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究竟为什么要杀华佗？
1920年，古书保存会的负责人沈骧宣称自己在安徽亳州发现《华佗神医秘传》手写本，书的真伪自有方家考证，我们此处只留意沈骧整理序言的最后几句话：
且书中如麻沸散及神膏等配合之法，尤为世人所渴欲一睹者，藉兹播之于世，亦足令今之欧化家，俾知刀圭解剖之术，固非今世欧西医学家所得自夸为绝技也。
由此来看，该书于1922年出版之后屡次再版，除了因为书中药方“多系确有效验之方，临床实用性强”之外，还因为序中的言辞，因应了中西文明冲突下中国人自救自强的精神需求。在2005年出版的《华佗考》中，著名中医尚启东先生仍然强调：“盖佗已创为腹部外科手术，且早于西法者千有余年。”这段历史掌故暗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疾病不仅仅是疾病，医生也不仅仅是治疗身体疾病的医生。
疾病处于生与死之间，痊愈则朝向生，沉疴难治则朝向死亡；不独人的生死为然，政治体与文明亦如是。《三国演义》是一部政治小说，亦可谓政治哲学小说，首尾映照的分合断语尚不足以被称为政治哲学，以三国本事为主体所托言的政治理则与人性观察，才是其中的根本，是金圣叹试图“探索其奇以正诸世”而不能者。疾病既关乎人性，亦可作为政治体的比喻。三国局面之形成，是由于朝代末年动荡离乱这一政治顽疾，而三国局势的胶着，对于统一的秩序而言，同样是一种政治疾病。《三国演义》呈现了种种政治疾病，也呈现了各种救治的尝试，其中最典型者是曹操、孙权与刘备的尝试。其中，某些以治疗政治痼疾为名的尝试却让政治陷入更加纷乱动荡的局面，董卓如此，司马懿何尝不是如此？
既有疾病，便需要医生。张岱《夜航船》卷十四“医”流在言及华佗之后，以“医国手”为名引《国语》故事：
晋平公有疾，秦伯使人视之，赵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救人，固医职也。”
王符在《潜夫论》中扩充了此中含义：“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乱者国之病也。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中国古人的政治理想大多是研读经书、参与政治，华佗也不例外。《三国志·华佗传》称，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三国乱局中，华佗本意是救治天下，《后汉书·华佗传》开篇所言更为精确：“游学徐土，兼通数经。”职是之故，从医只是华佗不得已（世之不得已或己之不得已）的选择，他甚至时常“自悔”。《三国演义》的作者或许在史籍记载的华佗身上看到政治与疾病的复杂关联，他借助史料和细节改动所塑造的医者华佗，虽然几乎蜕尽了起初的儒者身份，却在医、儒、道的交融层面上，成为理解《三国演义》政治旨趣的一条引线。
一、东吴之“俭”
《三国演义》中的华佗虽然以历史人物为原型，但终究是小说艺术塑造的形象。《三国志》和《后汉书》详细记载了华佗治病的“绝技”，而《三国演义》却只是借华歆之口述其大略。史书和小说最接近的地方是华佗医治曹操以及被曹操杀死的情节，但小说仍旧构设了更加丰富的关于人性与政治思考的内容。史书没有明确提到为关羽刮骨疗伤的医者即为华佗，也没有提到华佗医治江东周泰之事。《三国演义》的作者虚设这两个情节，似乎是要使之与曹操杀害华佗之事形成对照，刻意通过华佗在魏、蜀、吴三家的不同处境，一方面凸显其医治各方疾病的不同，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对比表达华佗对待三家的态度，以及作者更深层次的考虑。至于华佗故事结尾的《青囊书》寓言似乎更超乎三家之外。此中具体分析，后文会逐渐展开，本节先论华佗的登场及其治疗周泰的故事。
《三国演义》第十五回“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孙伯符大战严白虎”中，华佗登场，救治“金疮发胀”的周泰。据《三国志·周泰传》：
