫”等，引发巨大争议，被批评为“不道德的小说”。彼时初出茅庐的郁面对这种舆论风暴，尚无足够的承受与反击能力。几年后他追忆当时情景：“社会上因为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新书，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37]在很无助的状态下，郁给自己素不相识的浙江同乡、北大教授周作人寄去了一册《沉沦》，并写了一封英文信求助：“我希望你出自内心对我的作品进行坦率的批评。上海所有文人都反对我，我正在被迅速埋葬，我希望你是给我唱悲哀的挽歌的最后一个人！”[38]
周作人“振臂一呼”，在《晨报副刊》“文艺批评”栏刊文，反驳外界对《沉沦》作为“不道德的文学”的指责，郑重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39]周作人的出场在一定程度上为郁达夫解了围。他在几年后提到这段经历：“一般骂我诲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40]苏雪林也对此总结：“众论翕然而定，而郁氏身价亦为之骤长。”[41]
郁达夫《沉沦》，泰东图书局1921年10月初版本
周作人1922年3月发表于《晨报副镌》的《“沉沦”》
因这次出手相助，郁达夫十分感念周作人。1923年2月曾到北京登门拜会周作人。当年春节，周作人在北京八道湾家中宴请北大友人和浙江同乡，郁也名列其中。正是在这次家宴上，郁第一次见到鲁迅，开启了二人长久的挚友关系。10天后，郁在东安市场东兴楼回请周氏兄弟。
1923年10月郁达夫进入北京大学与周作人成为同事，诗书往还，酬酢宴饮，交往日深。郁与周氏兄弟一直保持着亲近的友谊，即使在兄弟失和之后，也一直与二人密切往来。1930年《达夫代表作》再版时，郁达夫特意在扉页上标注：“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42]周作人对郁的评价也很高，这不仅体现在前述对《沉沦》的申辩中，他还称郁是“中国新文学界唯一的作者”。[43]
1925年初郁达夫离职北大前往武昌，但他与北大的缘分似乎并未结束。1929年9月陈大齐履新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曾函电郁，拟聘其为国文系教授，其中应有周作人的幕后推动。不过，此时郁刚刚答应了安徽大学校长王星拱的邀请到该校任教，只能婉拒陈的好意，但在信中表示：“敢请给假半年，俾得在这半年之中稍事准备，一到明年春期始业，定当遵命北上，与先生等共处。”[44]
不过，郁达夫在安徽大学执教的计划被意外终止，北大则由周作人、马裕藻出马，几次去信力邀其北上，郁也曾回信应允，但又因患病而搁置。[45]其实，郁迟迟没有答应周作人的邀请，除疾病原因外，还有其它考虑。他在当时写给一位青年朋友翟永坤的信中坦露心迹：“北京的地方我是很喜欢的，可是北京教育界的许多人，除启明先生一人以外，我差不多都是跟他们合不来的。因此，我真不能决心再去作教书的机械，况且这机械的油火也不见得能充足哩。”[46]
不过，周氏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多次邀请郁重归北大。后者虽然非常感激，但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1931年7月6日，他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解释自己最终不能北上的原因在于家事拖累，声称自己一时昏迷，“遇人不淑”，铸下大错，“妇人难养，古今中外似乎是一例的”。[47]此处特指郁与王映霞之事。这究竟是郁达夫的托词，还是真的事出有因，或许两重因素都有。但郁达夫终究没有履行他两年前向陈大齐做出的许诺。1934年后双方虽然仍旧密切关注对方并有音讯往来，但这竟成彼此最后一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作人驻留北平，后来出任伪职，郁最初还曾为老友辩解，但后来彻底决裂，亦可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
郁达夫摄于1934年5月
此次在平期间，郁达夫遍会旧友，既有沈从文、凌叔华、杨振声等京派作家，也有孙席珍等带有明显左翼倾向的文学青年，与周作人等一派文人也多有往来。郁达夫游走于不同的文化阵营之间，能够与诸多具有不同文学趣味以及秉持不同政治倾向的作家都能够成为朋友，这源自他超越政治立场与党派纷争的文学理念。从个性上看，郁在本质上是洒脱、真诚、率性之人，郑伯奇描述他“在当年的文学界中是交游最广朋友最多的一个”。[48]他在北平的广泛交游正是对上述评价的合适注解。
三、购书、聚餐、北戴河之行
民国初年的北京聚集着大批来自南方的新文化人，由于地理、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他们与北京城的联结度并不高。这段时期，北京政局动荡，文教界也受此牵连，各种风潮频发。至少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成功、迁都南京并将北京改称北平之前，很多新文化人经常在不同城市，不同高校之间流动，生活状态不稳，北京只是他们的暂时栖身之地，因此很难产生归属与认同。他们对北京的情感普遍比较复杂，一方面徜徉于北京异常厚重的文化氛围之中，另一方面又对这座古都比较隔膜，大多处于一种悬浮、疏离状态。但有一点属于例外，分布在各处的众多书肆[49]成为链接他们与北京的重要桥梁，更是后来怀念北京的重要缘由。钱穆曾于1930-1937年在北平教书，他在晚年一直对此地的购书环境念念不忘，“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50]
