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百义：李慈铭与《越缦堂日记》
一
近来，因一本今人日记的纷纷扰扰，让我不由想起了晚清名士李慈铭的日记。
如非专业人士，今人或许已不知李慈铭何许人也。但你如果读过曾朴的小说《孽海花》，定会记得其中有一个叫李治民的，其原型便是李慈铭。小说的五、九、十一、十九、二十、三十五回中，多次写到了这位“性情古怪、矫情作态”的文人。第五回中，作者借公坊之口，称赞他“赋诗填词，文章尔雅，会稽李治民纯客是一时之杰”。
不过，鲁迅对《孽海花》中李慈铭的形象却有微辞。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及“清末之谴责小说”时，提到“李纯客者实则其师李慈铭”，因为“亲炙者久，描写当能近实，而时复过度，亦失自然，盖尚增饰而贱白描，当日之作风固如此矣”。李慈铭是曾朴的老师，学生写老师自然刻画得真切，但在塑造“李纯客”的形象时，却也因当时的文风，过分夸张，有失“自然”。
李慈铭是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与鲁迅是老乡，因此鲁迅在著作中，多次提到这位晚清名士。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赴留黎厂购《中国学报》第二期一册，四角。报中殊无善文，但以其有《越缦日记》，故买存之。”1926年2月，鲁迅应刘半农之约，在《世界日报》副刊上写《马上日记》时，谈到自己为什么要用日记体时，再次提到这位老乡：“吾乡的李慈铭先生，就是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
鲁迅提到的这部日记，就是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李慈铭（1830-1894），初名模，字式候、法长，后因避太高祖讳改名慈铭，字爱伯，号莼客，晚号越缦。李慈铭自幼聪颖过人，12岁就能够写出漂亮诗文，深得浙江巡抚吴晴舫的器重和赏识，时人称之为“越中俊才”。他20岁时取得佾生资格，23岁才成为廪生，却乡试屡不中，咸丰年间捐钱（纳赀）得了个官，担任户部的一个小郎中。光绪六年，年届五十的他方取得进士功名，光绪十六年从户部郎中补授都察院山西道监察御史。虽然职务从正五品降为从五品，但御史权责重大，他欣然赴任。李慈铭淹通经史，以诗文为最，著有《白华绛跗阁诗》《杏花香雪斋诗》《越缦堂文集》《湖塘林馆骈体文》《霞川花隐词》《萝庵游赏小志》等多部作品，而积四十年时间写成的《越缦堂日记》影响最大。
这部日记的影响“大”到何种程度呢？清同治、光绪年间学界曾流行着一句话：生不愿作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
“执金吾”指秦汉时期京城禁卫军的首领，权高位重，待遇优厚。当年刘秀还是一名太学生时，在长安看见执金吾出行，那种威风八面、气派壮观的阵势，让他十分震撼，对旁边的同伴脱口感慨“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刘秀的理想就是当执金吾，娶阴丽华那样年轻貌美的媳妇。而清季的学者们却说，执金吾可以不当，李慈铭的日记不可以不读。这话虽然有些夸张，却足见《越缦堂日记》在当时学界的分量。
不过，用现在人的观念，日记记录私人生活，很私密的内容，怎么能让人家看，还争相传抄呢？
但事实确实如此。据记载，李慈铭在世时，非常注意自己日记的保存。如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日记中记载，“装钉乙丑至今年日记，共十五册，分为两函，今日标写籖柎，颇极精整。”日记装订成册后，“士友多传抄之”。清光绪榜眼、翰林院编修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提到《越缦堂日记》时说：“李莼客日记数十册，其中论时事，记掌故，考名物，皆有可采。”清末举人徐一士在《一士类稿》中言：“廷式尝摘抄慈铭日记，间加批识。”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吴庆坻撰《蕉廊脞录》，其中卷一《罢奕訢议政王》一则，即抄自《越缦堂日记》。他在结尾说明，“李越缦先生《日记》载此事颇详，予尝借观节录之。”
