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见到树林的时候永远是静止不动的。而这种静止不动中，我们却遇到永远生长、永远变化而又察觉不到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历史。

谁也不能够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每年10月上旬，在等待、猜测获奖作家时，对诺奖作家的评价乃至对文学本身的评价，在文坛都会形成一个小小的焦点。有的结果众望所归，有的结果令人疑惑，有的作家在获奖之后，才真正走入读者的视线之中，当然，还有许多获奖作家即便获奖之后，也未必会成为除研究者外，更多读者所关注的对象。综观近年来的获奖作家作品，后边所说两种情况似乎更为普遍，这也在不断引发我们的思考：小说的评价体系是如何设置的？怎样的作品可以纳入到“经典”之列？作家的天赋和努力体现在何处？如若从世界视野来看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及批评，我们的作品及研究是否也存在“圈地自新”的困境？我们的“经典”是否具有普遍性？透过近年的获奖小说，我们或许可以整合出一份具有共性的“清单”。

一、确证对“真实生活”的共识与共情

“如果思考本身不受爱欲驱动，不能探索‘无人之境’和不可推算之事，那么它就只是一种‘徒劳的劳动’。”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对“无人之境”和“不可推算之事”的探索，是在愿欲的驱动之下实现的，这样，文学中超越性的精神空间与情感能力便联系到了一起。只有灵魂中充盈着生命的激情，才能够唤醒对于存在的、语言的、情感的超越性思考。那么，如何将平淡生活背后的深不可测表现出来，如何从孤独的窃窃私语中走出，成为我们看待所记述的普通平凡生活是否具备情感质地的标尺之一。然而，长久以来，小说创作却往往被各类自定义或他人定义的议题包裹上厚重的“外衣”，这些议题潜在地影响着作家的写作发生与文本呈现。在让研究者可能“惊喜”的同时，也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难以穿越、穿透厚重的“外壳”，抵达文本的应有之义，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媒介时代“严肃文学”的不安。在自由多元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通过共同的生活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以及文明的共性，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耦合，去想象、记录接近人们生活的作品呢？

可以说，文学于作家而言，是以共同的情感和生命体验作为最小而又最为宏阔的“单元”存在的整体。这种共同的经验体现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写作者的创作冲动就来源于此。它可以是一段与自己有关的记忆，也可以是关于人性和时代的一场“牵手”。当安妮·埃尔诺决定为她故去的母亲写一部回忆性的小说《一个女人的故事》，她直言这部作品一定是具文学属性的，因为她要在她母亲身上寻找一个真理，这个目标只能通过文字达到。也就是说，照片、回忆以及家人的见证都不能给予她这个真理。我们从她的表述中，似乎看到了文学最为本真的样子，正是在这个最为纯粹的情感空间中，辐射出了无穷无尽的共情的能量。安妮·埃尔诺在这部小说中，写尽对离世母亲的怀念，透过还原女性和作为母亲的女性的过往，在逝去的尘埃里打捞起沉甸甸的“爱与懂得”，那些回不去的时光如此平凡又那么珍贵。可以看出，这部文本的点睛之处在于作家“缓释”了个人对于母亲的私人性回忆，从而使普遍性的情感和事物抵达创作者心目中的真实。正如作者所言：“发现一种更普遍的意义，可以帮助我跳出个人情感上的孤独和迷惘。”最为深邃和一切皆可抵达的爱意已经穿越了种族，穿越了国度，穿越了文化上的差异，直抵读者的内心。