郁达夫在北大教书期间，就经常到各处书肆游逛。1934年这次到北平后第二天就来到东安市场，卖书之伙计竟然还记得他的“十年前旧事”，“相见欣然，殷殷道故，像是他乡遇见了故知。”[51]商人通常在商言商，多以营利为本位，无可厚非。但书籍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在书肆这一空间之中，老板、伙计与顾客的来往不仅是一种买卖，在选书、购书的过程中，有时可以超越单纯的商业关系而被赋予了一定的情谊，其中的情感交流与知识切磋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色彩。郁达夫的这一经历，其实并不稀奇，钱穆经常去琉璃厂与隆福寺，“各书肆老板几无不相识”。[52]
民国北京的书肆主要分布在琉璃厂、隆福寺以及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地，但各有侧重，互有分工。相对而言，前两者历史渊源更早，以售卖文房四宝、木版、线装书为主，每逢旧历年关便是读书人至厂甸淘书的最佳时期；后者主要面对的是附近的大学教授与青年学生，经营商务、中华、自强、锦章、大东等各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尤其是一些新兴社会科学的书籍以及外文原版书，只能在此买到。一些新版教科书、杂志等，也是东安市场与西单商场的重要特色，新书店大多选择栖身于此。[53]
20世纪30年代的东安市场书肆
东安市场因近北京大学、朝阳大学以及许多中学，很多北大教师与学生对那里都非常熟悉，郁达夫阅读范围广泛，既有中国古书，也有大量西文图书，因此并不拘泥于某处书店，但因地利之便，最常去的仍是东安市场，日记中记录的购置的西文书目就有The Magic Flute（G.Lowes Dickinson）、A History of Spanish Literature（E.D.Laborde）、Was will es Werden？（Spielhagen）、Die Alten und die Jungen（Charlo the Niese）、Guzman D'Alfarache（Mates Alemaun）。
北平大小书肆的掌柜与伙计多给人留下了厚道、专业之印象。他们由于长期与古书接触，自然成了内行，对于版本等方面的掌握程度，往往并不在专业人士之下，甚至还有超出者。《清稗类钞》中描述北京商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这一点在书肆当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其内部的气氛远非一般商业场所可比，形成一种君子之交的儒家风气。邓云乡称：“老掌柜深沉而和蔼，小伙计精明而谦恭，实足代表了当时的京朝气度。”[54]同时，对于商家而言，也更立足长远，并不计较眼前的一得一失。王钟翰的《北京书肆记》概括民国旧书业的风气，“重行规、尚义气，目能鉴别，心有轻重”。[55]
在北平期间，郁达夫夫妇还游览了一趟北戴河。早在清末，位于东海之滨的北戴河就开始被来华的西方人士“发现”。因京奉铁路的修建，北京与北戴河建成便捷的交通连接，至20世纪20年代，北戴河已经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海滨旅游地，尤其是驻在北京的各国外交官及其家人，每至夏日都纷纷到北戴河避暑，国内能到北戴河的也多属社会上流人士。郁在游记中记录：“刚在青岛看海看厌了的我们，这一回对北戴河自然不能像从前似的用上级形容词来赞美了。不过有两件事情，我总觉得北戴河要比青岛好些。第一，是汽车声音的绝无，第二，是避暑客人的高尚。”[56]王映霞也称，北戴河的两天，则异常清净，“若缓步在静寂的海滨，除了潮汐的冲击声外，所偶尔触听到的，便只有林间的鸟语。”[57]
郁达夫夫妇到北戴河一游，还有他们共同的老朋友孙百刚陪同。他们都是浙江同乡，郁在东京帝大即将毕业时结识了孙氏，二人在日本时结下友情。孙百刚回国后在温州教书，与王映霞成为同事。又因王映霞与孙百刚妻子年纪相仿，二人成为好友。1927年初在上海，郁在孙百刚的家中第一次见到了王映霞，随后展开了对王的狂热追求，经过一番曲折，双方于1927年秋在上海举办了婚宴。因此可以说，孙百刚是他们的媒人。不过，郁达夫与原配孙荃并未解除夫妻关系。
此次郁达夫夫妇到平当日，即与孙百刚等诸多同乡见面，可见关系之密切。在北平城内，孙百刚曾设法通过私人关系陪同夫妇二人进入中南海参观，“那时候没有正式机关设在里面，只驻有警卫部队。中南海里边荒芜不堪。映霞最感兴趣的是南海的瀛台。就是戊戌政变后慈禧幽禁光绪的所在。不过当时的太液池并没有现在这样青松翠柏，碧水澄流。一眼望去，既看不见涵元殿，更望不到翔鸾阁，只是几间颓楼败厦，拥水而居。这里没有板桥，没有渡舟，隔水遥望，徒兴铜驼荆棘之感而已。”[58]之后，孙百刚又陪同郁达夫夫妇同游北戴河，亦顺理成章。
郁达夫此时已是享有盛名的作家，其日常行程常有媒体关注。青岛期间，就有《郁达夫避暑青岛》等报道。在从北戴河回北平的中途，郁达夫夫妇在天津下车。当晚王余杞、冯至庚、姜公伟以及一些报社记者专门到车站迎候。郁当天日记记载：“下车之后，镁光闪发数次，被照去了两个疲怠极了的相”。刚入住法租界交通旅馆，闻讯赶来的《中国新报》记者又要进行专访。天津《益世报》也有报道：“当代文学家郁达夫氏，偕其夫人王映霞女士及公子，于本月十四日由青岛来平小住，住西四巡捕厅胡同，因其夫人系初次抵平，连日赴三海天坛等处观光，并分访在平诸旧友，郁氏夫妇又于昨（十九）晚搭北宁车赴北戴河及山海关，约两日后返平，再赴西山，颐和园诸地，在平酬酢，复为《当代文学》，撰一散文《故都之秋》，因其公子须返杭就学，故仅住两周，即行南返云。”[59]甚至法国路透社也有郁到北平的通电，他还因此被朋友江绍原调侃称为“路透著作家”。[60]