策讨六县山贼，权住宣城，使士自卫，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围落，而山贼数千人卒至。权始得上马，而贼锋刃已交于左右，或斫中马鞍，众莫能自定。唯泰奋激，投身卫权，胆气倍人，左右由泰并能就战。贼既解散，身被十二创，良久乃苏。
周泰受伤，是为了护卫孙权。在孙权为贼人所困时，“唯泰奋激”，所以《周泰传》最后说，“是日无泰，权几危殆”。《三国演义》大致沿袭了这个具体历史场景，但就“良久乃苏”处略作铺陈，引入华佗：“周泰身被十二枪，金疮发胀，命在须臾。”《三国演义》将深受十二处伤的周泰形容为“金疮发胀，命在须臾”，不得不救治的紧迫感油然而生。孙策闻之也大为吃惊，遂有董袭荐举华佗：“某曾与海寇相持，身遭数枪，得会稽一个贤郡吏虞翻荐一医者，半月而愈。”
华佗与虞翻熟识，曾经救治董袭，但很显然孙策更加在意虞翻而非华佗。他似乎对这位“命在须臾”的周泰的关心并不足够，因为当董袭荐举了医者之后，孙策首先询问虞翻，并强调“此贤士也！我当用之”，却未提到救治之事；同样，他令张昭与董袭一同前去聘请虞翻时，也只字未提求医一事。直到虞翻到来，孙策才“优礼相待，拜为攻曹，因言及求医之意”。小说中，孙策是在虞翻称华佗为“当世之神医”后，才决定延请华佗的。正是在这一回里，孙策冲动地与太史慈逞勇斗狠，那么之后的这个细节当然无法证明他思虑细致，必须由董袭和虞翻二人举荐才信任华佗，相反，“言及”二字道尽孙策为人之虚伪，也足见其权衡利益时的考量重心。
随后的治疗之事颇为简单，华佗只说了四个字：“此易事耳。”单单就华佗登场的细节而言，“童颜鹤发，飘然有出世之姿”的外貌描写可能是最关键的。《三国演义》里的华佗，身处后汉乱局却并无救世的雄心，反而有出世的心态。他与精通《周易》的虞翻相熟，或许也源于此。但是，既然华佗登场的情节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向壁虚构的，我们难免会问：为什么要在这个场景中让华佗登场呢？毛宗岗评议此回曰：“前回叙曹氏立国之始，此回叙孙氏开国之由。”孙氏开国与华佗登场的关系是什么呢？
东吴能有后来的基业，孙策的奠基是其中关键，而孙策本人必得有此志向才能成此基业。孙策在袁术帐下之所以极不得意，皆因其志向不得伸展：“见术席间相待之礼甚傲，心中郁闷，乃步月于中庭。因思：‘父孙坚如此英雄，我今沦落至此！’不觉放声大哭。”在面对孙坚旧将朱治时，孙策给出一份铿锵有力的回答：“策所哭者，恨不能继父之志耳。”孙策月中步于庭，正如孙坚当初月下抒怀，父子面对同一轮明月，申述同一种志向。不过，孙坚的志向究竟是什么呢？其志或有两层。
孙坚之志在第六回“焚金阙董卓行凶，匿玉玺孙坚背约”清楚可见。孙坚先有一番颇为忠义的表现：“坚令军士扫除宫殿瓦砾；凡董卓所掘陵寝，尽皆掩闭。于太庙基上草创殿屋三间，请众诸侯立列圣神位，宰太牢祀之。”经董卓之乱，洛阳城已成废墟，孙坚能在人心离散、城池荒芜之际略复祭祀，也算是这乱世之中的一丝清明了。随后他的对月抒怀，“帝星不明，贼臣乱国，万民涂炭，京城一空”，更显出他与大多数诸侯不同的政治倾向，而抒怀后的泪水亦可见其一片赤诚。此处似乎可见孙坚身上有一种匡扶汉室、整治乱局的志向。
可是，当孙坚在井中得到传国玉玺后，玉玺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或许已令他心迷，而程普一番话更坚定了他的想法：“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处不可久留，宜速回江东，别图大事。”毛宗岗以为“孙坚改节，实因程普此二语”，觉得异常惋惜。实际上，我们也很难说，孙坚原先所说的“帝星不明”中的帝星一定是指汉室君王，因为在程普提议另图大事后，孙坚没有片刻犹豫，立时回答程普：“汝言正合吾意。明日便当托疾辞归。”李渔称此为“见财起意”，实在是小看了孙坚，他的志向岂是区区玉玺所代表的财物？他的志向初看是匡扶摇摇欲坠的政治秩序，但内在动力很可能是程普所谓的“大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袁术索要玉玺时，孙坚却指天为誓曰：“吾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异日不得善终，死刀箭之下！”李贽讥讽孙坚之举实在可笑：“缘何随口立誓，一如今之市井小夫所为？”此处正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东吴气象之狭窄。陈寿评论孙坚孙策之言可谓中的：