同样的，古尔纳在小说《天堂》中，透过两个懵懂少年的切身生活体验，绘下了一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殖民统治下的种族压迫、文化冲突与宗教矛盾的时代瘢痕。宏大浩渺的历史卷轴在古尔纳的笔下被重组为亲近可感的生活日常图景。少年优素福不曾懂得，为什么父亲说“小镇要彻底完蛋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会突然要求自己陪着阿齐兹叔叔旅行，然后就再也不能回家和妈妈团聚。来到农场之后，优素福和小前辈哈利勒一起做伴，早已适应“规训生活”的少年哈利勒负责指导优素福的新生活，并打听他的旧生活。优素福不能理解，为什么哈利勒告诉自己从此不可以再叫阿齐兹“叔叔”，只能叫他“老爷”。当然，哈利勒旋即给出了答案：“你之所以来这儿，是因为你爸爸欠老爷的钱。我之所以在这儿，是因为我爸爸欠他的钱——只不过他已经死了，愿真主饶恕他的灵魂。”这一刻，残酷的真相“裂风而出”，却是在少年的口中被掷地有声又轻盈地道出。我们不免思考，哈利勒也曾是优素福吗？优素福会否成为下一个哈利勒？或许透过这部作品，让我们理解了鲁迅的“救救孩子”。这种无差别的对人的关怀，构成了小说旗帜鲜明的“共同体意识”。当少年们从庄园中走出，他们望向散射下天光的风景画，讨论着何为真正的“天堂”，或许，在那个美妙的视觉光景里，一切的差异都烟消云散了，行旅中的人们沉醉在由心灵和景观实体编织起来的美好氛围之中，体味到别一种生活秩序的存在，也牵引出早已弥漫周身、却不自知的情感质地之中。这种由于心流而产生的语言和思考力的精深结合，构成了一部小说作品伟大的艺术境界。

当我们看到普遍存在的人类境遇，作家们诉诸笔端的那些新奇的、怪异的、引人入胜的写法，便成了传递这些故事的“炼金术”。就像韩江在小说《素食者》中，描述了妻子因一场噩梦而拒绝吃肉，于是遭到丈夫的嫌弃。丈夫找来妻子的父母，当她被自己的父亲掐着脖子灌肉汤时，刺目的残酷和冷漠的亲情，便可获悉，这是妻子对抗父权和夫权的力所能及的最小努力，也更加映衬出这份努力的徒劳。韩江擅于将冷硬入骨的文字与日常生活当中的情感淡漠对接，让器物和生活细节被人性中冰冷的暗影包裹，似乎人们表面上生活在骄阳如火的夏天，而事实上，酷烈的光照衬托出的冰窖般的寒气，一点点侵蚀着人们的皮肤和心灵。在小说《撒旦探戈》中，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笔下的死亡、血腥、暴力与现实生活情境中的狂热情愫相互扭结，与个人的欲望混杂在一处，在逼仄的空间里，宛如黑夜之中的毒蛇花纹在空气中爆开——人与恶魔共舞。作者将浪漫的色彩修辞混杂着现实的体感，凭借独特的语言风格连通了书写和阅读接受之途。文学经典可能以冲突和不和谐为标志，然而，这种创新并不是以“破除”和“去除”作为基本的传统在做减法，而是通过不断变化、丰富的形式而获得“永恒性”。韩江和拉斯洛的叙述向我们展现了叙述与感觉的真实，这种近乎极端的想象呈现着作家对所叙述对象最为真切的情感触动，也带给我们恒久的震撼。

除去宏大的历史事件和因由共性的问题而带来的“共同体验”之外，个人记忆和主体性思考也同样会因写作者虔诚的姿态，引发读者波澜阵阵的情感共鸣。那么，我们在文本中所看到的不同代际的特别印记，或是作家独特的个人经历如何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来，并生发出打动人的力量？一九四八年，汪曾祺站在故宫午门脚下，他只感到“万籁俱静，满天繁星，此中况味，非常人所能领略”。他在写给黄永玉的信中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汪曾祺面对历史与时代的巨轮，生发出温凉与炙热之感，几十年后的史铁生，感知着由病痛而带来的无可遁逃的失落和孤独。他在《我与地坛》中写道：“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这些个人记忆的文学性呈现，让我们相信何谓属于我们的“好的语言”，也看到了中国当代作家汲取外界与赋予自我的丰富的潜能，我们亦应当去释放这种语言的潜能。“文学源自于人类生活，而人类生活恰恰是文化的共同体。当日常生活被注入文学时，这新一轮的循环就不会是不增不减的重复运动了。文学不仅被日常生活所滋养，反过来，日常生活亦被文学所丰富。例如，如果可以把《奥德赛》视为文学，而且此文学已经深深嵌进西方人的生活机理，那么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不只是对荷马史诗的直接挪用，而是连同他的接受史，他所身处其中的文化整体一并写入了其小说《尤利西斯》了。这就是巴赫金和克里斯蒂娃所谈论的互文性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一部作品的获奖绝非偶然，它令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完备、圆融的阅读、写作和评价系统徐徐铺展。也让我们思考，作家是否有贯通过去与未来的能力，在自由书写的情境当中，能否自觉地将历史和当下作深层的“超链接”？作家在呈现“自我意志”的同时，往往容易忽略从“自我”通达“他者”的思考维度，从而沉浸在维持最低限度的自娱自乐甚至“无为”的状态。正如雷蒙德·威廉斯的观点，如果一个社会除了自己的纪实和当代经验之外一无所有，那么这个社会是贫穷的。若想超越“自我与当代经验的纪实”的局限性，就要时刻关注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密切联系。可见，“共识”与“共情”并非只体现在叙事内容之中，在文体修辞上，我们也应当赋予其情感的共鸣，也就是文体的共情，由此，实现对“生活真实”的体认与确证。极具诗意与新意的表达所营构出的审美效果，让小说穿越了国别籍贯，也超越了思想或行为层面的差异，直抵人心和人性的肌理与缝隙。