1934年的报纸报道《郁达夫在天津》（《时代》第6卷第10期）
在北平期间，郁达夫几乎每夜都是晚归、晚睡。这一方面与他的生活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北平夏末初秋的气候特征以及夜生活的丰富。晚归的原因，或是看戏，或是与友人聚餐。聚餐，或在家中，或在餐馆。日记中提到的家宴地点包括沈从文家、章川岛家、邓叔纯家，有的还不止一次。餐馆则包括丰泽园、五道庙春华楼、大美菜馆、正阳楼、西长安街庆林春、淮阳春等处。据谭其骧说，当时的中央公园茶座，可以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61]
郁达夫曾几次被邀请去看戏，其中提及广和楼。广和楼坐落在前门肉市，作为中国国剧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科班富连成社的大本营，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名伶马连良、小翠花、谭富英等均在此崭露头角，成为招牌。他当年在北大教书时就是一个“京戏迷”，他经常在前门一带的戏园流连，还去总统府听过堂会。1941年5月，郁在遥远的新加坡写下了《看京戏的回忆》，其中提及孙菊仙、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杨小楼、余叔岩、马连良、郝寿臣、侯喜瑞等人。[62]在这里，北平已超越了“故都”的层面，成了“故国”的代名词。
四、《故都的秋》
对于郁达夫这样的成名作家，被人约稿或索稿，实为常事。尚在青岛期间，即经常收到催稿信，不得不应付的稿件有四五处，包括《当代文学》《文史》《良友》《东南日报》。[63]他为此也经常检讨，自己沉溺于游玩，耽搁了时间，拿不出像样的东西出来。
1934年8月16日，郁达夫抵达北平的第三日，为农历七夕，日记中记述：“今天是双星节，但天上却布满了灰云。晨起上厕所，从槐树阴中看见了半角云天，竟悠然感到了秋意，确是北平的新秋。”也在这一天，他接到《人间世》社快信和王余杞来信，都系催稿之事，“王并且还约定于明日来坐索”。当晚，郁达夫看了一遍在青岛记的日记，计划如果自己写不出别的，“当以这一月余的日记八千字去塞责。”[64]可能确实感受到了秋意来袭，17日晨起，郁一气呵成，写了二千字，即为《故都的秋》。该文虽属急就章，但也确是郁氏的有感而发。该文后来发表在王余杞主编的《当代文学》第三期上。
郁达夫《故都的秋》，1934年《当代文学》第3期
王余杞在1924年进入北京交通大学读书，后来与同学翟永坤等人创办《荒岛》半月刊。他们曾将杂志寄给郁达夫，郁在他主编的《大众文艺》上刊发《致〈荒岛〉半月刊的同人》，并点名称赞了王余杞的A Comedy。对于郁，这只是举手之劳，而对于文学青年来说则是很大的荣幸。在这个问题上，郁既是获益者，也是施助者。他当时发表《沉沦》时因周作人的出手而解围，仅仅三年后就可以引荐沉从文进入文坛。因此，他对这种行为之于后辈的精神鼓励与实际的帮助当有更深的认识与体会。 1930年，王余杞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北宁铁路局工作，业余时间仍从事写作，双方一直保持着通信往来。 1934年7月，王余杞在天津创办《当代文学》。创刊之初，亟需一些“大人物”撑持场面，《故都的秋》即在此种背景下产生。本文可与郁达夫1936年5月写成的《北平的四季》结合起来整体阅读，二者属于姊妹篇，后者可视为前者的延伸，文中将北平的季候书写与家国忧患联系起来，万千感慨化于笔端。
如前文所述，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之于郁达夫而言是一个伤心之地。他在此考试落榜，伤心而别。因文学成名后虽赴北京大学教书，但却是以统计学讲师的身份，那段时间他总感到郁闷、焦躁与无聊，后来幼子在此夭折，更阻断了他与这座城市的基本联系。他在几篇小说中（《薄奠》《十一月初三》《北国的微音》）流露出的北京痕迹无不充满了衰败、颓废与落寞。后来面对北大故友多次抛出的邀其北上的橄榄枝，虽稍有动心，但最终还是婉拒。
但是到了《故都的秋》与《北平的四季》，北平“典丽堂皇、幽闲清妙”，物质的供给“无一不备，无一不好”，北平的人事品物“无一不可爱”。那些古都的日常生活仿佛被覆盖了一层“滤镜”，呈现出更加温情、亮丽的“暖色”。正如《北平的四季》的自白：“对于一个已经化为异物的故人，追怀起来，总要先想到他或她的好处；随后再慢慢的想想，则觉得当时所感到的一切坏处，也会变作很可寻味的一些纪念，在回忆里开花。关于一个曾经住过的旧地，觉得此生再也不会第二次去长住了，身处入了远离的一角，向这方向的云天遥望一下，回想起来的，自然也同样地只是它的好处”。[65]
此时，郁达夫年近四十，已是声名显赫的著名作家，早已结束了与创造社的内部纠葛（与郭沫若、成仿吾等老友闹翻，脱离创造社）。经历了国民革命大浪潮的淘洗，他的心态走向平和。[66]与王映霞结婚后，基本摆脱了早年的动荡。1933年4月，他们从上海迁居杭州，生活相对闲散安逸。在《故都的秋》与《北平的四季》中，郁转换了观察视角、重置观察焦点，从一个欣赏者、仰慕者的身份去想像、描绘这座城市。北平在他的笔下呈现出非常温情的画面，比如他特意提到自己和兄长三人当年在北平冬夜通宵长聊的情景，提到“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67]这种笔调体现出的今昔对比，是对逐渐将要失去事物的珍惜与眷念，是对旧京辉煌的惋惜与怀想，还有对古都未来命运的隐忧。
