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与沈从文：从《关于施蛰存事》谈起
施蛰存与沈从文是一对文坛旧友，一海派一京派。两人青年时期同在上海文坛写作；施蛰存与夫人陈慧华1928年在松江举办婚礼时，沈从文是见证者；日军侵华后，两人同在昆明任教，时相过从。1980年代，施蛰存又积极与沈从文沟通，将其小说《边城》纳入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百花洲文库”出版。这两位作家，从青年时期到人生暮年，交往虽断断续续，但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彼此将对方视为心灵相通的朋友。
在反右运动中，施蛰存被打为右派，“文革”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常遭到批判。一时间，施蛰存的许多老朋友为了自保，在晦暗年代上演了互相检举揭发的闹剧。其中有部分作家的手抄批判稿流落到民间，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找到一组价格颇高的作家手迹——《关于施蛰存事》，撰稿人有沈从文、张静庐、阿英、周煦良、王西彦和韩侍桁等人。有一书商将出售后的沈从文写于1968年9月的《关于施蛰存事》手稿照片和原文公布在互联网上。2020年，《关于施蛰存事》被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补遗卷2》中。
沈从文写交代材料《关于施蛰存事》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该文分为“施蛰存在云南”“卅年和施的关系”和“打笔墨官司”等三部分。当时沈从文陷入恐慌，惶惶不可终日，他敏感脆弱的文字都在极力撇清自己和施蛰存的关系，试摘录几段观之——
我呢，一星期入城一天半，上课后怕空袭，就匆匆赶车回乡。本系同事也不容易见面。环境情况没有我朋友从容，所以不大容易见到施。施此后几年中，回松江几次，我不知道，也无从回想。他和吕叔湘是老同学，同学又较久，较熟，试从吕处了解，一定可靠得多，也详细得多。
在《现代》投稿，不是因为施蛰存的关系，刊物出版以前，我已在那个投机性商业书店印过了两本书……和施虽熟，基本不同调，从工作上也容易明白，他是个洋场才子，为人聪明，欢喜搞点小趣味，弄创作近于玩票，三年五载写三个小本本应应景，即自得其乐，十分自足……我依稀记得施搞晚明小品、谈《庄子》与《文选》，多是在编《现代》以后事。我从来不重视晚明小品，认为做作气太重，不值得提倡。所以在青岛或北京时，从未和施通信讨论过这些问题。
鲁迅先生用笔名写的文章，也从不去从大堆杂文中探索哪是他写的，哪是别人写的。更不会和施蛰存一道搞什么彼此支持。因为对于写作基本态度既少（共）同点，哪会小手小脚来搞这个小动作。
这是一篇珍贵的材料，从中既可以窥见沈从文当时草木皆兵的心态，也可看出施蛰存所处的窘境。这种批判在当年是家常便饭，但这种撇清关系的文字出自相交多年的文坛好友之手，就别有一种意味。沈从文、张静庐、阿英、周煦良、王西彦、韩侍桁等人都是施蛰存的文坛好友，几乎其中每一位都与施蛰存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一直以来，沈从文与施蛰存在文学方面互相欣赏。两人虽天南海北，却在创作上引为同调。1931年，沈从文盛赞施蛰存的短篇小说集《上元灯》，认为“作者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沈从文认为施蛰存的小说“《扇》《妻之生辰》《栗与芋》，即无创作组织，也仍具散文的各条件，在现代作者作品中可成一新型”，实是深中肯綮。
在编创方面，两人互相支持彼此主持的刊物。如沈从文致信施蛰存：“天津《国闻周报》，希望得兄与杜衡创作，若能特为写一短篇，作新年号用尤佳……《文艺副刊》实亦亟盼代作文章。”在施蛰存主编《文饭小品》杂志期间，沈从文曾多次致信鼓励施蛰存，对这本小品杂志的命运深表关切。在性情和风骨方面，两人互相视为知己。当施蛰存因推荐青年读《庄子》《文选》而与鲁迅发生论战后，施鲁二人针锋相对，纸上硝烟四起。持续的论战中，声援支持鲁迅者众，而施蛰存单枪匹马，应者寥落。沈从文在信中劝施蛰存休战，他说：“关于与鲁迅先生争辩事，弟以为兄可不必再作文道及，因一再答辩，固无影响事实得失也。兄意文选、庄子宜读，人云二书特不宜读，是既持论相左，则任其相左可，何必使主张在争辩中获胜。”
“文革”开始后，沈从文被下放到干校，经受种种思想考验，此时他惶恐不安，小心谨慎，并有很深的赎罪意识。沈从文的赎罪意识和惶恐心态，是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因此他在1968年写下与施蛰存撇清关系的检讨文字，也在情理之中，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文革”结束后，沈从文与施蛰存恢复通信，他为老友施蛰存的小说能重版而尽力奔走，1984年2月27日，沈从文在写给施蛰存的信中说：“已经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写了信。我认为，五四以来老作家中，你的小说至今未重新出版，这是个空白。”可见他在“文革”中的检讨材料中认为施蛰存小说创作近于玩票，实是特殊氛围下的违心言论。
比照之下，施蛰存就比沈从文等人超然得多。他在《滇云浦雨话从文》一文中详细梳理了自己与沈从文这些年来的点滴交往，写沈从文等友人参加他的婚礼，写他与沈从文在昆明的交往，写被封为“摘帽右派”后去北京见沈从文……此类细节，丝丝入扣，真切动人。
另外几位参与写《关于施蛰存事》的作家朋友如张静庐、阿英、韩侍桁和王西彦等人，与沈从文一样，均与施蛰存有过编辑、写作等文艺交谊。1932年，上海现代书局老板张静庐、洪雪帆邀请施蛰存主编《现代》杂志；1935年，施蛰存和康嗣群创办文学期刊《文饭小品》，代理发行就交给张静庐主持的上海杂志公司。两人还曾多次合作编辑、校点古籍，据施蛰存回忆：“五十年前，我为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服务，标点了一部北京图书馆影印的《金瓶梅词话》，帮老板赚了一大笔钱，自己却背上了一个‘标点淫书’的罪名，虽然书中的淫言秽语都已删净。”另据张静庐的外孙丁汕回忆，“文革”中华东师大批斗施蛰存，他也参与到喊口号的学生队伍中。事后张静庐教训外孙，厉声说：“瞎搞，我告诉侬，你们学校里的李平心、陈旭麓、施蛰存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是啥人我清爽！ 尤其是施蛰存，一个很有才华、学问的人。什么洋场恶少，那是一场误会，以后有空我详细告诉侬。别人怎样我管不了，但是侬，不许对他们无理，记牢了吗？”丁先生的回忆应大体符合实情，由此可见张静庐与施蛰存之间的感情。
文坛好友在“文革”期间对施蛰存的批判，各有不得已的出发点和苦衷，是在风雨年代里明哲保身且无可奈何的举动，并不能看作他们之间情谊破裂的标志，终归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