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进》时期的徐旭生与鲁迅的友情
留学法国时期的徐旭生
主编《猛进》改造社会
1925年3月中旬的一天，北大学子冯至在图书馆阅读《猛进》创刊号。暮色将至，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下，他意犹未尽地把《猛进》创刊号合拢，走出阅览室。冯至在创作上突飞猛进，他的诗文屡屡刊发在北大学子创办的刊物《沉钟》上。
人到晚年，冯至回忆起在北大求学时期如饥似渴阅读杂志的经历，写了《但开风气不为师——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一文，提到北京文化界流行的几种刊物：“1924年至1926年，《语丝》、《现代评论》、《猛进》等周刊相继问世，极一时之盛。每逢星期日早晨起来，便听见报童们在街上奔跑叫卖，花两三个铜板买来一份周刊，就能很有心得地度过一个上午。因为这些小型刊物的撰稿人主要是北大的教师和个别的学生。他们通过这些刊物跟读者见面，无拘无束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感想，生动活泼，读起来很亲切。”
1925年3月6日，《猛进》出版，十六开本。徐旭生和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宗侗是策划者。《李宗侗自传》回忆《猛进》创办缘起：
这一年（1925 年），我并且同徐旭生等诸位先生，创办了《猛进》杂志，这件事亦是偶然的。 因为我那时无事常到前门外观音寺青云阁楼上吃茶，并同徐旭生先生谈天，偶然一天谈到何不办一个刊物，两人全同意了，就办起了《猛进》杂志。我们一共约集了十个人，每人每个月出十块钱，共一百块钱作为印刷费。封面“猛进”这两个大字，尚是请一位甘肃朋友写的。
《猛进》为综合性文化刊物，旨在改造社会，注重时事评论，也刊发一些文艺作品和研究文学的论文。徐旭生主编《猛进》，从第27期开始，由李宗侗（玄伯）接任主编。
1923年4月，徐旭生与鲁迅同时被聘为北京大学国学门委员会委员；8月，徐旭生与鲁迅同时被聘为北京大学文艺季刊编辑员，这是两人交往之初。随着《猛进》的创办，两人交往更加密切。
《徐旭生文集》收录了他发表于《猛进》周刊上的80篇文章。这些文章针砭时弊，抨击时政，唤醒民众，与鲁迅发表在《猛进》上的文章同频共振。徐旭生向鲁迅约稿，两人的信札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
徐旭生寄给鲁迅《猛进》创刊号，鲁迅写信表达谢意并就其中一篇文章发表了一些感想。他希望《猛进》也能像几年前的《新青年》那样，解放思想、启迪民智，推动“思想革命”。
徐旭生回信说，“‘思想革命’，诚哉是现在最重要不过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语丝》《现代评论》和我们的《猛进》，就是合起来，还负不起这样的使命。我有两种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来，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
鲁迅在给徐旭生的第二封信中说：“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是一个“任意而谈，无所顾忌”（鲁迅语）的文学刊物，主要撰稿人鲁迅、周作人等以思想杂感、社会随笔、散文等形式纵论古今，深受读者好评。《语丝》第4期（1924年12月）发表徐旭生所写杂文《胡语乱道》5则，体裁与同期鲁迅所撰《野草》相似。
两人志同道合，互相激发，鲁迅的杂文《论睁了眼看》，即由徐旭生的文章引发：“虚生（徐旭生笔名）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徐旭生与鲁迅不仅在办刊方面志趣相投，译介外国文学也有共同的兴奋点。鲁迅早年留学日本，和周作人一起翻译东欧文学，翻译过波兰人显克微支的短篇小说，收入《域外小说集》。徐旭生和乔曾劬是京师译学馆时期的同学，合译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与鲁迅的文学关注点相同。乔曾劬在北京政府教育部任图书审定专员期间，与鲁迅对桌办公达四年之久。他们互相影响，文缘、机缘把三人的友情牢固地联系在一起。
在北大所办的各种杂志中，《猛进》炮火猛烈而密集，以批评北洋政府闻名，引起北洋军阀的仇视，但信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非常喜爱。
徐旭生在晚年的自传中提到这样一个事情。当时国共合作，李大钊兼任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他想在北京出一份国民党主办的日报，希望由国民党左派牵头来办，注意到《猛进》的办刊立场，就派范鸿劼与《猛进》周刊接洽。徐旭生、李宗侗与范鸿劼商谈，李大钊希望徐、李来主办这份计划中的日报，但在办报经费上，“款项或出自苏联大使馆”，徐旭生考虑再三，觉得拿苏联方面的款项办报，“就有时候不得不受牵制”，“遂停议，由他人接办”。
徐旭生办《猛进》周刊，抨击北洋政府，是力开言论；在反对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浪潮中，他挺身而出，这是行动，是猛进。
爱国行动没齿难忘
“废除不平等条约！”一群爱国学生跟随走在游行示威队伍前列的徐旭生，振臂高呼。1925年，国共合作之后，反对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
1925年10月，列强授意下的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26日，北京大学、中法大学等北京各学校团体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面对爱国学生的抗议浪潮，27日，北洋政府下令巡警断绝交通，派出大批警察进行镇压。徐旭生遭到警察殴打，一片混乱中，两颗门牙被打落……
次日，《社会日报》《世界日报》《舆论报》《益世报》《顺天时报》的新闻中就有这样的话：“学生被打伤者，有吴兴身（第一英文学校），头部刀伤甚重……周树人（北大教员）齿受伤，脱门牙二。其他尚未接有报告。”
第二天，《社会日报》《舆论报》《黄报》《顺天时报》又报道：“游行群众方面，北大教授周树人（即鲁迅）门牙确落二个……”
鲁迅立即撰文《从胡须说到牙齿》，澄清事实：
但可惜那一天我竟不在场。我之所以不到场者，并非遵了胡适教授的指示在研究室里用功，也不是从了江绍原教授的忠告在推敲作品，更不是依着易卜生博士的遗训正在“救出自己”；惭愧我全没有做那些大工作，从实招供起来，不过是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而已。为什么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澄清报章不确之处，也谈到，他的门牙此前“确落二个”。袁世凯酝酿复辟时期，搞祭孔，春秋两次，在教育部的工作的鲁迅被派去做执事。1922年深秋的一天，大清早，鲁迅在举办完祭孔仪式后，乘坐人力车，因车夫打盹摔倒，殃及车上的鲁迅，被重重摔出，“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1923年夏，鲁迅补牙，结束了无门牙讲书的经历。
1927年11月10日，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在第二院宴会厅开会，对“因爱国而遭……戕伤”的徐旭生等人表示慰劳。
1925年，女师大爆发学潮，驱逐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抗议教育部长章士钊，徐旭生时在该校兼课，与鲁迅、许寿裳等一起为学生义务授课，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的反抗斗争。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学校团体抗议日舰冲入大沽口炮轰冯玉祥的国民军及八国公使要求解除国民军武装的最后通牒。段祺瑞执政府的军警向示威者开枪，刘和珍、杨德群等学子遇难。徐旭生集会后返回，未参加示威，得知惨案发生后，当晚来到铁狮子胡同看望受伤学生，又向死难烈士遗体告别。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猛进》《语丝》《莽原》被勒令停刊。在反对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徐旭生走在前列，这一时期，他和鲁迅可谓风雨前行、并肩战斗的战友。
《猛进》停刊后，风云际会，徐旭生开始了一次行动上的“猛进”。1927年5月9日，徐旭生担任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长，告别北大象牙塔，走进苍茫的荒原和戈壁，从事科学考察，这次西游之后，他从哲学转向历史，从大学讲坛转向田野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