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且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
这就是孙策所继承的孙坚之志，但他已经完全抛弃孙坚表面上的维持秩序之托词，而徒存自己的野心与欲望。孙策与刘繇在神亭岭对峙的时候，称此地有汉光武帝庙，自己梦见光武帝召其相见，于是仅带十三骑，“出寨上岭，到庙焚香”。但他的祝词谓：“若孙策能于江东立业，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与孙坚祭祀汉室相比，孙策的做法令人啼笑皆非，毛宗岗批曰：“卿自欲兴孙家基业，与刘家何与？且正与刘家宗亲作对，何反向汉室祖先致祝也？”这自然已与曹操无异。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能明白，在华佗与虞翻之间，何以华佗只是一个副产品，因为虞翻将有助于孙策“兴孙家基业”。
第十五回的整体意图就是展现孙策如何招引人才，为江东奠定人才基础，以及如何东征西杀，稳固基本的势力范围。吕范、周瑜、张昭、张纮、蒋钦、周泰、太史慈、陈武、虞翻等英雄云集，在这样的场合里，华佗不过是医治受伤周泰的一介医生而已。但正是在孙策“江南皆平”的背景下，孙策待华佗漠然，华佗待江东亦漠然。治好周泰之后，“策大喜，厚谢华佗”。华佗是否像治疗关羽那次同样拒绝，小说中未写，但拒绝还是接受，都不妨碍华佗对孙氏政权的淡漠。这种淡漠不独出于“飘然有出世之姿”的描述，还可能是《三国演义》的作者试图借华佗展现孙氏集团之“器小”，如裴松之引孙盛所言：
孙氏因扰攘之际，得奋其纵横之志，业非积德之基，邦无磐石之固，势一则禄祚可终，情乖则祸乱尘起，安可不防微于未兆，虑难于将来？
二、关羽之“高义”与“不惧”
与对待东吴的漠然相比，华佗待蜀汉，则热切得多。与华佗首次登场相同，这个情节也是《三国演义》作者的虚构。根据《三国志·关羽传》记载：
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三国志》里的确有刮骨疗伤的细节，华佗也是当时最善于手术的医生。《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吕子明白衣渡江”据此将此处的医者设定为华佗，也是合情合理的改动。在与《三国演义》有着密切关系的更早的三国故事《三国志平话》里，这位医者就已经被当作华佗了。不过，如果此处医者确为华佗，《华佗传》或者《关羽传》中不至于都不提及此事。《三国演义》的作者接受了民间的流传版本。明末张岱《夜航船》卷十四“刮骨疗毒”中已经将刮骨之术归于华佗：“华佗，疾在肠胃不能散者，饮以药酒，割腹湔洗积滞，傅神膏合之，立愈。如割刮关侯臂而去毒，针曹操头风而去风是也。”经过历代流传，人们已经认定为关公刮骨者确系华佗了。
不过，与此前治疗周泰需要延请不同，此处华佗是不请自来。尤其是与《三国志平话》相比，更能见此中的主动意味：
关公天阴，觉臂痛，对众官说：“前者吴贼韩甫射吾一箭，其箭有毒。”交请华陀。华陀者，曹贼手中人，见曹不仁，来荆州见关公，请至，说其臂金疮有毒。
《三国志平话》中为关羽派人“交请华佗”。但是，《三国志平话》已经“预示”了《三国演义》中的立场——“见曹不仁，来荆州见关公”：华佗之来治疗关羽，不独是关羽之请的缘故，还由于其心中对曹操不仁的不满。《三国演义》更于此铺衍了丰富的细节：