西德尼·甘博拍摄的颐和园玉带桥
郁达夫对北京情感上的前后转变还可从20世纪30年代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进行追索。此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已经暴露无疑。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及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之后，北平已经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战争前线。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华北危机持续加剧，北平的城市命运引发中国各界的深切忧虑，是否“放弃华北”成为当时讨论的重要议题。郁自述促成此次北上的一个重要心理就是“想在没有被人侵夺去之前，去瞻仰瞻仰这有名的旧日的皇都。”[68]所谓的“榆关近事”（即1933年初日本侵略山海关之事）也是他和朋友闲谈时的话题。与其同游北戴河的孙百刚后来回忆说，他们一起乘北宁路车向东北行，过秦皇岛，抵山海关。当时北宁路到此为止，过关即属伪满地界，二人“徘徊欷歔了一阵”。山海关城墙因年久失修，面目全非，郁达夫感慨系之，背诵了一首他改写的前人咏长城诗：秦筑长城比铁牢，当时城此岂知劳。可怜一月初三夜，白送他人作战壕！[69]郁本人也在日记中记述：“而立在南天门向秦皇岛，山海关等处的远眺，却也足能使人引起一种感慨。”[70]在从北戴河回北平的路上，看到阳山、碣石山等不断的青峰，与滦河蜿蜒的姿势，郁感叹关内和关外何尝没有“明媚的山川”！不过，这大好的山河“都拱手让人拿去筑路开矿，来打我们中国了，教我们小百姓又有什么法子去拼命呢？”[71]
《故都的秋》的最后，郁达夫表达了他的不舍：“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72]引发他不舍的，又何止“这故都的秋味”。他在《北平的四季》中用了这样一种描述：“北平市内外的新绿，琼岛春阴、西山挹翠诸景里的新绿”，“现在却已经完全掌握在一只满长着黑毛的巨魔的手里了！北望中原，究竟要到哪一日才能够重见得到天日呢？”他已经有所预感：“五六百年来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遥忆，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进展，永久地为我们黄帝子孙所保有的旧都城！”[73]
《宇宙风》北平特辑
《北平的四季》最初刊发在上海《宇宙风》杂志1936年7月推出的“北平特辑”上。自1935年起，日本加快策动冀、鲁、晋、察、绥等“自治运动”，实质意图就是制造华北“独立”，将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以建立受其控制的亲日政权。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通电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此举在北平以东制造了一个事实上的傀儡政权。与此同时，日军进驻丰台，频繁举行真枪实弹演习，北平城内上空亦时刻响起“防空警报”，巨大的军事压力与战争威胁，使北平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危城”。《宇宙风》“北平特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封面除一些北平名胜外，还专门配有一幅“一九三六年日本为谋以实力控制华北增兵京津”的照片，其中意味不言自明。如果联想当时北平面临的危机，郁达夫所表达的恐怕不只是对北国四季的单纯的留恋，更似为一座行将沦陷的故都提前吟唱的一首挽歌。作为一个文人，追怀故都的过去，这种以审美书写守护文化记忆的方式，何尝不是一种抵抗的姿态！
一年多以后，抗战全面爆发，郁达夫亦再度踏上漂泊之途，远走南洋。
注释：
[1]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北京改名为北平。本文以此为界，涉及1928年之前内容时，称“北京”；1928年之后，称“北平”。
[2] 青年作家孙席珍及一些朋友当时多次与郁达夫聚餐、出游或听戏，据他回忆，期间至少与郁达夫见过七八次，但其名字只在郁的日记中出现了两次，那些朋友在日记中留下的痕迹也不是十分充分。孙席珍因此认为这份日记写得十分简略，而且是跳跃式的，“当时他和许多人接触，还有很多相关的事，往往笼统一笔带过，有的甚或失记。”参见孙席珍：《怀念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立编：《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第79页。总体看来，郁达夫1934年的北平日记虽省略了较多细节内容，但基本线索是清晰的。
[3] 学界对于郁达夫的研究十分充分，学术积淀极其深厚，但多集中在文学领域。关于郁达夫与北京的历史渊源，可参见李杭春：《郁达夫与北京——郁达夫行旅系列之一》，《中文学术前沿》第四辑；贺天行：《“文化城”的怀旧与未来——<宇宙风>“北平特辑”及其内在张力》，《汉语言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4] [5] [63] 郁达夫：《避暑地日记》，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五卷日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下同），第348、362、352页。