李慈铭自己在《越缦堂日记》中也曾记载好友阅读他的日记的情况：如同治九年十月十五日，“作片致孙子宜，索还日记”；同治十年四月朔，“作书致周允臣，借以近年日记两册”；六月初八日，“张牧臣来拜，以日记见还”；十月二十五日，“得朱鼎甫书，借日记”，“作书复鼎甫，借以日记四册”；光绪四年十月初十日，“得伯寅侍郎书，惠银十两，言昨见日记，知其乏绝，故复分廉，甚可感也”。所以，鲁迅说这位老乡的日记“每装成一函的时候，早就有人借来借去的传抄了，正不必老远的等待‘身后’”（《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
民国期间，胡适阅读由商务印书馆影印的《越缦堂日记》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多次提及：民国十年四月二十七日，“看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第三册。这部书也是使我重提起做日记的重要原因”；五月四日，“下午，专补作日记。日记实在费时不少。古往今来日记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真不容易。怪不得作日记能持久的人真少”；民国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连日病中看《李慈铭日记》，更觉得此书价值之高。他的读书札记大部分是好的。他记时事也有许多地方可补历史，如41页39以下，记光绪九年十一月六日阜康银号的倒闭，因叙主者胡光墉（胡雪岩）的历史，并记恭亲王奕訢及文煜等大臣的存款被亏倒，皆可补史传”。
二
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在学界如此受到青睐，一方面源于李慈铭本人的才学名重一时，另一方面则在于他日记内容之丰富。
李慈铭虽然科场不顺，困顿落拓，性格狂狷不羁，然其兀兀穷年，孜孜不倦，笃学不怠，在诗文、考据、小学诸方面颇有建树，同治、光绪年间声名远扬。《清史稿》评价他“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蔡元培誉其为“旧文学的殿军”。
不少研究者对李慈铭学术成就的概括，主要在经学和史学两个方面。那个时代的文人，希望被人看成一个学者。古人编文集，经学总是放在前面，李慈铭也不例外。他曾计划编一本《越缦经说》，未果，但后人编《越缦堂文集》，收录了他对多种经学书籍的评论。如《五不出七出说》，就是根据《大戴礼本命》篇中的“五不娶”“七出”说而论，此时李慈铭已经受新思想的影响，提出重视妇女地位的主张。
当然，李慈铭的重要成就在史学方面。李慈铭一生藏书颇丰，计有3万多卷。他以《四库全书提要》为例，读则评，评则记于书上或日记上。学者王重民将李慈铭写在书上的批注，加上《日记》中的部分内容，汇编成《越缦堂读史札记》，有《史记札记》二卷、《汉书札记》七卷、《后汉书札记》七卷、《三国志札记》一卷、《晋书札记》五卷等，共十一种，三十卷。
他的这些读书方法，清代称为考据学，也称朴学，是一门显学，其中以乾嘉学派最为著名。其主要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在这个方面，李慈铭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宜依霍光故事，追加大司马之号，以冠军大将军。（《晋书·景帝纪》）慈铭案：冠下军字衍。（《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第76页）
八座[坐]尚书荷紫，以生紫为袷囊，缀之服外，加于左肩。（《晋书·舆服志》）慈铭案：荷紫当作紫荷。（同上，第609页）
读书时重视找出所读之书的衍、脱、误、互乙，此为校勘。就方法而言，有以他本校、他书校、以书中上下文校和理校者。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或曰：乱不极则治不形。（《晋书·陆机传》）慈铭案：或曰，《文选》作玄曰，注引《大玄经》云云。盖魏晋人以《易》与《太玄》并称，故连引之。此作或曰，误。（同上，第662页）
以上是他校勘的诸史。校勘还包括注史，包括补充和驳正旧注。现仅举一例：
王良执靶。（《汉书·王褒传》）今案：《史·天官书》《汉·天文志》皆言有王良星，主车驾。是必先有星名，而后之善御者皆以王良称之，犹善射者皆称羿，善占者皆称羲和也。（同上，第206页）
当然，他也发表自己的见解。如下面一例：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景十三王传》）慈铭案：实事求是四字，尽千古读书之法；好写与之四字，尽千古借书之法；造次儒者四字，尽千古修身之法；文约指明四字，尽千古作文之法。（同上，第174页）