忽一日，有人从江东驾小舟而来，直至寨前。小校引见关平。平视其人：方巾阔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国谯郡人，姓华，名佗，字元化。因闻关将军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来医治。”平曰：“莫非昔日医东吴周泰者乎？”佗曰：“然。”平大喜，即与众将同引华佗入帐见关公。
一叶扁舟正如孙策所见的“飘然有出世之姿”，有一种清醒的潇洒间落其中，但与上一次相比，此时的华佗“臂挽青囊”，这既是疗救的准备，也预示了最后的《青囊书》。对于华佗主动前往的原因，《三国演义》不明言曹之不仁，而只言“关将军乃天下英雄”。关羽何以为“天下英雄”呢？《三国志·关羽传》写道：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汎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
《三国演义》尽述此段故事，结语曰“关公自擒魏将于禁等，威震天下，无不惊骇”。华佗称关羽为“天下英雄”，也即“华夏英雄”。华佗之所以主动前来为关羽刮骨疗毒，原因尽在于此，天下之英雄即华夏之英雄，这是三国故事中，尤其是从汉之正统视野出发，最后一次天下统一的可能。处于此间且为“威震华夏”的关羽所震动的华佗，乘轻舟前来，也是以自己的医术为这一种统一可能尽自己的力量。治疗完毕，关羽以黄金百两作为酬劳。华佗坚辞不受，只留下一帖药物，便辞别而去。他的谢辞曰：“某闻君侯高义，特来医治，岂望报乎！”关羽的高义是什么？《三国演义》中用“高义”一词的只有三处，其余两处，一是第三十三回中刘备以“高义”责袁谭，一是第三十七回司马徽赞徐庶之母“高义”。“高义”既是一种相对抽象的道德表彰，也可以落到实处。《三国演义》使用“高义”一词的三处或隐或显皆与天下统一相关，尤以关羽之“高义”为盛。这种高义不独是拥刘反曹这种简单的政治立场，更与天下统一以及统一的正当性构建有关。华佗之主动前来意味着一种期待，期待以关羽为代表的蜀汉，能够作为此时医治社会与政治疾病的“良方”。
华佗临别之时专门嘱托：“君侯箭疮虽治，然须爱护。切勿怒气伤触。过百日后，平复如旧矣。”这看似指伤口之事，但从历史后来者的视角来看，荆州之失使诸葛亮《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战略失效，这既与关羽战略冒进有关，也与其易怒的性格相关。《三国志·关羽传》载：
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
著名史学家马植杰以为，袭取荆州向来是孙吴国策，此类婚聘等事，皆是孙吴借口，“即无其事，权还是会袭羽的”。但是《三国志·陆逊传》中陆逊献策吕蒙时称：“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陆逊对关羽和荆州时局洞若观火。以此言之，华佗“切勿怒气伤触”之所言，难免会让人有更多的思考。
第七十五回的另一个细节与此似乎相关。在《三国志平话》中，华佗为关羽手术之前，特意讲述了手术的难度：“立一柱，上钉一环，穿其臂，可愈此痛。”关羽对手术毫无惧色，并且大笑说：“吾为大丈夫，岂怕此事！”《三国演义》在此基础上又追加了华佗对关羽勇气的担心：“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惧耳。”随后关羽同样笑着回答：“吾视死如归，有何惧哉？”后者用“视死如归”强化了关羽“不惧”的勇敢个性。
但是，华佗既然主动前来疗救且已经知道关羽之“高义”，那么为何还要多此一问？似乎他还不能确定关羽之勇猛能否承受刮骨手术。历来评注在此都强调关羽之英勇，比如毛宗岗的“不惧敌，岂惧医”。作者也许是借此细节强化关羽之勇；但是，这种勇敢恰恰与陆逊所谓的“羽矜其骁气”颇有雷同。那么，《三国演义》的作者加此细节，很可能是在借华佗之口点明关羽之勇不知节制的问题，毕竟随后的情节就是荆州之失。读《三国演义》者，常常于此废卷长叹，此后荆州一失，一统再无可能，其后兄弟两隔，三国故事逐渐为晦暗所遮蔽。所谓不惧，恰恰最令人惊惧。《周易·震卦》孔颖达疏曰“由惧而获通，所以震有亨德”，即“彖传”所谓“震来虩虩，恐致福也”。华佗此一问，足以促使我们去思考“惧”与“勇”这两种政治品质的关系。
