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中文系课程的制定与实践(1938-1948）
近代以来，随着科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西方教育体制逐步取代中国传统教育方式，大学承担起科学与文化的教育职能，开展专业的教学和研究课程，培养现代知识人才。大学课程科目繁多，由各校自行制定，呈现出不同的办学特色，但有时不免显得紊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公布了新的《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整顿教务，统一标准，强化对大学教育的管理。教育部先后于1938年、1944年和1948年召开大学课程会议，结合各方专家的建议和各地院校的实践反馈，来修订大学课程科目表。课程制定与文学教育形成了有趣的互动，各方专家积极参与讨论，展现出不同的学术思路和教学旨趣，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一 、 共同必修课与教育性质的不同看法
1938年9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统筹规划大学课程，拟定各院系科目表，并要求各院校整齐划一地执行。教育部提出规定统一标准、注重基本训练、突出精要课程三项原则，其目的“不仅在于提高一般大学课程之水准，且期与国家文化及建设之政策相吻合”［1］。之后，教育部公布了《文理法三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和《农工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又于次年8月公布《文理法农工商各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要求各地院校按照部定科目表进行教学。
教育部推行共同必修科目表，注重学生的基本训练，认为分系不宜过早，大学一二年级以共同必修课为主，先培养学术基础，再进入专门训练，避免过分专业化带来偏枯之弊。文学院的共同必修科目包括国文、外国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论理学、哲学概论、科学概论、数学及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任选一种）、社会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任选一种）。自然，党义、体育及军训，均为必修科目，但不计学分［2］。
针对共同必修课，各专家围绕通才教育与专才训练的问题提出意见。1941年，受高等教育司吴俊升约请，朱自清作《论大学共同必修科目》，以清华大学共同必修科目表为例，分析其利弊得失，并针对当前教育现状提出建议。大学教育有基本训练和专门训练之分，文理法师范各学院偏重基本训练，工农商各学院则偏向专门训练。朱自清站在文化教育的立场，指出共同必修科目应注重基本训练，大学生要有广阔而坚实的知识基础，专门训练不宜太早，否则缺乏基础知识，其结果只是囫囵吞枣［3］。朱光潜谈及共同必修课的不足之处，认为注重基本训练，仅得其貌似，而注重精要科目，又与事实相距甚远。现行课程的弊端在于科目繁多而年限短促，部定大学一二年级必修课与高中课程多有重复，既花费时间，又难以提起学生兴趣。如此状况，要么充实高中课程，使之担负起基本训练的任务；要么废高中，添设大学预科，将共同必修科目纳入预科［4］。季羡林于1946年从德国回到上海，关于共同必修课，他也认为除了外国文和社会科学，其余课程对文学系学生并无学习的必要，不知为何还要冠以必修。如国文、历史两门与中学课程不会有多大差异，不用再花费一年时间学习；而自然科学对文学院学生来说，除了掌握一些常识外，亦无他用。大一共同必修科目，“这只能浪费学生的时间，缩短学生学习专门知识技能的期限”［5］。
在共同必修课中，大一国文与中文系课程的关系最为密切，也是讨论最激烈的科目。1940年，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专设大一国文编选会，魏建功为召集人，联合朱自清、黎锦熙、伍俶傥、卢前和王焕镳，一同商议大学国文选目。1942年，编选会从“了解、发表、欣赏、修养”四个教学目的出发，希望选文可助学生实现“养成阅读古今专科书籍之能力；能作通顺而无不合文法之文字；能欣赏本国古今文学之代表作品；培养高尚人格，发挥民族精神，并养成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之观念”等目标。选文标准拟定有三：“酌量避免与中学重复；生人不录；时代后排，文体后分，四部不论。”［6］此标准显然有可商榷之处，也造成了选目“重古薄今”的弊病。