李慈铭的诗论和诗作，是他的另一重要成就。今人张寅彭、周容从他的日记中择录有关诗论，编成《越缦堂日记说诗全编》。他的诗论以“陶冶古人，自成面目”为宗旨，从诗文演变的规律出发，强调自己的诗学主张，即便对于经典，如李白与杜甫的诗，也并不一味称道，而是重估其价值。
李慈铭的诗作，有《白华绛趺阁诗集》十卷，后人评价“直追唐、宋”，《清史稿》评价其“独成一家”，他也自视甚高：
其为诗也，溯汉迄今数千百家源流正变、奇耦真伪，无不贯于胸中，亦无不最其长而学之，而所致力莫如杜。
盖以余之一身，备人世之百坚，其所经者，由家及国沧海之变故固亦多矣。存其诗，亦足以征闾里之见闻、乡邦之文献，而国是朝局之是非，亦或有可考焉。（《白花绛跗阁诗初集自序》）
他的诗作感时忧世、咏怀言志、写景状物，包罗万象，风格多样，但其成就评价却因人而异。樊增祥赞其“国朝二百年诗家坛席，先生专之”，蒋瑞藻言“清季诗家以吾越李莼客先生为冠”，而同时代人张之洞称其特点为“明秀”，结果李慈铭本人大为不满，在日记中批评张之洞，“其人予两晤之，喜妄言，盖一江湖唇肳之士，而以与予并论，则予之诗亦可知矣。”其实，李慈铭曾到张之洞府中做过短暂的幕僚，并非仅是“两晤之”。张之洞对他的诗评价不是太高，他就不高兴了。
当然，他的核心成就体现在他的《越缦堂日记》中。咸丰四年，这个25岁的江南学子开始记录每天的主要活动，直到光绪二十年，历时四十年，写下数百万言、共73册日记。即便偶有中断，日后也会将重点补记上来，如咸丰八年七八月间因大病月余，病愈后仍补录脉络，确保记录完整。
这些日记按时期与地点，分为《甲寅日记》《越缦堂日记乙集-壬集》《孟学斋日记》《受礼庐日记》《祥琴室日记》《息荼庵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郇学斋日记》《郇学斋日记后集》九部分，后人整理时统称为《越缦堂日记》，与《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王闿运）、《缘督庐日记》（叶昌炽），并称为清末四大日记，是研究晚清史、学术史、社会生活史的珍贵历史资料。
日记内容正如李慈铭自评“略采国事”“间采诗词”“断句”“良友清谈”，也如鲁迅概括“上至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无所不包。他记朝廷大事，有时也抄邸报、录上谕，鲁迅推测其“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担心有人秋后算账。但即便心存顾虑，他还是揭露了很多时弊。如他在光绪三年十月初九日记：
近日都中百物踊贵，米麦成甚。余所食米，去年春时，每百斤京钱二十八千，今渐至四十七千，昨日且五十千矣。杂货面一斤至四百余钱……满汉游民，徒食日众，畿辅饥者又纷至沓来，祈祷虚文，雨久不得，其势殆将岌岌。而大小恬熙，惟知卖弄国权，奔竟捷径，有暇则逐酒食声伎。……
作为体制内的五品官员，他对于朝中的腐败现象毫不避讳，在日记中也发泄对体制的不满：
余去年附片奏参孙楫前在台垣及守广州劣迹甚众，近官京兆时，与其胞叔军机大臣孙毓汶及兵部侍郎洪均等微服冶游，皆耳目众著，人人能言。乃奉旨查办时，枢府删去大半，仅以郝联薇自戕一事交出，上下相蒙，朋比欺诈，深堪发指。所上严劾保举一疏，内阁钞出，亦被政府删去十之二三……
他在日记中也坦诚记录自己的私人生活：在家乡时娶了妻子马氏，到京任职后，多次买妾，招歌郎。光绪四年（1878年），李慈铭50岁，花130金纳16岁婢女席氏为妾，他在日记中记载：“尚不甚丑，而举止颇醖藉，有大家风范。”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他又花120两银子买20岁的小妾王氏。遗憾的是他虽然妻妾不少，却终无子嗣。
李慈铭为官之初，“尝自订七例自勉：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礼名士，四不齿富人，五不认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荐科举之师，七不婚寿庆贺。”然其仕宦生涯，并未恪守此则。晚清时，直隶总督李鸿章进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常居住在贤良寺，李慈铭与之有所往来。李鸿章整顿直隶文教期间，光绪十年（1884年）李慈铭受李鸿章之邀，长期主持天津问津书院（亦称北学海堂、三取书院）考课，担任山长十余年。这段时间内，李慈铭仍是户部江南司郎中，正式俸禄约白银一百三十五两，但此项兼职报酬极为丰厚，每年束修高达一千一百余两白银。为此，李慈铭经常向户部请假，其日记中“乞假”“给假”等记载频见。