三、曹操的恐惧
华佗与曹操之间的关系，大体基于《三国志》以及更早的《华佗别传》。有了吴蜀两方的铺垫，再看曹操杀华佗一事，就更见曹操之酷虐。理解曹操与华佗关系的关键，就在于华佗是否有杀曹操之心，换一个方向则是曹操为何要杀华佗，其中理由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不仅关乎人物的塑造，也关乎《三国演义》的作者对医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毛宗岗以为“曹操之杀华佗，以佗之将杀操也”。其论据不过是未闻凿头治病的方法，说服力并不足够。清人王宏翰精通医学，学贯中西，也认为华佗是因谋害曹操未遂而被杀，“陀乃良医，性秉忠诚。曹操患有头风疾，陀曰‘破首医之’。当时，陀在左右，见操奸不端，实有谋操之心，故为操先杀之也”。个人以为这个判断于史征并不完备，而从小说的情节来看，一方面，这是对华佗医术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唯有华佗无杀曹操之意，才更显曹操性情之严苛多疑。
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魏武帝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四方之术士如左元放、华佗之徒无不毕至。”《三国志·华佗传》所记载：“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曹操之所闻，是华佗作为神医的各种治疗故事，而《三国演义》则将曹操所闻、“好养性法”与“头风”三事合一。曹操先为头痛所苦，遂有华歆举荐。曹操原本只知华佗医治周泰之事，而借助于华歆的介绍，华佗之前的神医事迹为读者所知。华歆的介绍以概述为主，明确言及的患者仅有陈登。华歆之言与不言，表面上是其世故圆滑的表现，实则为面对多疑的曹操的官僚惯技。华歆言及陈登，独不提关羽，因为陈登“献了徐州，曹操大军入城”，大有功于曹操，而曹操的头痛却因关羽而起。
“却说曹操在洛阳，自葬关公后，每夜合眼便见关公。操甚惊惧。”前一回关羽入刘备之梦，极为详细，此处只寥寥数语，我们不知曹操梦境与恐惧的原因为何。曹操为了克服对关羽的恐惧，接受了建立新宫殿的建议，这才导致砍伐梨树，动了树神，于是曹操“头脑疼痛不可忍”。如前所言，《三国演义》的作者将请华佗医治的缘由改为曹操头风发作，事实上是在表明关羽之死和曹操的关系，也由此引出华佗对待二者态度的差异。曹操与被关羽亡魂索命的吕蒙不同，他与关羽本有旧交，且在华容道关羽对他有活命之恩，我们很难理解曹操为何惧怕关羽入梦。
我们从第七十八回的回目内容判断，其中原因可能与死亡有关。曹操临终前接连梦见伏皇后、董贵人、二皇子、伏完、董承等人，或“立于愁云之内”，或“立在阴云之中”。曹操自知命不久矣，称自己“纵横天下三十余年，群雄皆灭，止有江东孙权、西蜀刘备未曾剿除。孤今病危，不能再与卿等相叙”，天下事已至此，只有家事向群臣托付。这里的情节线索是关羽入梦开启了曹操连续的死亡梦境，而华佗出现于此情节之中，或要表明即便华佗本可救治曹操，但是与关羽和刘备忠于汉室不同，曹操因其背汉而终不可救。《三国演义》中特意强调“伏皇后、董贵人、二皇子、伏完、董承”诸位汉室宗亲与亲属入梦，意图正在于此。而曹操的惊惧，很可能与此前关羽的“高义”有关。曹操以周文王自比为伪饰，但终究不敢悖逆天下正统道义，也就是说，即使原先的政治秩序已然衰败，但其精神秩序的力量仍然使曹操梦中恐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曹操之疾非但不是疾病，反而是旧制度与旧精神的最后余光——虽然只是镜中之光。曹操一死，献帝退位，曹丕称帝，三国局面形成，旧时代的精神将在司马氏新时代精神之下碎为齑粉，其影响将绵延数世纪之久。