国文选目公布后，便引来各方关注。据朱光潜统计，若以时代分，周秦两汉共三十篇（占全部二分之一），魏晋南北朝共十三篇，唐宋明共十七篇（内有诗五篇）；若以类别分，经十二篇，子七篇，史十六篇，此外集部杂著二篇，序四篇（已列史者不计），词赋（连铭在内）五篇，奏疏（连对策在内）三篇，书牍二篇，杂记三篇，墓表一篇，总共六十篇。朱光潜对此选目颇为不满，“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朱光潜从自身学习和写作经验谈起，认为最使他受益的不是经子骚赋，而是史传和唐宋的散文，但选目中唐宋以后的文章选得太少。他把大学国文看作一种语文训练，不该只灌输学术思想与文史知识，教材须精当，不宜深奥，且有法度可循，使学生读着就能受用。他还提议将写作视为本课程的主要目标，可从两条路径入手，一是立本，重视基础；二是示范，从文章规模、法度、技巧诸方面，精选范文。此外，选目应重视近代文，唐宋之后的代表作过少，且没有一篇白话文作品也是不合理的［7］。
关于大学国文的性质，魏建功、朱自清的看法与朱光潜不同。魏建功认为，“大学国文内容方面也是中国学术思想，也是中国文学，而形式方面主要的是语文训练”［8］。大学国文不仅培养学生的“能”，还要重视“知”，选文应兼顾内容与形式，不仅有助语文训练，还要使学生通过文学名著，更深切地了解本国文化。朱自清也提到，“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9］。要想使训练有效，就应有所侧重，重今以现代文化为主，全选语体文；重古以古典文学为主，集中于历代文学经典。这实际上就引出了文学古今之争的话题。
大学国文选目公布后，其复古倾向便招致各界批评。魏建功辩解道，“选目中无一篇白话文就足以构成‘复古’的嫌疑，似乎逻辑上说不过去”［10］。文言与白话虽有显著分别，但不该以此作为文化取向的标准，大学国文教材不应在古今时代不同的工具表现上争执。但从实际情况上看，大学国文全选文言，不选白话，确实不适用于现时教学。陈觉玄提到“（选目）应用一年以来，讲者学者两方俱感痛苦，不能不略抒所见”［11］。朱自清在被扣上“复古”帽子后，也深感痛苦，他辩解说，中学国文以周秦两汉文为主，大学教材为了连贯，不致脱节，所以重古［12］。但这一说法显然有些牵强，罗常培就当面和朱自清说，“选目有复古倾向，下学年暂不试行”［13］ 。杨振声也表达了不满，“大一国文的目的，不应单是帮助学生读古书，更重要的是养成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有善用文字的能力”［14］。古文不能让学生精确而恰当地表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容，不适合学生习作，所以他坚决主张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
实际上，朱自清和魏建功也认为选目有继续修订的必要，并在之后的教育实践中加深了对大学国文教育的认识。1944年，《大学国文选目》正式出版，教育部要求各大学一律遵用。部颁大学国文用书出版前，教材多由各校学者自行编写，如西南联大就由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组成大一国文编纂委员会，商定国文用书。大学用书公布后，各大学教材逐渐趋于统一。不过，徐中玉谈到当时几所大学并没有遵用，一部分原因是不愿意采用别人编选的本子，但更主要的是“由于部定本在实地教学上不但多困难，而且也很少效果”［15］。
二、中文系课程的讨论与修订
课程制定是学科教育的重要环节，关乎教学的质量和成败。何为必修？何为选修？都需要经过学理的探讨和科学的考量。1938年，中文系课程草案由朱自清和罗常培拟定，再由教育部送请各校专家学者签署意见，根据大学课程会议的讨论结果，教育部颁布了中国文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
选修科目表包括中国哲学史（6）、西洋哲学史（6）、中国近世史（4）、文学概论（3-4）、中国地理（6）、训诂学（2-3）、古声韵学（3）、中国文法研究（3）、佛典翻译文学（3）、小说戏剧选读（3）、文学批评（4）、传记研究（3）、中国修辞研究（3）、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2）、诗史（3）、小说史（3）、戏剧史（3）、应用文（3）、西洋文学史（6）、外国语（6）［16］。科目表颁布后，各院校专家学者对此展开了激烈论争。
首先是关于中文系分组的问题。