二、超越“个人化”书写的边界

由作家“获奖以后”和作品“评奖以后”延伸出的何为文学经典、作家的“分类”等话题，尤为值得关注。我们发现，除获奖作品之外，还有很多“遗珠之作”，它们的华光并不会因未能获奖而褪色。普鲁斯特、伍尔夫等作家虽然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人们却不会对他们的创作水准产生质疑。或许，我们真正应当思考的是经过岁月的淘洗、沉淀与大众阅读的检验后，怎样的小说文本具备经典的可能。这一问题也许可以从那些获奖的作品中得到启示，借此，我们可以从中发掘中国当代小说中与之具有共性的品质，并尝试开掘其内在的潜能。

吴义勤曾谈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几重误区，认为须警惕“经典”概念神圣化、神秘化，“经典”会自动呈现、一成不变，说起“经典”便意味着过去时等问题。在他看来：“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阅读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从近年来的“诺奖”获奖作品中，我们愈来愈发现它们之间的共性之一在于叙事形态上，作家们对“个性化”与“个人化”写作之间平衡度的有力把握。这里，我们无意于对“个性化”与“个人化”进行定义，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写作特质的整体面貌。每一部历经岁月淘洗的经典之作，一定是作家展现了独特的“杀手锏”，它既能够联结时代与生命个体，同时，审美风格也绝不平庸或过于特立独行。

作家个性的显现是文学创作的核心生命力来源之一，它承载着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审美认知与精神思考，让文学文本得以具备不易复制的艺术特质。文学透过语言让人们相互理解和自我体认，细部修辞的个性化呈现，也让我们以不同的视角、节奏、情感、姿态来理解故事或叙事的素材。纵览近十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可以发现，修辞、诗意和语言依然是让这些作家赢得殊荣不可或缺的条件。2023年，约恩·福瑟获此殊荣，“因其创新的戏剧和散文为不可言说的事物发声。”他在“三部曲”之一《无眠》中，把贫穷、窘迫连同爱都融汇到浪漫的诗意之中，不矫饰，也不骄矜，字里行间饱含温度，情节如海浪一般卷曲舒展，层叠前行。

你感觉好就好，他说。

是啊我们很好，她说。

然后她听到海来了，海走了，月亮闪耀而这夜就如奇妙的白昼一般而这船漂啊漂啊漂向前方，向南，沿着陆地。

夫妇间的对话承载着爱意，小提琴和海浪声也不断为小说的叙事带来“华彩”。阿斯勒与阿莉达之间隽永的情感经久地流淌，却随着现实的窘迫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触礁——他们的生活因贫穷被围困在一场寒凉的深秋。妻子阿莉达生产在即，家中急需一位产婆，阿斯勒在妻子尖叫着请他一定要找一个人回来的嘱托中夺门而出，在此处，约恩·福瑟并没有让叙述戛然而止，而是为其赋予了一处停顿或“缓步”，阿斯勒推开门的瞬间，只看到：“街上已经灰蒙蒙的，天色半明半晦而雨正下着，周围一个人也看不到。”这个并不长的小说诉说了困境之中爱的延续，父亲西格瓦尔所做的一切都源于对妻子和孩子的爱，西格瓦尔的儿子阿斯勒在即将成为父亲之际，也在努力试图让自己所爱的人的生活完整。在小提琴的节奏中，阿斯勒相信自己可以“制服”悲伤，他拼尽全力弹奏小提琴如同驱赶悲伤的决心，让其变得轻盈。约恩·福瑟的玄妙之处就在于他将这些迷惘、愁肠百结的为难和坚执通过细密的通感与场景化的叙述呈现出来，令读者真切地体味到别样的人生，贯通起绵密的“感觉结构”。读者沉浸在叙述的场域里，沉醉在蕴蓄于字里行间的情感之中，意犹未尽地留恋着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