以这个背景重新审视《三国演义》中华佗医治曹操的情节，作者的意图并非在于医治本身，而在于曹操杀华佗之急促。华佗触怒曹操在于两重言辞：陈述诊疗之法与援引关羽疗毒时面无惧色之事。华佗将曹操疾病之根判定为“患风而起”，试图开颅取出风涎。即便这次治疗成功，以本回曹操连续不断的梦境来看，其头痛恐怕仍会反复。曹操对这种治疗方法极为抵触，而他愤怒所言的“汝要杀孤耶”，正体现出他对死亡的恐惧。可是，华佗的回答进一步激怒了曹操，他不但提起华歆极力回避的关羽治疗之事，其言辞反而令曹操更为愤怒：
大王曾闻关公中毒箭，伤其右臂，某刮骨疗毒，关公略无惧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
华佗戳中了两个要害：关羽毫无惧色，曹操却因小可之疾而惧；曹操之多疑。华佗并不知道，关羽正是曹操一系列与死亡相关的梦的开端，而多疑的曹操又岂不知自己多疑的品性？一方面，华佗本就无法救治曹操之病——此病在于心与神，而不在于身；另一方面，即便如此，曹操杀华佗意味着他将亲手提前终结自己的生命。华佗虽然不可治其本，但至少可以延其寿命。
刘禹锡的《华佗论》曾就史书记载华佗被杀的笔法纵肆其论，其主旨虽可以商榷，但下述判断无疑是有道理的：
以操之明略见几，然犹轻杀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犹不能反其恚。执柄者之恚，真可畏诸，亦可慎诸！
夫以佗之不宜杀，昭昭然不可言也……执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杀材能众矣。
华佗之不宜杀，在于曹操或掌权者轻杀材能是不被认可的。刘禹锡据《三国志》史实将华佗界定为“材能”之士，这个判断未必完全适合《三国演义》，但是，曹操之不知畏、不知慎而轻杀本或可至少延己寿命的医者，恰恰表明了曹操作为政治人物的缺陷。这一缺陷与他背离汉室的政治意图，皆在其杀华佗后最终死亡的情节中抵达终点，而早已名存实亡的后汉也于此年正式跌入历史的尘埃：“魏家社稷今将建，汉代江山忽已移。”
余论：《青囊书》的政治寓言
陆游《病中杂咏》曰：“华佗囊书久已焚，思邈《玉函》秘不闻。”囊即青囊，是古代医家存放医书的布袋，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时就带一青囊。至于《青囊书》，《三国志》只是言及“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而无其名。《三国演义》的作者将其命名为《青囊书》，后代则有好事者拼凑《青囊书》的故事，但作为华佗故事的结尾，《青囊书》可以作为一则寓言，以理解《三国演义》作者的某些思考。
在《三国志·华佗传》中，这本医书的结局是：“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华佗的态度倒是坦然。不过在《三国演义》中，华佗因感念照顾他的狱卒，告曰：“我今将死，恨有《青囊书》未传于世。感公厚意，无可为报，我修一书，公可遣人送与我家，取《青囊书》来赠公，以继吾术。”“恨”与“继吾术”足可见华佗并未因自己身陷囹圄而轻忽医术和技艺，这与登场时候的“出世”之姿似呈歧途。或许在《三国演义》的作者看来，华佗过于精湛的医术反而让他对救治的可能乃至必然产生迷恋，这一点在医治曹操的情节中已见端倪。为了破除这种对身体与政治治疗术之必然性的迷恋，作者给这段华佗故事勾勒了一个“无适焉，因是已”的结局。
此书为狱卒所得，结果却被他的妻子焚烧，当他发现的时候，只残存一两页，“所传者止阉鸡猪等小法”。妻子给出的理由似乎是“达人之言”：“纵然学得与华佗一般神妙，只落得死于牢中，要他何用？”《青囊书》作为寓言，意旨之一在于，若医者不能自医，则何以医人医世呢？其次，自以为的医治世界之法，是否只是“阉鸡猪等小法”而已呢？《周易·无妄》九五爻辞更是直言“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未必持肯定或者否定的看法，但是，医（医术与医生）与政治世界的疾病关系却是恒常的政治哲学论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