朱光潜认为“大学本科中国文学系不必分组，文学与语文科目宜并设，学此可兼修亦可侧重”［17］。各国学术自有其背景和传统，现制中文课程参照西方观念，倡导文学独立，将中国文学史、文选、诗选、词选、曲选等作为主要课程，这些科目多属集部，与中国传统治学方式迥异。文学在西方较为独立，但在中国，文学不能脱离经史子。 “经史子为吾国文化学术之源，文学之士均于此源头吸取一瓢一勺发挥为诗文。”朱光潜强调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先穷经明义理，次则历史与周秦诸子，再旁及集部。程千帆同样认为“四部之籍，非文学一史所得而详”［18］，应恢复“国学概论”，使学生通晓四部源流，具备应有常识。而关于语言文字学，朱光潜认为中西方传统有所不同，西方重在援引实例，推求语言变迁规律，中国则偏重古籍。古之学者对经史子极为娴熟，然现制课程对经史子一概抹杀，徒设“古文字学研究”“古音研究”“训诂学”等。不读古籍，初学者难以入门，应讲授《说文》《尔雅》《广韵》等书，简要通识形声义知识，再辅之以近代语文科学的方法。
朱自清解释分设文学和语文两组的原因在于，中国语言文字学近二十年来突飞猛进，应训练人才适应此新兴专业，且已有大学取得了成效。语言文字科目虽未尽妥善，但其目标在于两组兼筹并顾，使学生融会贯通，不致偏废。而朱光潜所言经史子集并重的意见，虽有其历史背景和传统，但如今时代不同，经学已然不为单独门类，分别归入哲学、史学和文学，其内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朱光潜坚持以国学为主，遵循中国传统治学之道；朱自清则秉持文学发展观，结合现状，批评性地继承传统学问理念。二人在中文系课程讨论中，表现出对治学传统和文学教育的不同看法。
罗常培虽为科目表草拟人之一，但课表公布后，他发现语言文字组的课程设置与原有意见相差甚远。一是科目的性质、内容、范围模棱两可，文学组、语文组以及师范国文系都设置了语言文字学，各分系对此课程的要求不同，却都设置为3学分；再如语文组的“古音研究”为必修4学分，文学组又有“古声韵学”选修3学分，科目分野不清，易让人疑惑。二是各组科目之偏畸，如文学组未设置“声韵学概要”，忽视了声韵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若毫无音韵常识，根本无法通晓古近体文学［19］。
其次是关于书籍选目与学生阅读的讨论。
程千帆批评“中国专书选读”所标举的书目“轻重无当”。科目表所列群经子史，毫无别择，古人虽以经史子集区分门类，但其间既无绝对界限，亦无优劣之分，表中只有经史子，缺少集部， “此则拘虚之谬也”。且史部书籍于四史之外，单列晋书，而不列编年本末史书，也是不合理的。他提议专书选读不以群经子史分类，所选古籍不应限制，可统计各大学选书，以便确定古籍中究竟以何书最为适宜［20］。
佘贤勋也赞同“中国文学专书选读，不必限定专目，应认各校之人才而定”［21］。学问无须整齐划一，学生各有专长，因材施教，才能拓展学生所擅长的才能。汪辟疆将“中国文学专书选读”视为本系的中坚科目，而科目表中“群经诸子”和“四史及晋书”，前者失于笼统，后者轻重失当，应严格选取专书二十部，分为经传、诸子、史籍、文翰、文史评、字书六目，按目列出，以示标举［22］。朱自清也认同学生要多读专书，但古今专书太多，要想通读历代古籍名著，除非取消别的科目，但这样做显然太专固了［23］。
读写相长，其三就是关于习作问题的论争。
程千帆认为各体文习作（包括古代现代各体）有两点可商榷，一是本来之不足，二是标举之不当。按照中学课程标准，初中习语体，高中应能作浅近通顺之文言文，中文系学生专攻中国文学，应对历朝文体有所涉及，况且古代文体多为新文学人士所鄙弃，如不重视习作文言，后辈更难以欣赏古代文学。程千帆以古体习作为重，不同意把时间精力耗费在语体练习上，并质疑选修课“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与习作”附有习作，而诗词曲却没有。
朱自清则坚持开设现代文学课程，“据现在的环境和青年的修养，有创作才的学生走现代文学（白话文学）的路子，自然事半功倍”［24］。朱自清注意到外文系学生对新文学创作的贡献颇多，中文系较为复古，外文系更为开放，便于了解东西方思想，并创造今日之文学。朱自清就曾赞成有志于创作的李健吾改读外文系，而今重视语体文学习，同样是希望中文系学生在新文学创作上也有所作为。
程千帆还指出中文系的两大弊病：“不知研究与教学之非一事，目的各有所偏，而持研究之方法以事教学，一也。不知考据与词章之非一途，性质各有所重，而持考据之方法以治词章，二也。”［25］这里涉及到中文系教育在研究与创作上的问题。所谓考据重知，词章重能，考据重实证，词章重领悟。新文化运动以来，考据作为科学方法风靡一时，大学教学受其影响，着重理论实证，忽略文学创作能力。二者理应平行并重，但中文系在教学与研究上的混乱、考据与词章上的失重，造成知与能的失衡，也就无法造就通才。
各院系科目表的制定对大学教学和研究关系重大，围绕中文系科目表的论争也旨在完善中文教育课程制度，但课表颁布之际，正值抗战军兴，各院校纷纷内迁，教学秩序混乱，教育部的课程规划更难执行，许多学校因地制宜，结合当前办学条件，自行修订课程表。待大后方稳定下来后，教育部根据各地院校的教学实践，再次修订大学课程表。
