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得一位有名的作家说过：“我现在读书总要拿来比到自己身上，于身亲的即是好，于身无益的即是不好。”此话有一半儿的道理。

        唤醒了过去四合院平房的记忆

        1935年6月5日，北平《世界日报》采访部主任贺逸文，与教育学专家吴俊升约好去吴家做个采访，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却出了大岔子。贺逸文在采访记里写道：“我曾经有好几次想去访问吴氏，可是总没有得到相当的机会。昨天遵照约定的时间，到他家去访问，可是我将门牌记错了，在别的人家纠缠半天，耽误了很久的时间。起初我照着错记的门牌找着了，那家人雇了几个厨子在院子中做菜，预备过端午节的。我虽然很谦恭地叩门，仍是遭了门人的白眼。旋承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告诉我说：‘对门那家姓吴，在学校作事。’我就走到那边去，拉了很久的铃，不见人出来，便贸然地推门进去。几个泥瓦匠在修理房屋，这是很破旧的院子，我不大相信吴氏会住在这种地方，可是既已来到就不妨问问。经院中站着的那个人半理半不理地喊了一声‘北屋有人找’后，出来一位小脚太太。”

        打断一下贺逸文的采访，因为一声“北屋有人找！”非常传神，典型的老北京味。这五个字唤醒了过去四合院平房的记忆——“你还不知道吧，东屋新搬来一家”“这是南屋的晚报，你看完了给人家还回去。”“这个月该轮到西屋王家算水电费吧？”楼房普及之后，这种爱搭不理的喊声几近绝迹。

        贺逸文接着写道：“我因为怀疑，所以问她，‘吴俊升先生住在这里吗？’她点了点头便要一张名片进去，于是使我的怀疑动摇了。过了一会出来说：‘吴先生不见！’我因为是事先约好的，当然很诧异，所以我问她说：‘不是约好了的吗？’她才说不知道。我再仔细地说了一下姓名，大家才知道错了，相顾地笑了。”

        贺逸文到底找对了吴氏的住处，“那是一所很大的楼房，大概他是与别人分租的。”“按了下门铃后，一个操着吴语的女仆问了来意，匆匆地进去通报，便被让在客厅。”“墙上挂着胡适同王青芳的字画，越发显得雅致。”

        贺逸文的“学人访问记”，2020年由商务印书馆集结成书，书名为《北平学人访问记》。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1935年至1937年，采访者贺逸文，受访者56位。第二部分为1945年11月至1947年1月，采访者为记者王景瑞，受访者15位（其中徐炳昶和王桐龄是重访）。我所感兴趣的是采访记里的闲文闲笔，尤其是学人们的住所。贺逸文的采访，有个规律，凡居住于胡同的，只说西城东城个大概位置，从来不说具体的胡同名字和门牌号码，使我的好奇心没有着落。凡是采访地点非私宅，贺逸文便毫无保留。

        同年代的《世界画报》也有类似的学人及社会名流采访记，篇幅少得很，却每期有学人在室内或院子的照片。稍晚年代的《国民杂志》辟有“古城文学家”专栏，一两百字介绍加上王青芳的木刻肖像或照片，只能算作小传。

        贺逸文的采访记多有对屋院环境及室内陈设的描述，还有对受访学人外貌脾性穿着的印象，使得采访记生动活泼，读来如临其境。贺逸文称许地山为“研究印度哲学”的学者，而我小学课文学的是《落花生》——“我们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说。让它荒芜着怪可惜，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做花生园吧。”

        贺逸文描述了许地山的小四合院，书房，大写字台，转椅靠椅和躺椅，走马灯，卡片箱子，“许氏穿着一件灰色哔叽面的皮袍，礼服呢鞋，同短短的胡须……虽然他不见得比普通留学生少受过外国的熏陶，这种装束，却淹没他的那个过程。一幅沉默的面孔，配着他的服装，宛如画中的道士。”我在小红书上找的一张许地山全身照，与贺逸文形容的毫厘不爽。

        受访者均为各学科的翘楚

        《北平学人访问记》受访者均为各学科的翘楚，区别只是世俗滤镜下的名头大小。对于受访者的专科本业，凡浅显易懂者我下面会作些摘要。本书序言称贺逸文“先后访问了北平的56位学者，后期并为学人配有素描小像”。素描小像只有在原报纸上得以一观学人风采，而在书里似乎仅《社会学家潘光旦》里提到一句“我们坐定以后，为得便利起见，首先由旦问给他画像”。