[6] 郁达夫：《断篇日记一》，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五卷日记，第13页。
[7] 郁达夫：《题陶然亭壁》，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七卷诗词，第93页。
[8] 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七卷诗词，第91页。
[9] 郁达夫：《留别家兄养吾》，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七卷诗词，第92页。
[10] 郁达夫：《海上通信》，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60、65页。
[11] [13] 郁达夫：《一封信》，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73-74、73-78页。
[12] 郁达夫：《十一月初三》，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一卷小说（上），第384页。
[14] 郁达夫：《读上海一百三十一号的<文学>而作》（1924年7月25日），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84页。
[15] [22] 郁达夫：《给沫若》（1924年7月29日），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89、93页。
[16] 郁达夫：《薄奠》（1924年8月14日作于北京），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一卷小说（上），第329页。
[17] 孙席珍曾回忆郁达夫对自己小说“自叙”性质的阐述：“有些情节不妨隐讳曲折些，也允许适当的夸张和必要的虚构，但总得以自己的经验为主。”参见孙席珍：《怀念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立编：《回忆郁达夫》，第74页。
[18] 冯至：《相濡与相忘——忆郁达夫在北京》，陈子善、王自立编：《回忆郁达夫》，第65页。
[19] 郭沫若：《论郁达夫》（1946年3月6日），《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
[20] 孙席珍：《怀念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立编：《回忆郁达夫》，第75页。
[21] 郁达夫：《送仿吾的行》（1925年5月），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115页。
[23] 郁达夫：《一个人在途上》，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129、133页。
[24] 沈从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4-5页。
[25] 郁达夫：《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107-109页。
[26] 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0页。
[27]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代序第8页。
[28] 陈子善：《研读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名作欣赏》2022年第28期。
[29] 郭沫若：《再谈郁达夫》，《文讯月刊》第7卷第5期“文艺专号”，1947年11月15日。
[30]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1934-193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版（下同），第137页。
[31] 关于郁达夫与胡适关系的研究，可参见杨斌：《谁是那个弱女子——郁达夫的爱恨离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3-84页。
[32] 郁达夫：《致胡适》（1919年10月13日夜），郁达夫：《郁达夫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9页。
[33] 郁达夫：《夕阳楼日记》，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文论（上），第3页。
[34] 《杨振声、江绍原、郁达夫信一通》，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38-140页。
[35] 胡适：《南行杂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四册，第314页。