三、各大学的实践与反馈
1944年8月1日，教育部召开第二次大学课程会议，修订了《大学文理法师范四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及《分系必修选修科目表》。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及师范学院国文系由汪辟疆、汪东作为召集人，另有罗根泽、伍俶傥、魏建功、卢前、陈石珍、相菊潭、戴应观、温子瑞、段天炯参与讨论，所修订的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如下所示：
课表中的“专书选读”书目包括，经典7部：《论语》《孟子》《周易》《尚书》《诗》《礼记》（附大戴礼）《春秋左氏传》（附《国语》《战国策》）；
诸子6部：《荀子》《庄子》（附《老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
史籍6部：《太史公百三十篇》《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水经注》《通鉴》；
文翰4部：《屈原赋》（附宋玉以下）《文选》 《杜诗》《韩文》；
文史评2部：《文心雕龙》（附诗品）《史通》。
选修课程包括中国哲学史（6）、外国哲学史（6）、中国文化史（3）、国学概论（6）、中国沿革地理（4）、目录学（3）、校勘实习（3）、佛典翻译文学（3）、语言学（4）、文学批评（4）、传记研究（3）、修辞学（3）、中国文学专史研究（3）、第二外国语（12）。其中中国文学专史研究包括散文史、骈文史、诗史、词史、曲史、小说史、戏剧史七科，各校可以根据本校专家情况开班，凡选读一科，即可认定为中国文学专史研究［26］。
1945年5月，教育部通令全国各大学及独立学院对于现行大学科目表，根据各自情况，详加讨论，并提出五点修订原则：注重主要科目；科目集中；学分数酌减；凡属不十分必需之科目改列为选修；选修科目亦不可太多［27］。截至1946年2月，共有40多所院校呈送了反馈意见，经整理后，再邀请专家进行商议。抗战复员伊始，大学科目表的修订工作也提上议程，各院校中文系的意见书，集中对科目和学分的设置提出建议［28］。
首先，关于新增设的“读书指导”，根据实施纲要，包括长历、疑年、纪元、史姓、室名、地理沿革、分类编号、检字、书目索引、辞书以及要籍目录等，所举书目多属工具书，偏重基础常识。汪辟疆赞同大一增设读书指导是必要的，“授以读书方法及要籍解题，俾先引起阅读兴趣，藉窥门径”［29］。丁易也认为“它是国文系入门的钥匙，引路的指针”，但内容太杂乱，未能明确读书任务，要籍目录也无法囊括本课程的全部内容，如应指导学生阅读新文艺作品，“近二十年来的中国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应该好好的慎择约选一番，编一目录（最好附上一个批评目录），使学生知所取择，不致泛滥无归”；还应阅读外国作品，明确外国文学的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30］。
从各大学的反馈来看，西南联大认为“读书指导”不应列为必修，东北大学、桂林师范学院也主张取消此课程。贵州大学提出应以“国学概论”或“文学概论”取代之，认为“读书指导”难以囊括专门之学，或以为是浅显书籍，难以引起学生的重视。河南大学则提出应以选修中的目录学替代读书指导，因为目录学包括读书方法，如何书最应读及如何读等。
接下来便涉及目录学的讨论。汪辟疆将目录学视为“治学治文必要之工具”［31］，其用途有二，一在治学涉塗，二在辨章学术。西北大学意见书提到“目录学使习者窥知国家之门径”，也提议将目录学提为必修，若仅为选修，难以全面认识中国古今之学术。正如程千帆所言：“目录之学，先儒所谓入学之门，盖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旁及版本别择，文字从违，胥足以通古今之邮，为呫哔之助。”［32］ 目录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方法，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将目录学、国学概论列为重要课程，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表现。汪辟疆提议：“二年级增设国学概论，授以经史、诸子、文翰、源流、派别、家法及要义，俾窥四部厓略。”［33］古籍经典蕴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兼习国学经典，可以修身，可以治学，可以为文。中正大学也提议，“似宜列诸子概论、群经概论为必修”。