除此之外，他也利用权贵，为人跑官要官，自己从中牟利。如他在同治二年的日记中记载，中表兄弟寿祖尧拣发知县，因家寄寓在广西，希望到广西做官。李慈铭托东翁周祖培，周祖培又找了大学士、亲家贾桢，寿氏以第一名得以如愿。中秋节时，寿祖尧给了李慈铭过节费，赴任前又送五十两银票。同治二年十二月，李慈铭又为江苏杨庭“求以县令于江苏，予为居间于芝翁，竟得报”，杨庭这天晚上专程前来答谢。
这些不光彩的细节，好在李慈铭不怕人“扒底裤”，均坦然载入日记，供时人传看。
三
其实，李慈铭的“影响”，是他从家乡会稽到了京城后，才从一个区域性的“名人”成为了全国特别是京城的大名人的。
前面介绍过，李慈铭少时聪慧过人，能文能诗，家人和他自己都认为不会久居人下。早年，他与家乡一批文人组织了一个诗社“言社”，每年秋冬，在一起诗词唱和，几年下来，声名远播于江浙一带，但这种影响终究局限于越山吴地之间。他前后参加了11次乡试，总是落第，后在友人周星誉的开导下，决定捐赀纳官——他的母亲变卖了三十多亩好田，得银875两，资助29岁的儿子赴京捐官。
但李慈铭的捐官之路走得并不顺利。
买官卖官，在清代晚期，已成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清史稿·选举志》载“（咸丰）九年，复推广捐例。时军兴饷绌，捐例繁多，无复限制，仕途芜杂日益甚”，各地设局卖官，还竞相打折。捐官价格照原价打折一般在三成左右。官价不高，但捐的人多，想补实缺，需额外“加捐花样”。咸丰九年二月，李慈铭与交谊多年的周星誉、周星诒兄弟一同赴京捐官。周星誉是翰林，当时回籍家居，也加入了“言社”，与他们一同唱和。周星诒字季贶，言社诗友，这年年底成了李慈铭的从妹夫。此人在李慈铭看来，以侠义为重，为人不容置疑。三人到京后，李慈铭委托周星诒代为到户部交款。周星诒自己也在捐官。他捐的是福建同知，但户部的书办告诉他，如果要想马上赴任，还要“加捐小花样”。碰巧，周星诒手头钱不够，在没有征求李慈铭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作主，挪用了李慈铭的部分捐款。将李慈铭原捐“不论单双月”改为仅捐“双月”。这一改，让李慈铭侘傺京城四载，经济几乎陷入绝境，既无职务可任，却又不知症结何在。两年后李慈铭才得知内情，对这个从妹夫恨之入骨，几欲崩溃。
幸好，李慈铭沉浮京城之际，结识了两位公卿，一位是潘祖荫，一位是周祖培。《清史稿·文苑传》中介绍李慈铭时道：“入赀为户部郎中。至都，即以诗文名於时。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荫引为上客。”
潘祖荫祖籍吴中，与李慈铭算是老乡。此人是官宦子弟，祖父和父亲都在朝为官。祖父80大寿，皇帝恩荫赏了他一个举人，但此人并不是纨绔子弟，咸丰二年大比，殿试得一甲三名。他通经史、精楷法、酷爱金石，与李慈铭一见如故。二人诗词唱和，游玩应酬，李慈铭也借此结识了不少京城内外的名人，才学渐为人所识，许多公卿名贾争相与之交往。
经潘祖荫介绍（一说周星誉），李慈铭认识了周祖培。周祖培是河南商城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历任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咸丰十年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咸丰十一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分管户部。同治元年，周祖培聘请李慈铭担任家庭教师，教授两个儿子。这不仅解决了他的生计问题，更为李慈铭揄扬名声、涉足政坛、结识权贵做了铺垫。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记载道：
商城周允臣（文俞）比部来，致其尊人相国意，延予课其弟二人。（同治元年二月初四）
午后赴商城之招，草草具酒数口而已。学徒二人，周文龠为商城第五子，恩赐举人，年二十二；文令为第六子，年十四。具衣冠出拜。（二月初九）
成为相国西宾后，李慈铭住进前青厂胡同的相国府邸。他的人生迎来了转机。
一是同治二年，他补交了200两银子（其中50两为友人捐助），正式成为户部官员；