[36] [51] [60] [64] [70] 郁达夫：《故都日记》，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五卷日记，第370-371、363、366-369、364、365页。
[37] [40] 郁达夫：《〈鸡肋集〉题辞》，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文论（上），第301、301页。
[38] 郁达夫：《致周作人》（1921年11月27日），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六卷书信，第47页。
[39] 仲密（周作人）：《〈沉沦〉》，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304-308页。
[41] 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青年界》第6卷第5号，1934年12月。
[42]《附录三 郁达夫著译书目》，郁云：《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页。
[43] 周作人（豈明）：《论并非文人相轻》，《京报副刊》1926年4月10日，第3版。
[44]《郁达夫先生致陈代校长函》，《北大日刊》第2254号，1929年10月14日，第1版，“函电”栏。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详见陈建军：《郁达夫佚简两通考释》，《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6期。
[45]《郁达夫日记（1929-1930年间）》，《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46]郁达夫：《致翟永坤》（1929年7月12日），郁达夫著，陈子善编：《全集补》，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47] 郁达夫：《致周作人》（1931年7月6日），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六卷书信，第187页。
[48] 郑伯奇：《忆创造社》，饶鸿竟等编：《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9页。
[49] 当时北平购书场所名称、形式各异，既有固定场所的书店、书铺，也有流动性的书摊等等，本文统称书肆。
[50] [52]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93、191页。
[53] 雷梦水：《北平东西商场书肆记略》，新华书店总店编：《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88-92页。
[54] 邓云乡：《书市、书铺、书摊》，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中华书局2015年版（下同），第207-208页。
[55] 王钟翰：《北京书肆记》，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 近代部分》第3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7页。
[56] [71] 郁达夫：《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四卷游记、自传，第154、155页。
[57] 王映霞：《王映霞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58] [69] 孙百刚：《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53-54页。
[59]《郁达夫来平》，《天津益世报》第二张，1934年8月20日。
[61] 谭其骧：《原版代序》，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第517页。
[62] 郁达夫：《看京戏的回忆》，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377-378页。
[65] 郁达夫：《北平的四季》，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269-270页。
[66] 相关研究可参见张武军：《革命文学探源：国民革命体验与郁达夫的“方向转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0期。
[67] [72] 郁达夫：《故都的秋》，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188、191页。
[68] 郁达夫：《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四卷游记、自传，第154页。在《北平的四季》中，他承认写作此文也是“聊作我的对这日就沦亡的故国的哀歌”。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272页。
[73] 郁达夫：《北平的四季》，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2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