与国学方法相对应的是关于“文学批评”的看法。程千帆曾就1939年版科目表中“文学批评”提出，“考文学批评一词非吾土固有，则此不加冠词者，乃所谓西洋文学批评之原理无疑矣。”他认为科目表中西洋文学比重较多，造成中文无以自立，是为本末不揣的弊病［34］。汪辟疆也认为“文学批评”应当删去，既然有中国文学批评，则此科重复；如文学批评是介绍西方新说，亦有文学概论可连类触及［35］。但各大学的反馈意见则建议提高学习文学理论的重要性。厦门大学认为应将选修中的“文学批评”改为必修。大夏大学也主张“文学批评”为文学之重要部门，应列为必修，于三年级或四年级讲授，外文系就将其列为必修，为何中文系仅为选修。金陵大学提请增设西洋文学概论，西洋近代文艺思潮等选修科目。
近代以来，受西学思潮的影响，中国文学的治学之道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中文系学生不可不知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文学批评”代表西方治学理念，与传统学术以目录学为基础训练的方法不同，各方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理论来改革中国学术方法，朱东润认为现代学术应具备世界眼光，就算是专门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也必须了解外国的理论著述，故而主张将文学概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列为必修科目［36］。
各地院校及专家学者都对部定科目表非常重视，1948年2月，教育部举行第三次大学课程会议，又修订了各院系科目表，决定精简必修科目及学分。课程设置与教学研究关系密切，对科目表的讨论依然热烈，通过学术讨论与教学实践，不断完善大学教育制度，也推动了各学科的发展。
四、大学用书的编辑与审定
除大学课程外，教材用书也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环节。1940年，教育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共同讨论大学用书编辑计划及办法。顾毓琇谈到当前大学用书的现状，一是抗战以来，大学辗转迁徙，图书损失不可计量，大学用书急需加紧补充；二是大学教授因公共图书不能满足研究需要，且著述、稿件多散佚，应共同致力于编辑大学用书，希望在抗战结束后，能有许多合用的教材；三是大学用书应适合现时中国社会需要，当前教材多以西学著述的翻译为主，为建设国家起见，非常有必要用中文写成一套大学用书［37］。
随着会议的召开，各项工作也提上日程，委员会计划先编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用书，次编各系必修科目，再编各学系选修科目用书。为提高编辑工作的效率，依照大学学科类别分设各组讨论。由教育部征集各大学现用教材，再请特约专家五人参酌编选。文学院分组委员会中，国文有魏建功（召集人）、黎锦熙、伍俶傥、朱自清、卢前；外文有朱光潜（召集人）、梁实秋、张士一、林天兰、李儒勉［38］。大学用书的编辑方法有三种：一为采选成书，就已印行之大学用书，加以甄选，合用者继续使用并推广；二为公开登报征稿，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及各学系必修选修科目用书，都在征求之列，以收众擎易举之效；三为特约编著，约请专家编著各课用书，以求早日完成［39］。虽然教育部要求各大学必须采用部定大学用书，但实际情况并未如此，许多大学和书局另外编有各类丛书，而且部定用书中的绝大部分没能按时完成出书计划。
作为大学教材，部定大学用书在教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学用书的审查标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内容方面，教材应审慎精当，程度之深浅要合乎教学之用，取材之多寡要符合学分的要求，涉及实验和实习的科目，还应兼顾实际的指导作用。二是形式方面，应有目录，以篇章节目为次序，并在书末或章末附参考资料、研习问题或阅读书目。文体不拘文言或白话，运用外国名词时视情形需要附注外国原名，并在书末附索引及中外译名对照表［40］。
审阅程序分为初审、复审和校订三个步骤。初审由“国立编译馆”负责，再依照各科门类，由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公推委员或专家三人进行审阅，多数认为合格的书稿则进入复审，复审合格书稿由复审委员或其他专家公推专家一人加以校订［41］。以唐圭璋《词选》为例，此书为中文系第四学年必修课教学所用，由卢前和任讷负责审查，经审核校订后，在1945年列为大学用书。
唐圭璋、卢前、任讷曾一同在吴梅门下求学，吴梅曾这样评价众弟子：“余及门中，唐生圭璋之词，卢生冀野之曲，王生驾吾之文，皆可以传世行后。得此亦足自豪矣。”［42］唐圭璋词学修养过人，由他编选《词选》自然再适合不过。