二是他有机会参与朝政。除了教授周祖培两个儿子，他平时也代为周祖培起草文书，撰写书信。重大朝政事宜，周祖培也与他讨论。用他自己的话说，相国待他如“国器”，《清史稿》中说“引为上客”。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四日的日记中记载，他代为周祖培整理《临朝备考录》一卷，“当国（指周祖培）有议请母后垂帘者，属为检历代贤后临朝故事。予随举和熹（和帝后）、顺烈（顺帝后）、晋康献（康帝后）、辽睿知（景宗后）、懿仁（兴宗后）、宋章献（真宗后）、光献（仁宗后）、宣宗（英宗后）八后，略疏其事迹，其无贤称者亦附见焉，益为考定论次，并条议之。”他在八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又记载，认为“当今主少国疑，一切之政，宜以得人心为本，不当因循旧制，墨守成法。”除支持慈禧垂帘听政，编修蔡寿祺疏劾恭亲王时，周祖培也与他讨论对策。这属于国朝最高机密之事，可见周祖培将其引为知己，毫不避讳。
三是因为李慈铭在京城的名气日增，他的润笔收取标准也不断提高。同时因他与周祖培的这层关系，有人托他办事跑官，他因此得了一些额外收入。
四是他结交了很多京城名流，其中与他拜把换帖的就有9人。编修张之洞与他谈诗论文，相互来往，晤谈甚洽。李慈铭在日记中称赞张之洞“博赡实非予所能及”。后来张之洞在湖北当学政时，李慈铭还曾一度短暂地到张府当幕僚。他参加同治九年乡试时的副主考官李文田坦言，如果这次取不中李慈铭，“既负知己，又无以对都中故人”。
顺带一提，李慈铭的大贵人周祖培，是我的十四世祖（叔世祖），与其同年考中进士的胞兄周祖植，是我的嫡系世祖。同治六年（1864），周祖培病逝，谥文勤。李慈铭回乡守制返回京城后，为其撰写神道碑文，并代祖培长子文龠撰周祖培行述。
四
光绪六年，年已五十的李慈铭再次入闱参考，终以二甲第八十六名获赐进士出身。考虑到自己年纪已大，他没有参加翰林选拔，朝考后仍任户部郎中。十年后，李慈铭终于得到了向往已久的御史缺，被补授为都察院山西道监察御史。他认真履职，希望匡扶天下，但世风日颓，终也无力回天。四年后，甲午战争惨败的消息传来，66岁的李慈铭扼腕叹息，忧心成疾，咯血而卒。
李慈铭逝世后，其《越缦堂日记》备受友人及学界的重视，沈祖植、缪荃孙、樊增祥等好友及军机大臣瞿鸿机均力推刊印，但因经费问题，终未有结果。
直到民国八、九年，在蔡元培的积极奔走下，《越缦堂日记》终于得以问世。
蔡元培与李慈铭是绍兴老乡，早年便闻其文名。光绪十六年（1890年），蔡元培赴京参加会试，首先去李宅拜访这位家乡的名人。李慈铭也十分欣赏蔡元培的才华，1892年，蔡参加殿试，由庶吉士升补翰林院编修，李便聘请他做嗣子承侯的家庭教师，还请蔡元培帮批改天津书院生员试卷。1894年12月，李慈铭病逝，受其家人委托，蔡元培初步整理了70余册日记，虽四处奔走希望能将这部受人瞩目的日记刊刻付梓，却因种种原因搁置。李家人南归，日记稿件被带回南方。
1919年初，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获悉李慈铭的嗣子承侯去世，其家族准备出售李慈铭包括日记在内的全部藏书，遂与友人张弧商量，“仿曾湘乡日记例”，集资刊出李氏日记。他亲自撰写《印行越缦堂日记缘起》，约请张弧、傅增湘、王幼山、王书衡等政界、商界共20人作为首次发起人。此后，从送交书搞、审定书样到题签书名、商议书价，蔡元培均亲力亲为。此次刊印预算需银圆2万有余，签订合同时需付三分之一费用。蔡元培亲自起草了《征集〈越缦堂日记〉垫印费函》，号召李慈铭的故旧支持这项事业。初次征订达到了300余部，张弧代垫七千余元，《越缦堂日记》1863-1889年部分，终于在1920年由商务印书馆用石印的方式影印问世。
30年代初，兼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蔡元培采纳钱玄同的建议，将咸丰甲寅（1854年）后的13册日记按前例，由商务印书馆全部影印，至此，1854—1888年凡35年的《越缦堂日记》即告印行完毕。1988年，李慈铭学生樊增祥取走的9册日记几经辗转重见天日，北京燕山出版社以《荀学斋日记后集》名义影印出版。2004年，李慈铭日记列入“清史文献丛刊”“国家十五重点图书规划”，广陵书社将李慈铭全部日记以小16开本影印出版，共18册。至此，终究实现了李慈铭生前所愿。
不过，我暗自寻思，清代文字狱盛行，李慈铭将平生事无巨细写入日记中，还任人四处传看，难道不担心别人打小报告检举揭发？不说以如今的信息检索技术，就是当初一个字一个字地“扒”，也能看出他绝非“纯粹无私”之人。
幸好，他死得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