        音乐家柯政和在采访里讲：“在我国过去的学校，对于音乐这一门课程，不重视，所以学手工、图画、体操等，被称为‘小四门’。同时因为这种人才很缺乏，音乐教员竟可以支双薪。”我记得上小学中学时有音乐课，无所谓成绩好坏，中学时班上有个同学父母都是音乐学院老师，音乐课时他上去弹了几下风琴，把同学们震住了。这个同学后来做起了家庭钢琴教师，他篮球打得也出色，六十几岁还打呢。我听说钢琴家的手很娇贵，甚至要投保的，不知这位多才多艺的同学如何钢琴与篮球兼而得之。

        外科医学专家刘兆霖著有《实用绷带学》《外科各论》等书，直奉战争中“曾参加军事救护”。刘兆霖对内外科及中医均持有严谨且开放的看法，他说“外科与内科，在医学上是两个大的分野，若用辞句来分别的话，就是药力达不到，非用刀割医治的疾病，是属于外科……不过，这也仅只是一个大概的区分，实际内外科仍是有很多不可分的关系。”去年我患病，频繁进出医院，除了听医生的，也听病友的，加上上网查，从中汲取合理（合乎逻辑）的部分。有病友称：“有希望的进外科，没希望的进内科。”有医生称“他（某权威）不动刀呀！”这两句话于我振聋发聩，虽然略显偏颇。

        《有机化学专家赵学海》这篇采访，如果只看“有机化学”这几个字，我肯定是略过不读的，但见小标题里“养金鱼是他唯一的嗜好”顿时来了兴趣。很早以前我也养过金鱼，非常下功夫，买了养鱼的书，甚至从公园买来两口鱼缸搬上三楼。我明白金鱼得从上面往下俯观才看得出金鱼之美，而热带鱼得用长方形的玻璃缸从侧面观赏才显出美来。赵学海住在四合院，“那些金鱼，都是从中山公园买来的鱼种，所以形色很多，与中山公园的鱼缸，有异曲同工的意味。”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的金鱼那是从皇宫里传宗接代的名贵品种，有专门的老师傅伺候，可见赵学海养金鱼的水平不亚于他的“有机化学”本业。我养金鱼之所以失败得很惨，原因之一是养金鱼的水不对，楼房用的是自来水。之二是瞎给金鱼喂食，脑子总幻想着“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四合院美景。

        梦幻与现实交织的一百年

        《世界日报》刊发的采访《北大国文系教授沈从文》是在1946年10月深秋时节，沈从文乃“8月27日乘飞机自昆明抵北平，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入住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房号为18，老朋友朱光潜、冯至等也在此居住”。早于《世界日报》几天，《益世报》发表了姚卿详的《学者在北大》，像是个系列采访。“访问沈从文是在朱光潜以前，因为子冈先生早在他刚到北平的时候写过一篇沈先生的文章了。”这两篇采访，《世界日报》平铺直叙，《益世报》则锋芒毕露，殊不知沈从文即将成为漩涡里的人物了。

        今夏一个偶然的原因写了《沈从文与颐和园霁清轩》，顺藤摸瓜又知道1925年沈从文在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当过图书馆管理员，沈从文写道：“北平石驸马大街熊府，和香山慈幼院几个院落中，各处都有秉三先生（熊希龄）手植的树木……”七勾八连，时空交错，我的幼儿园三年小学六年是在石驸马熊府（石驸马大街第二小学）度过的，我的幼儿园毕业评语是熊希龄侄孙女熊秀琴老师写的，现在又知道沈从文来过石驸马大街熊府，啊，梦幻与现实交织的一百年。

        我于敦煌着迷，始于藏经洞传奇的故事。前不久内人随旅行团去敦煌莫高窟，我问她去没去藏经洞，她说那么多洞，都长得差不多，什么藏经不藏经的，我跟她讲藏经洞的神奇，她还是茫茫然，称敦煌最有名的不是壁画吗。内人跟郭传璋学过画，我跟她讲张大千，尤其是常书鸿与敦煌的故事，她才稍微听得进去一些。

        《北平学人采访记》最后一篇采访是1947年1月《北大史学系教授向达》。我注意到采访里这一段：“向先生在民国三十一年时，曾到过一次敦煌，从事考察工作。以后中央研究院又派他去了一次，在那里的旅馆里住了五个月，所获得的资料相当丰富。”“向先生说：‘敦煌所发现的资料，都保存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不过，好的材料和发现却流传到国外。’”记者王景瑞也随着感叹：“现在我们保存有的敦煌材料，还是外人运不走的糟粕，经我们捡回来的呢。”

        最后这篇采访末尾一段——“向先生送记者到屋门口，东半天的树梢头已挂上一轮初升的月亮。但是，月亮的光辉却非常黯淡。浓阴了一整天的空际，似乎浮游着密密的云片，没有一点晴意。记者冒了夜风，踏出了黯黑的小巷，但是向先生那深沉的静默的影子，还映在记者脑幕上不去。”相隔着半个世纪，仿佛窥见了王道士和斯坦因、伯希和们偷摸交易的敦煌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