卢前在审阅意见中称赞此书参考诸名家选本，持论公允，最为可取之处在于作者于每首词后均附“注评”，“注评虽不甚详，但已能扼要，非一般选本所可及也。”任讷也同意此书作为大学用书非常适宜，不过他以为“注评”过多似不必要，“注释多，固蛇足也，批评多，亦足害事”。因各人想法观感不一，编者虽费尽苦心评释，但难免被讲授者指摘，而且学生在欣赏作品时，容易被编者的观点所赘扰或局限。唐圭璋就此回应道：“编者附评释聊以帮助学者理解而已，至于见仁见智原在教者学者，固不致因此而受障蔽也。”［43］
柳无忌、曾昭鸿合译的《英国文学史》由吴宓和范存忠校订，吴宓认为“此书浅近易读，可作英国文学史一科参考之用，译文亦力求正确，惟直译太多，有时意义不明且有伤雅洁耳”。范存忠也希望译者仔细斟酌句中字序，以求畅达。书中所译文学史术语，大体可用，但因目前国内标准未定，应酌加注释，以便读者参详［44］。
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汇聚了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这确保了大学用书的质量要求，使之既适用于教学，又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准。“部颁大学用书”的出版，与课程标准相适应，推进了大学教材的规范化管理。国民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维持了战时高等教育的稳定进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战时期国内大学教材的匮乏局面，收效甚大。各方专家参与编译教材，促进学术交流与创新，为中国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中文系课程的学术取向与教育理念
教育部对大学教育的课程制定与教材编选，是在政府主导下，逐步推进高等教育的规范化管理，旨在提升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水平。自然，也表现出国民政府对大学的管控意图。闻一多就批评道：“大学的课程，甚至教材都要规定，这是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后才有的现象。这些花样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感。”［45］1940年，西南联大教务会议上，教授们纷纷反对大学课程整齐划一地执行，他们认为：“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46］但战时环境下，全国教学秩序一片混乱，教育部划定标准，邀请各方专家商讨大学课程的制定与实践，也有其必要性。黎锦熙谈道：“大学课程，本难全国划一，盖各校斟酌人地之宜，乃克举自由发展之绩也。然法令既布，但振宏纲，科目仅列名称，内容仅可伸缩，要在实施之际，确有经纶，本末始终，随宜支配。”［47］他认为教育部在统一法令时，还应当给予各大学自由发展的空间，教学内容可视各校情况自行修订。
纵观各方院校与专家学者对中文系课程的讨论，中文何为？以及如何为？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大学兼顾通才与专才教育，既是培养高深学问的地方，也要训练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1948年，朱自清谈到文学研究需要通才，学文学要比较中外、比较古今，还要从历史、哲学，以及社会科学各方面来了解，这是一种新的态度［48］。这里涉及到几重关系，都指向中文系教学的重要议题。中文系课程的讨论看似围绕科目的增减合并、学时长短及安排先后等问题展开，但从更深层次来看，反映出了不同的学术取向和教育理念。
首先是古与今、新与旧之间的矛盾。
在课程设置中，阅读什么书，习作什么文，往往会引出文言与白话之争的话题。中文系科目表重古薄今，引来许多人对其复古倾向的批评。丁易认为中文系的目标是“对中国旧文学的整理结算，对中国新文学的创造建设”［49］。但课程设置却完全沉陷在复古泥坑里，看不出重视中国新文艺的倾向。中文系注重传统文化教育，以学习古典文学为主，但全然以古籍为重，也不适应于当下文学发展的需要。朱自清将新文学引入大学课堂，鼓励学生习作新文学，这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在各大学的意见中，大夏大学还提议添设“现代中国文学”，为必修3学分，“现代中国文学，已有甚佳之成果，吾人不能将其从中国文学中割除”［50］。不过，早期新文学课程尚未形成系统的教学，难以引起广泛关注。对新文学课程持不同意见者，如程千帆，则认为：“吾国现代文体言，所受西洋文学之影响，实远过于前代文学沾溉。故以历史眼光论之，殆属脱节。此亦由不习旧体，即无法创变新体。”［51］程千帆对现代文体抱有偏见，认为中文系应以旧体文学为重，这种保持文学发展承续性的做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新文学的创作是大势所趋，应在大学课程教学中给予肯定。西南联大是最积极实践新文学课程的大学，在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中，都肯定了新文学的价值。