当然，个性化并非毫无边界与约束的自我沉溺，也绝非脱离文学本质的随意表达，作家对尺度的把握直接关系到写作的价值归属与文学研究的核心方向。作品的可读性以及共同体意识，呈现了各个时代人们的普遍精神情状或现实境遇，那些因作家过剩的自我意识陷于狭小的自我世界，在作品当中呈现出极端化情绪及晦涩难懂的修辞形式，无法令阅读者产生真正的共情，情感共振的意味大打折扣。在艾略特看来，传统、正统和习俗必须遏制任性的个人主义，因为这种个人主义只顾及自己的私利。在这一时刻，一个人的才能是无效的。因而，他提倡作家应该有意识地发挥自己的个性，甚至应该培养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之处，但同时，也要规避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真正有分量的写作，既要扎根个体经验的土壤，用独特的视角与修辞传递思想，也要警惕写作异化为封闭的自我言说，更不能让“个性”沦为材料堆砌的附庸。一部好作品固然需要等候“知音式读者”来发现，但对“知音式读者”的期待不能构成作家自我“放逐”的理由。虽然每部作品都会有其自己的言说方式，但也一定会有其具有穿透力和超越性的独特品质。

我们不妨将作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来作为勘察的视点，在加缪的《局外人》、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麦尔维尔的《抄写员巴托比》等文本中的主人公身上往往有着鲜明的共性，他们总是暗藏着自我意识过剩的气息，他们以灼烧的或虚浮的眼光打量、抵挡着这个陌生却又日日相处的世界。在信仰方面，他们既是怀疑者、动摇者，又是探求者和守望者；在感情方面，他们既讲情义，又薄情或多情；在品行方面，总体上，他们正直、真诚的同时，又有一点邪恶、虚伪；在身份与职业方面，他们则是主流中的飘零者、边缘人。他们传承了零余者、多余人、逸出者、闲逛者的灵魂，又延续了鲁迅笔下的狂人、疯子、废人，耽于幻想的、“贾宝玉式”的精神特质。这些“局外人”之所以离群索居，感觉自己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敏感地看到、感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异质性，既不能放纵自己随波逐流，又无力改变现状。塑造这些人物的作家们，揭示了由于时间的加速、时代的变化而逐渐清醒甚至过于清醒的生命个体的精神状态。这些相类似的走错了房间、生错了时代的人物形象，生成了一幅丰富又葆有内在一致性的人物图谱。我们从他人看到自己，也从“局内”勘探向外部世界，这些人物向我们诉说，文学最首要的是解决“人的问题”，一切承载“人的问题”的情感与情绪、历史与现实、回忆与想象皆是文学的“中间物”。作家附着于人物身上的仓皇与无奈、过往对当下的影响，所汇聚起的共同经验和记忆以极为感性的审美样态铺陈于文字之间，生成了珍贵的质感，也牵引出丰厚的“现场感”。

透过接纳和甄别“个人化”和“个性化”写作之间的差异，在阐释经典和发现经典的路途当中尝试走得更加深广，从而在“共振”与差异中，确立中国当代小说的主体性。在坚守文学审美价值标准的前提下，既防范过度沉迷于个人经验的琐碎呈现，又让个性化写作成为文学创新的动力。尊重文本，尊重每一位创作者叙述的脉脉深情，进而思考故事应当如何被讲述，故事又何以值得被听见，这也成为写作者、阅读者、研究者共同的使命。作家在小说创作中融汇最为真挚的情感，并竭力为其赋予最为恰切的叙述方式，在与读者的“神交”之中，收获对“个性化”写作的整体判断，从而实现超越“个人化”的、追寻普遍意义的写作。

