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的治学之道
方汉奇是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在至今75年的新闻史教学研究生涯中，他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着一字空”为座右铭，执着坚守、践行如一。他择一业而事一生，为新中国新闻史学科发展筑牢根基、培育英才，被学界尊称为“大先生”。
兴趣为业。方汉奇说：“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不错，可以沉浸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中，不断学习，有所开拓。”研究新闻史是他的兴趣所致，这来自他青年时期的集报爱好。
1944年，方汉奇转学至梅州中学，遇到了一位过去在北京相识的长辈。受邀至她家做客时，他在其藏书中发现了十来份旧报，爱不释手。长辈将这些报纸都送给了他，这次经历也成为他集报爱好的开始。1946年，他考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将许多课余时间花费在集报上。大学期间，方汉奇藏报已经增加到1500多种。1948年12月，学院为庆祝建校七周年举办了一次全国报纸展览，方汉奇是报展的主要筹备者和展报提供者，报展采用的分类方法也来自他。他参考杜威十进分类法，将报纸分类编目，一共有10大类、118小类。筹备了3个月的报展一共展出了1650种报纸，占用了10间教室、400张课桌，参观人数超过6000人，《申报》《报学杂志》等都对这次报展进行了报道。
热爱集报的方汉奇，对新闻史产生了浓厚兴趣。1950年3月，他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新闻图书馆工作，负责《申报》史料的整理和索引的编制工作。这一时期，他继续集报，搜集到大量珍贵的旧报资料，包括乾隆时期的邸报、光绪年间的辕门抄等，总数超过2000种，成为开展新闻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1953年8月，他离开上海到北京大学报到，成为中文系新闻专业的一名助教，专门从事新闻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新闻史教学的需求促进了方汉奇新闻史研究的进展。1956年到1958年，他在《新闻业务》《新闻战线》等新闻刊物与一些全国性报刊上发表了近30篇有关新闻史的文章。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他随迁人大。1965年，他编印出版《中国近代报刊史简史讲义》，用于教学参考。1978年夏，他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开始写作《中国近代报刊史》，并于1981年成书。为此，他甘坐“冷板凳”，厚积薄发，已积累近30年。
史料为基。方汉奇认为新闻史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将新闻史研究划为治史的范畴，力争“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他认为，新闻史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没有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过细研究，没有对重要的关键的‘史料’的考订和甄别，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论断的。”方汉奇主张多作个案打深井：“面上的研究，前人之备述矣……希望大家多花一点力气改做基础性的工作，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打深井，意味着开掘要深，要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要有重要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多作个案研究，指的是要重视报刊原件、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工作，加强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报刊的报人个案研究。”
为了搜集和整理资料，方汉奇练就了一手绝活儿——做卡片。他师承曹聚仁做卡片的要点，遵循“标题醒目，出处详赡，既录原文，也记观点”的原则。2005年，方汉奇在接受采访时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做的卡片，累计已达10万张。”
方汉奇对唐代邸报的研究也充分反映了重视史料、多作个案研究的方法。《中国近代报刊史》开篇即介绍：“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邸报大约起始于唐朝，是封建王朝的政府机关报。”然而，邸报当时在国内早已无存。方汉奇根据向达提供的线索，委托记者孙文芳从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抄回一份标明为《进奏院状》的敦煌出土文件，对其上60行文字逐字逐句考订后，证实其为一份发行于公元887年的唐朝邸报，这不仅是现存的我国最早的报纸，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报纸。这一重大发现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争议，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他不仅重视对原报原刊一手史料的掌握，也强调口述史料的收集和保存。1981年，他发文呼吁加强新闻史回忆资料的“搜集和抢救工作”。1982年，在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要“加强新闻史人物的研究”，并表示“去世的新闻人物要研究，目前还健在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的有关材料也可以先着手搜集起来，以便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这一主张反映在关于邵飘萍的研究中。1982年至1986年，方汉奇陆续发表了10篇文章，论述邵飘萍对我国新闻事业的贡献，为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正名。在多方求证，确知邵飘萍的妻子祝文秀还居住在无锡乡下后，他专程前往无锡访问，了解到许多公开文献中未曾记载的有关邵飘萍的情况，搜集到大量从未发表过的珍藏照片。
求真为鹄。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两者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事实第一性。方汉奇认为，新闻史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中寻找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同时发挥以古为鉴、以史为鉴的功能。他主张新闻史研究要以求真为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实事求是地去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指出：“从事新闻史研究，仅仅满足于史料的搜集和停留在史料汇集的阶段是不够的，那只是研究的初级阶段。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该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去芜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研究，探寻资料背后的含义。”
《中国近代报刊史》就贯穿“无征不信”的原则，全书涉及报刊超过1160种，介绍报人1500余位，纠正前人著述错误200余处。每一处纠正，背后都是方汉奇对原始报刊、档案文献的反复核对。该书史料丰赡，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公认。新闻教育家甘惜分评价说，“这是我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综合研究报刊史的著作”，其价值不仅在于“所掌握和运用的史料之丰富，已远远超越前人，加上作者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研究史料，因而得出了前人所不可能达到的思想结论”。学者何炳然在书评中阐述了四条优点：其一，史料丰富、考订綦详；其二，实事写得多、空论发得少；其三，人物研究丰富，立论客观公允；其四，编写体例上有改进。
1986年，方汉奇等组织全国50位学者历时13年编写《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分别于1992年、1996年、1999年出版。全书共计268万余字，系统梳理了自先秦两汉以来2000多年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每一处结论都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力求客观、准确、全面地还原历史真相。该书和随后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里程碑”。
方汉奇坚持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始终坚持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践行了自己的学术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