其次是中与西之间的关系，即传统学问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参与课程讨论的专家中，不少人从本土意识出发，认为中文系应继承中国传统治学理念，在专书选读上以古籍经典为重，强调目录学基础，熟悉国学概论，而不应采用西式文学教育理念。他们在中西学术之间，提倡先中学、后西学的做法，表现出文化民族主义的倾向。
近代以来，现代大学的教育体制改变了原有的教育方法，传统治学理念不断受到西学理论的挑战。据杨振声回忆，朱自清早在1928年就注意到中文系和外文系间的鸿沟，并思考新旧文学接流、中外文学交流的新途径，以便为中文系创造新前途［52］。闻一多也曾提议将中文系和外文系合并，改变中西对立，各自教学的局面［53］。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与世界文学越发紧密，中文教育在传承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更应具有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要批判性地采用旧的，有计划地介绍新的，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
总而言之，中文系课程的争论都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文系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大学教育包容多元，在教学理念上要兼顾通才与专才教育，在培养目标上要注重知识与技能的结合，在教学方式上也要有熔铸古今、中外之方法，这都与中文系课程的制定和实践息息相关。前辈学人对中文系教育的贡献，极大地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他们对多项议题的讨论常读常新，需要后来人仔细体会。
注释：
［1］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0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教育部编印：《教育法令汇编 第4辑》，第50页，正中书局1939年版。
［3］朱自清：《论大学共同必修科目》，《高等教育季刊》第1卷第3期，1941年9月1日。
［4］［17］朱光潜：《文学院课程之检讨》，《高等教育季刊》第1卷第3期，1941年9月1日。
［5］季羡林：《论所谓大一共同必修科目》，《自由批判》第1卷第10期，1948年11月21日。
［6］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9月31日。
［7］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9月31日。
［8］［10］魏建功：《答朱孟实先生论大一国文教材兼及国文教学问题》，《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9月31日。
［9］［12］朱自清：《论大一国文选目》，《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9月31日。
［11］陈觉玄：《部颁〈大学国文选目〉平议》，《国文月刊》第24期，1943年10月。
［13］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18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4］杨振声：《新文学在大学里：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序》，《国文月刊》第28、29、30期合刊，1944年11月。
［15］徐中玉：《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参见顾黄初、李杏保编《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第91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6］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第600—601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括号中数字为课程学分，后文同。