三、重新发现批评的力度与维度

诺奖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创作的“对标”，也在为我们思索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评价体系提供一定的参照。文学批评的力度与维度依然有待开启或拓宽，如何发现真正的问题，并对文学创作产生推动作用，警惕其陷入“过度阐释”与“精神按摩”，依然是亟需思考的现实。何平在探讨文学批评的实践精神时曾言，“不刻意制造文学话题、生产文学概念，这样短时间可能会博人眼球，但也会滋生文学泡沫，而是强调批评家应该深入文学现场去发现问题。一定意义上，继承的正是19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实践精神。”阐释问题的前提是发现问题，然而，趋同化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会令批评只剩下阐释的可能。当我们将同一种“噱头”作为批评的理论支撑时，真正的问题往往会被湮没在一片“祥和的发掘”之中。“作家和批评家之间过于甜腻伤害到审美原则的文学‘朋友圈’，对于大学学术制度规训下以论文生产取代文学批评的审美激情衰退，以及资本和新媒介时代点赞和营销批评泛滥导致批评家的审美立场和判断力丧失。”我们往往忽视了文本的应有之义，却一厢情愿地投身于解释那些“令人欣喜”的惯性发现，树立并努力确证某种观念，从而忽视了作家在文本中浇筑的“心灵成本”。

“非文学及其批评与其说是社会的需要、现实的需要、政治的需要、人类的需要，倒不如说是文学性自身的、内部的、审美的需要来得更为贴切、有力。然而，需要我们关注的是非文学及其批评对于文学性自身的补足和丰富，而非作为文学性批评的主体和全部，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价值整合。每一种非文学性要素既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视角。”当多重视角出现并形成交互视角时，文学性便被创造了出来。在这里，我们不妨就贾平凹和高晓声这两位乡土书写的集大成者及其笔下的“三河口地带”作文本细读和思考。贾平凹在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消息》中，描绘了大荔三河口的地貌景致。在他的笔下，黄河逶迤蜿蜒而去，其间，渭河、洛河首先相汇，然后又同时并入黄河，形成了波云诡谲的三河盟会。贾平凹用短短的几段文字，便勾勒出自然生态的生成过程，也将河口周边县镇的演变过程作以爬梳：“三河自撞进关中平原，一路都是在摧毁着旧有的秩序，又在布置着新的格局。当它们的盟会愈近，愈加速冲刺，已经被切割出的壑岸如壁了，又反复遭受咬噬和冲击，使其不断地分裂，溃坏，崩析。……这里没有石头，拳大的石头都没有，水和土相激相搏，水的自由和暴戾加剧着土的挫败。老崖不让三河上得岸塬，三河就让岸塬永远缺水，不能滋润。……三河盟会在了大荔，大荔从此就无法以常规定义。”而作家高晓声笔下的“三河口”，则处于长江水系的河流交汇处。他的小说《鱼钓》呈现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江南水乡渔民最为真实的日常生活，大量的风景书写让我们看到了江苏常州三河口区域的地理风貌和人文生态：“江水还在倒灌进来，它从一条笔直的小河里奔腾向南，一路泼剌剌打着漩涡，冲进那十多丈宽的大运河里来，气势汹汹，一直撞到运河的南滩；然后大翻一个身，回旋着随大溜滚滚东去。就在这丁字河口偏旁的运河岸沿头，雨点响着一样嗒嗒的声音，好像滴落在硬物上，同时又滴落在软物上。”高晓声的小说《鱼钓》的情节，源于他家乡郑陆镇的真实情况。郑陆镇位于武进区东北部，三河口则是其下辖的重要集镇，两者同处北塘河流域，根据高晓声在散文《昆仲篇》中的自述，故事发生地的“运河”实际指北塘河，这条河贯穿三河口地区，是当地渔业生产的核心水域。小说中“丁字河口”“江水倒灌”等细节，与三河口作为长江支流与运河交汇点的水文特征高度相近。从贾平凹和高晓声的小说中，我们能够透过风土的变化，进而体味出“语言风土”、审美形态的差异。这两处穿越了半个世纪的描述，因不同风土而生成迥异的修辞效果在此处相遇。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宽广性，可以为文学创作注入无尽的活力，也可能带给文学批评以新的阐释力度。

文学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播出后，我们得以直观地看到作家们吐露自己创作的发生，所思所想，所见所行。在这些构筑起中国当代小说高山大河的作家身上没有刻意的“知识腔”，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表述中，我们反而看到了更多“落地的想象”。叶兆言讲起爷爷叶圣陶在1976年写的一幅小字《望江南·五阕》中的一句：“兆言到，示尔新增留影册，陪余浴室共淋漓。”除此之外，这幅被装裱起来的小字还记录了这位老人与家中其他孩子一起共历的几桩日常小事。在叶兆言看来，这幅小字中并没有多少“文化”的内涵，可以感受到是来自一位老人莫大的孤独与寂寞。“你有权从文学中抽取任何东西为你所用，但需要记住，你所抽取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说是文学，因为文学是整体的生活。可以说，正是由于文学无所不包的整体性，你才有可能从中抽取任何东西。你对文学的片面使用倒是恰恰证明了文学的全面性。”在文化研究的浪潮中迷失于史实与地方性知识的对照，便容易脱离文学的虚构性与想象性本质，使得写作失去应有的审美张力与精神深度。