［18］［20］［32］［34］程会昌：《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平议》，《斯文》第1卷第16期，1941年5月16日。
［19］罗莘田：《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中语文科目平议》，《语文》第6期，1939年。
［21］佘贤勋：《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斯文》第1卷第19期，1941年7月1日。
［22］［29］［31］［33］［35］
汪辟疆：《修订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意见书》，《中国文学》第1卷第3期，1944年8月。
［23］［24］朱自清：《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9月31日。
［25］［51］程会昌：《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国文月刊》第16期，1942年10月16日。
［26］《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必修科目表》《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选修科目表》，《中国文学》第1卷第4期，1944年11月。
［27］《关于报送现行大学各学院科目表研讨意见的训令》，参见蒲芝权，伍鹏程《贵州师范大学校史资料选集一——雪涯肇基》，第153页，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
［28］［50］《各大学科目表及审查意见等有关文书》，教育部档案五-566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本节下列各大学科目表审查意见均见于此，后文不一一标注。
［30］丁易：《谈“读书指导”》，《国文月刊》第43、44期，1946年6月。
［36］朱东润：《对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一点希望》，《星期评论》第11期，1941年1月26日。
［37］［38］［40］［41］《教育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会议记录》，教育部档案五-145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9］黎东方：《部定大学用书之编辑情形》，《出版界》第1卷第6、7期，1944年8月15日。
［42］王卫民编：《吴梅全集·日记卷》，第66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3］［44］《国立编译馆呈送大学用书编译稿件及教育部的审批意见等有关文书》，教育部档案五-1457（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5］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闻一多全集》第二卷，第43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6］王学珍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1 总览卷》，第17-18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7］黎锦熙：《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师范学院国文学系科目实施纲要》，教育部档案五-12303（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8］《文学考证与批评——朱自清昨在师范学院讲》，《世界日报》，1948年2月15日。
［49］丁易：《论大学国文系》，《国文月刊》第39期，1945年11月。
［52］杨振声：《纪念朱自清先生》，《新路》第1卷第16期，1948年8月28日。
［53］闻一多：《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刍议》，《国文月刊》第63期，1948年1月。