我们应当适当地找寻并释放自身的潜能，在创作和批评中展现更多的可能性，让文学的意义得以流动与还原。然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提出一种理念或是理路，然后开始固化它，反复地论证、阐释、解构。此刻，文本成为一种工具或案例，其审美意味和作家倾注其间的想象力消退。最终，作家诧异于自己的文本被如此拆解，生成了别一种想象力丰富的“创作”。“人们试图把握‘语言的本质’，……‘表达’、‘象征形式’、‘命题’的传达、体验的‘吐诉’、生命的‘形态化’，诸如此类的观念都是人们依以理解语言的指导线索。即使人们用调和的方法把这些五花八门的定义堆砌到一块儿，恐怕于获取一个十分充分的语言定义仍然无所补益。决定性的事情始终是在此在的分析工作的基础上先把话语结构的存在论生存论整体清理出来。”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本质的“此在原则”带给我们的启发或许在于，我们应当竭力来发掘文本自身的整体性、丰富性与深刻性，找寻由文本的表意及表意背后所集结而成的世界的“在场感”。我们的思绪仿佛随着这一脉络飘至昆德拉所召唤从“最小的地方之中”发现“最大多样性”，从而成为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主张，这为作家和研究者带来深远的启示。中国作家是否带着情感、叙事的共情和共识，来怀抱叙述世界的雄心？黑塞的《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席特哈尔塔》《荒原狼》等均融入了广博的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典籍资源。我们如何以葆有文化自信与深切的认同感为基石，加入广义世界的脉络里，令原本陷入僵化的观念活跃起来。这需要我们怀抱着更加开放圆融的姿态，在创作与批评的往复对话中，生长出无限的可能性，联结起超越时空、民族的想象共同体。

可以为文学所容纳的元素，彼此之间并不排斥，而是共同汇入作家笔下，生发出牵动人心的审美效果。在这一过程当中，人们所体察到的既有个体之间的互动，也深蕴着生活的情感共鸣。作家格非在他的最新文集《云朵的道路》的开篇直言，自己始终期待着能够有读者可以真正发现他在“江南三部曲”、《望春风》等作品当中，所暗自传递出的对正在消散的江南家乡人文记忆的努力打捞，字里行间传递出的落寞，近乎“心碎”。或许在他看来，几乎没有人真正读懂《望春风》中的赵伯渝，其出走与重返之路与公子重耳的返乡之旅之间的对望，那是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动。也或许无人真正在意，他小说叙事当中，对江南的现代化想象与文化记忆、身份认同等问题所采取的“田野路径”。直至日本学者关根谦译介小说《人面桃花》时，尝试对格非小说中所出现的地名，与地图逐一对标确证，并展开想象与现实之间的探讨与研究，为其平添了些许慰藉。在文集中，格非以大量篇幅吐露了自己写作的奥秘，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作为写作者的怅惘。当我们反复拆解、建构他在文本中所承变的古典元素和清丽修辞时，是否也注意到，在其草蛇灰线笔法背后的精神隐线的背后，也传递出对中国江南市镇的深刻关切，以及从江南望向世界的坚执与用心。

我们需要具备对文字的“切身感”和“现场感”，同时，也要警惕“狭小”的“自我周旋”，以及滑向只提出问题而不解决问题的窠臼。“尽管已经站立在书架上的那些文本没有变化，然而其意义对于我们则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因为我们在阅读这些文本时拥有不同的文化视域，而且它们每次对我们的刺激所产生的审美效果也不尽相同。”在不断变化的生活中，保持对文学的热忱，对真实问题的追求，在共识与共情的积淀下，识别、实现个性化叙事与文学批评，一如在积雪的覆盖之下发现草的生长，在晦暗不明的旅途中，看见星星点点的希望。

贺与诤，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批评、小说与地域文化研究。主持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文化认同与现代化想象：格非小说流域书写研究等项目。在《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长城》《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文章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